日本書道概述

概述

提起書法，相信不少人會認為它是中國獨有的一門藝術。其實，書法在日本不僅盛行，更是人們修行養性的方式之一。

古代日本人稱書法叫「入木道」或「筆道」，直到江戶時代(十七世紀)，才出現「書道」這個名詞。在日本，用毛筆寫漢字而盛行書法，應當是在佛教傳入之後。僧侶和佛教徒模仿中國，用毛筆抄錄經書，中國的書法也隨之在日本展開。聖德太子抄錄的「法華經義疏」，就是受中國六朝時代書法風格影響的代表作。

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和尚從中國返國時，帶回了東晉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並將之推廣。

唐太宗曾下令收藏王羲之的作品，一時間使王羲之作品身價百倍，遣唐僧和遣唐使回國時帶回了大批王羲之的手跡。現今的「東大寺獻物帳」內收藏的二十卷書法集中，大部分是王羲之的真跡。唐張懷瓘「書斷·王羲之」，晉王羲之書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孫過庭的《書譜》也有入木之術。古代日本人尊王羲之為書聖，故將書法稱作「入木道」。日本人喜愛王羲之書法風格現於言表，他們親熱地稱王羲之為大王，稱其第七子王獻之叫小王。承繼了二王骨風的，是平安朝的真言宗創始人空海和尚。他與嵯峨天皇、橘逸勢三人被稱為平安「三筆」，空海的「聾瞽指歸」二卷更被指定為國寶。

平安中期，日本廢除了遣唐使，隨著假名(日本文字)的出現，書法也開始和化(日本化)，書法界又出現了小野道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世人稱之為「三跡」，「三跡」的書法成了後世書法的規範，並由此產生了多種書法流派。

和化書風創始人藤原行成創立了「世尊寺流」，歷經七世，由於墨守陳規，而失去吸引力，留於形式，書法也從以貴族為中心而轉向武士階層。書法不僅要求雄渾有力，也要求速度要快。於是出現了以藤原忠通為代表的「法性寺流」，其勢壓倒了「世尊寺流」。其後，後京極良經承繼忠通的風格，創立了「後京極流」。到了鎌倉時代又出現了寂蓮、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等書法大家。

日本把「世尊寺流」、「法性寺流」等總稱為「上代風格」，而將武士社會盛行的書法風格稱之為「武家風格」，其代表者是源賴朝、源義經、北條時政等將軍。

鎌倉時代，在與宋朝做生意時引進了宋代的書法。如臨濟宗大師榮西禪師就師承了黃山谷的風格，曹洞宗的道元禪師將張即之的書法介紹回日本。以京都五山、鎌倉五山的禪僧為中心的書法流派更是崇拜張即之和蘇東坡的宋代風格。其後，一山一寧等僧又將元代風格帶進了日本，為日本書法界增添了宗峰妙造大師、夢窗疏石等高僧的墨寶，世人稱之謂「禪宗風格」。「禪宗風格」長期流行於日本南北朝和室時時代的武士、官吏之間。

桃山時代，豐臣秀吉一統天下，使亂世造成的文化停滯情況得以恢覆，書法界出現了三名奇才近衛信尹、木阿彌光悅、松花堂昭乘，世人稱為「寬永三筆」。

江戶時代幕府獎勵儒學，「唐風」再度盛行。江戶末期出現了如市河未庵等職業教授書法的專家，「書道」就產生在這一時期，並成了日本固有藝道的代表。

書道簡介

書道是日本書法的綜合藝術，它追求意境、情操和藝術美。日本書法分兩類，一類是漢字書法，另一類是假名書法。

傳說

傳說日本天平年間光明皇后曾臨摹王羲之的《樂毅論》，王羲之典雅的筆風博得許多日本人的愛好，為世人所推崇。日本正倉院內收藏的王羲之書法作品是當年光明子嫁給聖武天皇時的隨身嫁妝。日本平安時代假名文字已經確立，迎來了書道的全盛時期。對於皇親貴族的子女來說，書法是必不可少的修身課。實用的書法轉變為技藝之道則是在日本鎌倉末期至室町時期。同其他的藝道一樣，書道界也產生了不少的流派。書道先驅藤原行創立的世尊寺派在眾多的流派之中享有最高權威。而後加入這一流派的尊圓創造了獨特的書法風格，創立了青蓮院流派。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青蓮院流派一直是和（日本）式書法的主要流派。不足的是日本室町時期的書道各流派均以秘事口傳傳宗接代，弟子只知墨守師風，卻無心提高書道水平。到了日本江戶時代這種傾向日趨嚴重。與此同時，隨著町民文化的發展，作為一種文化教養，日本人當中也開始普及書法。儘管他們的書法並不高明，但是畢竟從側面打破了書道界的沉悶局面。日本人採用臨摹的方法，學習書法名家的書法。

