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書法
書法是漢字的書寫藝術，漢字在漫長的演變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繼承等重要的社會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造型藝術。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而且在世界文化藝術寶庫中獨放異采。從廣義講，書法是指語言符號的書寫法則。換言之，書法是指按照文字特點及其涵義，以其書體筆法、結構和章法寫字，使之成為富有美感的藝術作品。漢字書法為漢族獨創的表現藝術，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中國書法主要分為「軟筆書法」和「硬筆書法」兩大類。古往今來，均以毛筆書寫為主，至於其他書寫形式，如硬筆、指書等，其書寫規律與毛筆書寫規律相比，並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
魏晉的書法：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各種書體交相發展的時期。漢末，經歷六十餘年的三國鼎立之後，晉代始立，而作為社會文化之一種的書法藝術，又出現了一次高峰。書法至魏晉，是一個空前的豐收季節，截止至此，篆、隸、草、行、楷諸體齊備，各立門戶。隸書已走東漢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書趨向成熟，草書經章草階段發展成今草，行書在隸楷遞變過程中從產生經過發展到成熟，湧現出了眾多著名書法家，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書法理論著作，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光輝燦爛的時代。
魏晉的書法——碑刻和墓誌
魏晉書法從三國到西晉，隸書仍是官方通行的書體，當時的碑刻大都用隸書寫成。曹魏著名的碑刻有：《上尊號碑》、《受禪表碑》、《孔羨碑》、《黃初殘碑》、《範式碑》、《王基殘碑》、《三體石經》等。其中少數如《黃初殘碑》，風格比較端莊秀麗。除莊嚴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隨意書寫和鐫刻的碑石，如《鮑寄神坐》、《鮑捐神坐》、《李苞開通閣道題名》等，風格類似簡牘書法，有自然瀟洒的意趣。
北魏江式《論書表》認為是邯鄲淳所書，這時期南方孫吳的碑刻和魏刻不同，著名碑刻有《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谷朗碑》等。
西晉禁止立碑，墓誌因此逐漸興起，和南北朝的墓誌不同，它實際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晉墓誌著名的有《晉管洛墓誌》、《成晃碑》、《賈充妻郭槐柩銘》、《左□墓誌》、《荀岳及妻劉簡訓墓誌》、《王浚妻華芳墓誌》、《石定墓誌》等，其書風和晉碑刻都是強調方棱挑法的隸書，其中《王浚妻華芳墓誌》氣勢雄渾較有特色。隸書到東漢，已臻登峰造極階段。此後碑刻隸書過分追求波挑的裝飾性，變瀟洒自然的挑腳為稜角整齊的挑法，波勢趨向方直，起筆強調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漢隸走向末路。這種定型化的隸書到魏、晉，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簡約省便的楷書興起，這樣楷書取代隸書就成了必然的趨勢。
東晉書法東晉碑刻傳世很少，僅有《爨寶子碑》、《枳楊陽神道闕》、《好大王碑》、《司馬芳殘碑》等數種。東晉墓誌近年出土較多，如《王興之墓誌》、《顏謙妻劉氏墓誌》、《王閩之墓誌》、《王丹虎墓誌》、《夏金虎墓誌》等。這些墓誌的書法，有的方折凝重，筆畫如斬釘截鐵；有的鐫刻比較隨意草率，也有的是隸書。
《上尊號碑》和《受禪表碑》均為曹丕稱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隸書，書體方正、氣度莊嚴，以表示碑文的尊嚴；碑刻筆畫都是方棱的尖角，由於過分強調波挑的裝飾效果，因而矯揉造作，很少有生趣。
《始平公造像》作於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為《龍門二十品》（龍門石窟中二十尊造像銘記拓本的合稱）中之代表作。與其它諸品不同之處，《始平公造像》全碑為陽文，轉折處重刻，鋒芒畢露，雄峻偉茂，為方筆極規。
《石門銘》陝西漢中石門摩崖刻，作於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王遠書。此銘書法翰墨渾穆神飛，頗見筆意，上接漢《石門頌》、《西狹頌》、《孔廟碑》之風骨。康有為臨此銘而成書名，雲「《石門銘》體態飛逸，不食人間煙火，書中之仙品也」。
《鄭文公碑 》又名《魏兗州刺史鄭羲碑》，摩崖刻石，作於北魏永平四年(511 年)。書者為鄭羲子鄭道昭。書法結體寬博雄偉，筆法巧和方圓。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評之「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
北魏《三字石經》政權正始二年（241年）刻石，今存文11行110字，古篆、小篆與隸書三種書體刻同文。三體石經於史籍中原稱「三字石經」，後稱「魏石經」或「正始三體石經」，是以《尚書》、《春秋》、《左傳》為內容的石刻。刊刻石經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以弘儒訓，以重儒教。此外，石經文字有校正文獻內容與文字、書體之功用，《魏書•列傳術藝》載：「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列傳•游明根劉芳》記：「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此塊刻石存文古篆36字，小篆 39字，隸書35字，銘文為《尚書•周書•君