六朝書風

明治初期中國人楊守敬來到日本，他將中國的六朝書風傳如日本，如同一股春風吹進日本書道界。日本書道開始由尊重個性，保持流派傳統向注重自由表現的方向發展。不同與繪畫藝術，書法藝術是單純的點與線的抽象造型。執筆者的思想、感情通過富有彈力的毛筆得到具體的反映。為此，要求執筆者具有高超的技藝，高深的意境。

假名

日本的假名最初只是標寫漢字發音的符號，它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到了平安時期已基本定型。其中最先進的用法首推萬葉假名，經過楷（書）、行（書）、草（書）階段，擺脫了漢字的形體，成為平假名。成假名的書寫法稱草假名。當時，日本的男子主要使用漢字。假名只是女性使用的文字。所以平假名亦稱 「女書」、「女文字」。總之日本假名是萬葉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三位一體的組合。萬葉假名的楷、行二體稱「男書」，爾後改稱「真名」。「草」則是萬葉假名的草體，是男女共同使用的文字。日本平安時期社會上流行的女用文字「女書」也是由萬葉假名草體演變而來的。除以上假名以外，還有一種形似葦葉，酷似繪畫的文字，人稱「葦書」，關於葦書的問題日本學術界還沒有定論。

永字八法

「永」字即可包括書法的八個基本寫法。這八個基本寫法是側（點）、勒（橫）、努（豎）、趯（豎折勾）、策（短橫）、掠（橫折撇）、詠（短撇）、磔（捺）。

1、「側」意喻用筆需傾斜。

2、 「勒」意喻適時收筆，如同勒馬一樣。

3、 「努」意喻剛勁筆直、呈滿弓之勢。

4、「趯」意喻勾得有勁，形如跳躍。

5、「策」意喻提筆如風，運筆如揮鞭抽馬。

6、「掠」意喻瀟洒自如，如同婦女梳頭一般。

7、「啄」意喻象鳥兒啄木那樣，筆風向左急轉。

8、「磔」意喻圓滿收筆，筆風緩而有力的向右划下。

永字八法是我國後漢時期著名書法家蔡邕首先提出的，後經日本僧人空海傳入日本。

「三筆」

日本書道史上的三筆三跡被日本人尊為書法聖人。三筆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其中最出色的首推空海和尚。空海採用王羲之的風格，顏真卿的筆法，加上自己的獨創，形成獨特的書法筆法，被奉為入木道（書道）的開山祖。

空海的代表作有《風信帖》、《灌頂記》。嵯峨天皇楷書為歐陽徇風格。行書、草書則為空海風格。代表作有《光定戒牒》。橘逸勢的真跡未能流傳至今。《伊都內親王原文》不過是仿寫品而已。除此以外，本阿彌光悅、近衛信伊、松花堂昭乘為寬永三筆。隱元、木庵、即非為黃檗三筆。市河米庵、貫名菘翁、卷菱湖為日本幕末三筆。

「三跡」

日本式書道名家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被奉為三跡。他們的筆法分別稱為野跡、佐記、權跡。小野道風的真跡堪稱是日本書法的典型。代表作為《屏風土代》、《秋萩帖》。藤原佐理的筆風自由奔放，個性很強。代表作有《詩懷紙》。藤原行成繼承了小野道風的風格，是日本書法之集大成者。行書的書法溫雅、幹練，代表作有《白樂天詩卷》、《消息》。

成行還是書道寺「尊寺派」的始祖，一直受到人們的尊重。

單貼集帖

日本人練字時使用的單帖有以王羲之的《蘭亭序》、王獻之的《洛神十三行》為首的唐四大家的楷書。集帖有收入古今名跡的《開元帖》、《淳化閣帖》、文徵明收集的《停雲館帖》、董其昌收集的《戲鴻堂圖》、吳用卿收集的《余清齋帖》和《三希堂帖》。

墨跡

日本僧人的書法，特別是著名的禪宗僧侶手寫的認可證、偈頌、法語、字型大小、講道語、詩、眉批、書信等簡稱「墨跡」，在日本書道界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儘管它屬於日本書道的旁支，但是它那重視個性的發揮，重視修道和抒發禪宗風格，卻不過分追求書法本身優劣與否的超然書法風格，特別地受到日本人的尊崇。墨跡的自由奔放的書法風格作為禪的精神的再現，更是受到茶客們的推崇，收藏墨跡者甚多。我國宋、元名僧圓悟、克勤、虛堂、智愚、了庵、清欲的手跡以及日本鎌倉時期至室町時期的名僧大師國師、夢窗疏石、一休純宗的手跡均被日本書道界奉為傳世之寶。

筆

筆、墨、硯、紙堪稱「文房四寶」。中國秦代的蒙恬首先發明了筆。漢代又發明了紙。8世紀唐代的筆傳入日本。日本正倉院內收藏的17支完整的雀頭筆是日本最古老的毛筆。毛筆的種類很多，就形而論，有長鋒、短鋒、雀頭、雞爪、柳葉之分。就毛而論有羊、狸、兔、鹿、貓、馬、鼬之分。既有使用一種毛制的筆，也有使用兩種以上的毛製作的毛筆。

墨

中國首先發明墨。開始為墨丸、墨粉。後將煤、膠摻入其內製成比較堅固的墨塊。日本正倉院仍保存著唐墨、新羅墨。日本奈良時代的制墨法是由新羅（朝鮮）傳入的。日本平安時期紅州藤代、代江武佐墨最受歡迎。自江戶時代以來，奈良的制墨技術有了很大發展。墨有松煙墨、油煙墨之分，書法用墨最好使用純油煙墨。青墨為油煙墨。除此以外還有朱墨、茶墨。中國的古墨十分有名。明代的程君房、清代的乾隆御制墨都是珍品中之珍品。墨越沉越佳。剛剛製成的生墨沒有什麼價值。一般以求藏30至80年的沉墨為書法佳品。概括而言中國墨講究多用薄膠，墨的粘著力較差，用起來十分圓滑。而日本墨則講究少用厚膠，墨的粘著力較強，用起來十分豪快。

硯

直到平安時代，日本人仍使用陶制的風字硯、圓面硯。日本平安末期中國硯輸入日本。與此同時，日本國內也開始生產石硯。當時制硯石料多選自愛知縣的鳳來石、山梨縣的雨田石、宮城縣的玄昌石、山口縣的赤間石、京都的鳴瀧石。除用石料制硯以外，日本人還用泥、陶、瓦等材料制硯。硯有圓面硯、方硯、風字硯之分。

紙

公元610年高麗僧將造紙術傳入日本。後經日本造紙工匠鑽研琢磨，終於造出了堅韌、優雅的和紙。平安時代隨著各項民間工藝事業的發展，造紙業生產也得到促進。當時的造紙原料主要為楮、雁皮。有名的和紙產地有美濃、依勢、三河等，京都還設立了官辦的抄紙廠，名「紙屋院」。隨著造紙工業的發展，日本紙的種類不斷增多。當時日本已經能夠製造花紋的色紙及寫經用的紺色紙，用金泥、銀泥在上面寫經效果極佳。到了江戶時代町人文化興起，紙的需求量急劇增加。越前、土佐、出雲、伯耆均成為日本國風著名的紙產地。紙的種類已達50種。

今天日本的紙生產仍分手工製紙和機械製紙兩種。手工紙以雁皮、楮、三椏（黃瑞香）的樹皮為原料，由手工製作的日本和紙包括半紙、美濃紙、奉書紙、鳥子等。機製紙則以木材、馬尼拉麻的紙漿為原料，有堅固的泉貸紙、紙漿半紙等。日本人的書道用紙一般以半紙、畫仙紙為主。雁皮紙、鳥子、檀紙、麻紙則屬於高級書寫用紙，被視為珍品，不輕易使用。

落款

落款是表示書法書寫完結的一種形式。落款沒有統一的規定，既可寫本名、字、雅號，也可寫年月、干支、場所、贈者姓名等。日本人比較講究用「號」落款。也有的人只習慣用印落款。印章的材料多種多樣，有石、木、牙、角、水晶、陶器、金屬等等。古代日本人幾乎沒有在書畫上落款的習慣。只是到了釒兼倉時代，日本人接受我國宋代禪宗文化影響，才有了書成後落款的習慣。如果是自作詩，落款只寫文或號。如果是抄錄別人的作品則寫XXXX書。普通的場合要用三顆印即關防印（一種細長的印）、姓名印、號印。文字主要是篆書。然而日本人多願意在提高紙面的整體美方面多下功夫，卻不太拘泥於特定的書法形式。

裱裝

為了更好地保存、鑒賞字畫必須進一次加工。將字畫裱糊之後，可裝成捲軸，也可製成帖、額、屏風等等。中國宋代裱裝技術得到飛速的發展，裱裝技術傳入日本，帶動了日本裱裝技術的發展。日本室町時期社會上茶道大興，茶室用掛軸字畫的需求劇增，進一步促進裱裝技術的提高發展。當時日本的裝裱品種已經很多，有「真裱」、「行裱」、「明朝裝」、「大和裝」、「袋裝」等等。裱裝時往往使用十分豪華的絹織物，工藝也很講究。

小議書道

傳說日本天平年間光明皇后曾臨摹王羲之的《樂毅論》，王羲之典雅的筆風博得許多日本人的愛好，為世人所推崇。日本平安時代假名文字已經確立，迎來了書道的全盛時期。對於皇親貴族的子女來說，書法是必不可少的修身課。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青蓮院流派一直是和（日本）式書法的主要流派。不足的是日本室町時期的書道各流派均以秘事口傳傳宗接代，弟子只知墨守師風，卻無心提高書道水平。到了日本江戶時代這種傾向日趨嚴重。與此同時，隨著町民文化的發展，作為一種文化教養，日本人當中也開始普及書法。儘管他們的書法並不高明，但是畢竟從側面打破了書道界的沉悶局面。日本人採用臨摹的方法，學習書法名家的書法。

明治初期中國人楊守敬來到日本，他將中國的六朝書風傳入日本，如同一股春風吹進日本書道界。日本書道開始由尊重個性，保持流派傳統向注重自由表現的方向發展。不同於繪畫藝術，書法藝術是單純的點與線的抽象造型。執筆者的思想、感情通過富有彈力的毛筆得到具體的反映。為此，要求執筆者具有高超的技藝，高深的意境。

日本的假名最初只是標寫漢字發音的符號，它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到了平安時期已基本定型。其中最先進的用法首推萬葉假名，經過楷（書）、行（書）、草（書）階段，擺脫了漢字的形體，成為平假名。平假名的書寫法稱草假名。當時，日本的男子主要使用漢字。假名只是女性使用的文字。所以平假名亦稱"女書"、"女文字"。總之日本假名是萬葉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三位一體的組合。萬葉假名的楷、行二體稱"男書"，後爾改稱"真名"。"草"則是萬葉假名的草體，是男女共同使用的文字。日本平安時期社會上流行的女用文字"女書"也是由萬葉假名草體演變而來的。除以上假名以外，還有一種形似葦葉，酷似繪畫的文字，人稱"葦書"，關於葦書的問題日本學術界還沒有定論。

日本書道史上的三筆三跡被日本人尊為書法聖人。三筆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其中最出色的首推空海和尚。空海採用王羲之的風格，顏真卿的筆法，加上自己的獨創，形成獨特的書法筆法，被奉為入木道（書道）的開山祖。空海的代表作有《風信帖》、《灌頂記》。嵯峨天皇楷書為歐陽徇風格。行書、草書則為空海風格。代表作有《光定戒牒》。橘逸勢的真跡未能流傳至今。《伊都內親王原文》不過是仿寫品而已。除此以外，本阿彌光悅、近衛信尹、松花堂昭乘為寬永三筆。隱元、木庵、即非為黃檗三筆。市河米庵、貫名菘翁、卷菱湖為日本幕末三筆。

日本式書道名家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被奉為三跡。他們的筆法分別為野跡、佐跡、權跡。小野道風的真跡堪稱日本式書法的典型。代表作為《屏風土代》。藤原佐理的筆風自由奔放，個性很強。代表作有《詩懷紙》。藤原行成繼承了小野道風的風格，是日本書法之集大成者。行成的書法溫雅、幹練，代表作有《白樂天詩卷》、《消息》。成行還是書道寺"尊寺派"的始祖，一直受到人們的尊重。

日本人練字時使用的單帖有以王羲之的《蘭亭序》、王獻之的《洛神十三行》為首的唐四大家的楷書。

日本僧人的書法，特別是著名的禪宗僧侶手寫的認可證（證明傳道給弟子或承認弟子通達佛理的證明書）、偈頌、法語、字型大小、進道語、詩、眉批、書信等簡稱"墨跡"，在日本書道界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儘管它屬於日本書道的旁支，但是它那重視個性的發揮，重視修道和抒發禪宗風格，卻不過分追求書法本身優劣與否的超然書法風格，特別受到日本人的尊崇。墨跡的自由奔放的書法風格作為禪的精神的再現，更是受到茶客們的推崇，收藏墨跡甚多。

江戶時代書法

在早期，本阿彌光悅、松花堂昭乘給和樣帶來新生命；中期以後，吸收明朝書風的唐樣迅速普及；幕末，產生良寬的清純書風。但從整體上看，很少推出有價值的作品以取代古代和中世的典範作品，也許應該在向民眾廣泛普及這一點上，尋找該時代書法的意義。

早期進入17世紀後，書法領域出現古典復興的新風氣，產生近衛信尹的男性書風。與信尹並立的知名書法家是本阿彌光悅，他作為書家而活躍的年代是17世紀初，即他的晚年。光悅在傾慕前代書風的同時，吸收宋朝書風的要旨，推出富有頓挫和濃淡變化、從而產生豐麗量感的獨特裝飾書風。其書風之美，在宗達作金銀泥底繪的《四季草花下繪和歌卷》（翻山紀念館）、《鹿下繪和歌卷》（熱海美術館等地）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松花堂昭乘（1584～1639）在繪畫領域也有非凡的才能，作為書家則傾慕空海，推出堪稱新大師派的書風，又對程式化的青蓮院派注入新生命力，開創沈本派。他的書風形體整然，淬厚近人。信尹、光悅和昭乘因都活躍於寬永年間，且成就各—而影響相當，遂並稱寬永三筆。

進入中期後，和樣書法再度出現停頓狀況。僅有近衛家熙（1667～1736）深入研究和漢古書跡，被譽為「稀世善書者」。但他的本領在於臨書，缺乏創造性。繼承青蓮院派的御家派和樣書法，被採用為幕府的公文書體，廣泛普及民間，但因過於強調實用，致使缺乏藝術性。

中國書風系統在江戶早期，僅僅沿襲前代的五山樣，唯有武家出身的文人石川丈山（1583～1672）的隸書值得注意。進人中期後，以明朝滅亡為機緣來日的隱元（1592～1673）、木庵(1611～1684）、即非（1616～1671）等黃梁僧人和儒學家朱舜水（1600～1682），介紹了明朝書風，被稱為唐祥的新書風，在知識人士中開始流行。唐樣這一用語，廣義上有時指全部中國書風，但一般指江戶中期開始的這一新書風。在唐祥書家中，首先應提到的是北島雪山（？～1697）。他原為熊本的藩醫，曾在長崎向黃梁僧學書，又從清人俞立德處接受明朝文徽明的書法，從而推出格調高雅的書風。毯的書風又為細井廣澤（1658～1735）繼承。此外，著名儒者荻生徂來（1666～1728）的奔放草書，學者兼政治家新井白石（1637～1725）的秀潤行書和楷書，堪稱江戶中期唐樣書法的代表。

進入後期以來，唐樣書法與文人畫同時滲透到各地崇拜中國文化的知識人中間，出現多樣的發展。他們不僅研究明朝書法，而且遠溯晉唐未書風進行廣泛研究。著名漢文學家、歷史學家賴山陽（1780～1832）的書法充滿才氣。江戶的龜田鵬齋（1752～1826）的書風有奇趣。江戶的市河米庭（1779～1858）、卷菱湖（1777～1843）、京都的貫名海屋（1778～1863）被稱為慕末三筆，他們有系統地研究了中國的各種古今法書而自成一家，門下聚集著眾多弟子。比如晚年的市河米庵，據說擁有包括大名、僧倡在內的門人達5000人之多。由此可以窺見唐樣書法在幕末的流行。

但是，比這些儒者書家更受推崇的，是三位僧人書家：寂嚴（1702～1771）、慈雲（1718～1804）、良寬（1757～1831）。他們分別是備中、河內、越後的有名僧人，其書風與職業書家不同，都是為了自娛而揮寫的，筆法不拘形式，清高脫俗。其中最著名的良寬是神官之子，約22歲出家，在備中玉島圓通寺僧國仙指導下修樣，還出遊於四國、九州。38歲頃歸里，以後定居越後，終生處於「多逸話、超世俗」的生活中。他還是有名的歌人。在書法上，他以自由的態度吸收了日本和中國的古代法書精粹，包括傳為道風的《秋蔽帖》和唐代懷素的《自敘帖》，推出充滿清淡之美的獨特書風。這種無為而感到人間溫情的書風，作為他生活和人格的反映，吸引了眾多追隨者。

作為文人畫家而著名的池大雅，也酷好書法，其脫俗的風格，與這些僧人書風相近。他的書法從明朝書風出發，可以說屋於唐樣，但其大度的性格也充分反映在書風上，既根底紮實，又變幻自如、個性強烈，在當時文人書法中堪稱逸格。禪僧白隱的超技法破格書風，也與其畫風一樣以特異的精神近來引起重視。

桃山時代書法

在桃山時代美術的諸領域中，只有書法是遲緩地從前代的沉滯中擺脫出來。在16世紀後半期，仍然在沿襲程式化的青蓮院派。唯有豐臣秀吉書狀中不拘形式的自由風格，與桃山人開放的心胸相適應。進入17世紀後，古典復興的風氣在以官廷為中心的文化人中興起，使書壇萌發了新動向。

宮廷的近衛信尹（1565～1614）是這種動向的代表。他是乙太政大臣近衛前久之子，性格豪爽，其書法初學青蓮院派，以後轉習宋代強勁書風，在和樣中融合樣宗風味，推出奔放的男性書風，與桃山風氣如出一轍。初滿山屏風、伊呂波屏風（京都禪林寺）、與後陽成天皇、父前久合作的《新選朗詠集》（京都陽明文庫）上，充分體現了他有個性的書風特徵。

本阿彌光悅既是書法家，也是畫家、工藝師，活躍於桃山末、江戶初，給當時的和樣書法吹入新風。

室町時代書法

室町時代是書法史上最沉滯的時代。在和樣書法方面，由於文化中心由公家向武家轉移而失去社會基礎，停留於前代榮耀的世尊寺派和青蓮院派的末流上，出現流派繁蕪的局面，但都墨守陳規，書法本身的藝術性低劣，如：後圓融院的政筆派、飛鳥井雅親（1417～1490）的飛鳥井派、飯尾宗抵（1421～1502）的宗抵派、雅親之弟雅康（1436～1508）的二樂派、後柏原天皇的後柏原院派、牡丹花肖柏（1445～1527）的智派、三條西實隆（1455～1537）的三條派、山崎宗鑒（1465～1553）的宗鑒派、等等。

唐樣書法繼承前代而盛行於樣林間，但隨著禪宗的世俗化，書法也衰微。義堂周信（1324～1388）、絕海中津（1336～1405）的墨跡尚有賞幌之處。以後則變成抄本式程式，在詩畫軸的贊上還留有許多書作，被稱為五山派，包括玉畸梵芳、仲方圓伊（1354～1413）、愚極禮才（1373～1452）、江西龍派（1375～1446）、心田清播（1375～1447）、絲雲等連（1389～1470）等人。應仁之亂後，出現反映時代的狂逸體，值得注意。一休宗純（1394～1481〉、了庭桂梧（1424～1514）的書作獨樹一幟，特別是一休的墨跡，筆法狂放，不拘一格。

鎌倉時代書法

鎌倉時代書法大體上分為和樣與唐樣兩大類。

在和樣書法上，鎌倉初期仍流行藤原忠通創始的書風——法性寺派，以《熊野懷紙》為最。《熊野懷紙》是厲鳥羽天皇去熊野三山參拜途中開和歌會，並書寫自己詠歌的懷紙，現存1200年和1201年兩度和歌會的懷紙。其中包含後鳥羽天皇、寂蓮、藤原家隆、藤原雅經、藤原定家等當時歌人或書家之類文化名流的筆跡，但大致不出法性寺派。即使是有個性的定家書風、被作為後京極派始祖的後京極良經書風，也不脫法性寺派察臼。既抑揚頓挫又具有銳勁和力度的書風，以承久之變為界而消聲匿跡，穩重的書風支配書壇。後京報良經之子藤原教家、定家之子為家的書法，比起他們的父親來明顯穩重柔和。代表這種傾向的是伏見天皇的書法，它學習藤原佐野、藤原行成，字形嚴整中見出平穩之趣。伏見天皇之子尊圓親王，向世尊寺行伊學書。他的書風源於平安末期以來的世尊寺派，不僅深受當時喜愛，而且被稱為青蓮院派而成為後代的御家派之源。

與傳統的和樣書法相對，興起了受到中國宋代書風影響的唐樣書法。中國從唐末起便針對恪守東晉王羲之書風的保守傾向，出現創造獨自書風的新動向。至北宋，湧現出蔡襄、蘇軾、黃庭堅、米世四大家，建立注重精神表現的逸格書風。其中，黃庭堅對樣學素養很深，其氣魄銳勁的書風廣為禪僧喜愛。1178年，明廉榮西寫的誓願寺《孟蘭盆一品經緣起》，已經強烈透露出黃庭堅書風的影響。接著由中國歸日的掉僧俊苗在1219年寫的《造泉涌寺勸緣疏》也同樣接受了黃庭堅的書風。其他的由宋歸日僧如圓爾辨圓、希玄道元等也同樣留有宋式書風。到了13世紀中葉，蘭溪道隆、兀庭普寧、子元祖元等宋僧來日，將禪宗真正傳播到日本，宋風書風開始在日本樣林普及。在禪宗界，師父的印可狀與頂相一起作為傳法的憑證深受重視，這些書跡至後世引為珍貴。來日宋僧中，蘭溪道隆向深得米勞筆法的南宋張即之學習，格調高雅。日本禪僧在訪問中國時也從中國帶回大量的師父墨跡。尤其是大燈國師的筆跡顯示出出類拔萃的筆力。這種宋樣筆法僅限於樣林，沒有普及到一般民眾。進入14世紀後，天皇歸依樣僧，接受樣林書法的影響，於是折衷了和樣與唐樣，建立所謂哀翰祥。深深歸依大燈國師的後醍醐天皇的筆跡是其典型。

奈良時代書法

奈良時代書法藝術也在隋唐文化的影響下取得飛躍發展。由於遣唐使、留學生帶回唐朝書跡，唐代書風廣為流行，東晉王羲之書風備受尊重。這一時代的書跡從內容上可分類如下：

佛像銘文、墓志銘、詩書卷、寫經等。特別是與當時的佛教政策相呼應，諸大寺設立了寫經所，製作紙、筆、墨，進行大規模的寫經活動。當時的書法就是由於寫經事業的興盛而發展起來的。

奈良前期日本的寫經始於飛鳥時代，據記載，673年川原寺已經開始寫經。現存天武14年（686）河內國志貴評（郡的古制）內知識結緣經——《金剛場陀羅尼經》，是日本最早的紀年經。本經書體極為細勁俊秀，存有後世寫經中未見的古風，在日本寫經中大放異彩。這種書體近似唐朝書家歐陽通風格，堪稱天武時期的寫經體。在雕塑、工藝美術項目中已述的長谷寺銅板法華說相圖，是同期作品，其下邊銘文的書體顯示出與它極為相近的風格。

除了佛像銘文外，在金石文上還有大量的墓志銘。繼《船王后墓誌》（668）後，已知有《小野毛人墓誌》（677），文林麻呂、威奈大村的兩墓誌（707）、《下道冠勝母墓誌》（708）、《伊福部德足比賣墓誌》（710）。著名的石刻碑文為那須國造碑（700）、多胡郡碑（711）。它們與寫經體相異，書體更為自然，由於最早在中國書風上加人民族情趣而值得注意。

奈良盛期由於聖武天皇推行興盛佛教的政策，這一時期的寫經事業達到鼎盛。其真跡見於《大般若經》（712）。進入天平時期後，頻繁書寫浩如煙海的各種佛經，除了法華經、金光明經、華嚴經、大般若經外，還有聖武天皇劫願一切經（734）、光明皇后發願一切經（740、743）、孝謙天皇勒願一切經（768）等。這些數量眾多的寫經有一部分流傳至今，可供研討當時的書體。早些時候的書體還殘留奈良前期的銳勁筆法，以後表現出典雅的盛唐樣式，完成了所謂天平時期的寫經體。這一時期的寫經代表作還有龍光院和奈良國立博物館的紫紙金字金光明經，賢愚經等。

正倉院傳存的《聖武天皇袁翰雜集》、《光明皇后筆樂毅論》、《杜家立成雜書要略》，是著名的詩書卷，都是摹寫王羲之的唐代摹本而成，筆意與寫經體通然不同。其中，《光明皇后筆樂毅論》以女性中少見的強勁筆勢，顯示出當時一代書風。正倉院有名的鳥毛篆書屏風和《東大寺勉物帳》也很有特色，它們的書風與上述詩書卷不同，不拘形式，自由書寫。

著名的金石文有：粟原寺三重塔的伏缽銘（715）、藥師寺三重塔露盤的擦銘（730）、藥師寺佛足石歌碑、小治田安萬呂墓誌（729）、僧行基墓誌（749）殘片、石川年足墓誌（762）。特別是佛足石歌碑，不僅在書法史上，而且在日本文學史上也有珍貴史料價值。

從水平上看，奈良時代的書法當以詩書卷最為優秀，寫經次之，金石文再次之。

平安前期書法

平安前期雖然在奈良時代通過寫經接受了唐朝嚴整的書風，但只有進入平安時代後，這些書風才深入滲透，進而出現學唐朝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的人。最著名者是所謂「三筆：空海、嶄峨天皇、橘逸勢，空海和逸勢人唐後還馳名中國。

空海的代表性遺品有：寫給最澄的《風信帖》（存教王護國寺）、《聾蓄指歸》（存金剛峰寺）、《金剛般若經解題》（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其書風學王羲之，又脫胎換骨而有和風之兆。嶄峨天皇遺有《光定戒牒》（存延曆寺）、《李峪百首》（存陽明文庫），學空海而另立一派，有帝王之氣。桃逸勢沒有留下可靠的作品，傳為逸勢筆的御物《伊都內親王願文》（宮內廳）也是王羲之風格，但筆法上更有個性。上述「三筆」在日本推廣王羲之及唐朝書風，一方面促進了漢字書法的繁榮，一方面造成由奈良末期萌芽的假名書法一時間消聲匿跡。

其他重要書法家首屈最澄，他寫給空海的《隔帖》（奈良國立博物館），是表明其清廉人格的傑作。

三筆之後，日本書法在平安後期走向和樣化。

平安後期書法

平安後期確立了和樣書風，改變了以前僅僅受中國書風的歷史，出現永遠作為法書典範而被崇仰的作品。在漢字世界，被譽為「三跡」的書家探索和樣化之路；在假名世界，出現連綿流麗的假名書風。三跡指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小野道風（894～966）是最早推進和樣化的書家。作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風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歲時為在宮廷屏風寫大江朝綱的詩而作的草稿，其書風是在王羲之風格的書體上增加圓味。他還留有《三體白氏詩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繼道風之後開創獨自境地。代表遺作《離洛帖》，是他47歲時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戰赴九州途中寄發春宮權太夫藤原誠信。書風相對道風之圓滑而呈現明顯的銳角，具有個性。他25歲時的書跡《詩懷紙》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譽為當時最有成就的書家。他的確切筆跡已知有：47歲時的《白氏詩卷》（東京國立博物館）和約49歲時的信。書風平穩圓潤，格調很高。道風的書法雖有意識改變王羲之書風，但失之生硬；佐理的書法雖追求個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書法有成熟的和風感，運筆的軌跡平穩曲折，合乎觀者的心情。三跡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三跡」之後，平等院鳳凰堂廓色紙形書（1053），據說是當時名手源兼行手筆，然無確證，它與程式化的寫經文字不同，無疑出自著名書家之手。

從11世紀末期起，先後出現行成之孫藤原伊房（1030～1096）和伊房之孫藤原定信（1089～1151）。他們追求疾速銳勁書風，並使這種書風推廣。

在平家納經（1164）中也出現同樣的書風。但在12世紀，卻是藤原忠通（1097～1164）的書風流行。較之行成的書風，他採取直線的結體稍微加強，運零更為疾速。由忠通創始約法性寺派在12世紀末13世紀初的書法領域佔主流地位。

比漢字世界更加走向和樣化的，是假名書道。草假名是萬葉假名的簡化，從漢字的草體和筆記體的簡體中脫穎而逐漸成形。最初是一字一字分離書寫的獨草體，從 10世紀起則是連續數字書寫的連綿體，與料紙之美相對應，建立起雅緻的書風。從藤原定家（1162～1241）忠實模寫紀貫之書的《土佐日記》看，字體接近今天的平假名，可以窺見連綿體的早期書風。《土佐日記》著於承平五年（935），作為假名書法發展的早期資料而引為珍品。《秋蔽帖》（東京國立博物館）通過萬葉假名記錄48首古歌，從某種意上說是將漢字寫成假名書法的風格。11世紀的遺作有被稱為《高野切》的《古今和歌集》抄本，是假名書法的典範。

到了12世紀，遺例增多，京都西本願寺《三十六人集》是其中著名的大部頭，至今可區別20人的筆跡，顯示出當時的假名書法大勢。《源氏物語繪卷》的文字書法也是當時的遺例之一，而且還並立著正宗的古樣和創意的新樣兩種風格。至12世紀後半期，出現屬於法性寺派的假名書法，《伴大納言繪卷》文字書法是其一例。

隨著假名文字的發展，料紙的裝飾也追求盡善盡美，有的賭雲母或刷雲母，有的蠟染。西本願寺《三十六人集》答集了料紙裝飾的所有技法。由金銀泥構成的折枝紋樣最為流行，還有意使色紙斷裂而留白，或將色彩重疊拼貼，以造成不同的裝飾效果。《平家納經》多用金銀，與地色相適應，用石綠、石青、硃砂三色濃淡相映地書寫文字，書法完全與料紙裝飾融為一體。《平家納經》無論在書法、料紙、捲軸、卷頭、題籤上都凝聚著意匠，達到裝飾藝術的極致。

飛鳥時代書法

據《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58年，朝鮮百濟國使王仁進款《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漢字傳入日本之始（在年代的推定上尚有疑問，故具體年份不詳。）。但比它更早的時候，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已明顯知道漢字。王仁的來日，帶來了系統的漢字和漢文的典籍，因此是學漢文的真正開始。後來阿直竣、王仁的子孫來日後同化為日本人，作為東西文部住在大和、河內之地，任祭掃、出納等職。到了推古天皇朝代，日本與隋朝建立了邦交，隨著留學生和留學僧的歸國而帶來了中國書法。但是，百濟系的書家似乎在整個飛鳥時代一直被重用。

當時的書法主要有寫經、造像銘、墓誌、碑文等，但遺品極少。首先應提到的是：聖德太子注釋《法華經》的自筆草稿本《法華義疏》四卷。它大約書於615年，當時太子42歲。有楷、行、草三體，運筆急速，字體圓轉輕妙，雖模仿六朝書風，但帶有一種民族化風格。

造像銘有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佛光背銘（628），為嚴整的六朝書體，又略帶日本味。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佛光背上刻的造像銘，風格粗勁，與西魏時代的寫經體相近。碑文中有京都放生院橋寺的字治橋斷碑，它記錄了646年元興寺僧道登修造宇冶橋的經過，其厚重書風堪稱日本碑文中的傑作。

當時的書法，主要模仿中國六朝書體，由於不甚理解，故帶有一種被動的民族化。總的來說，距形成一代書風，還是比較遙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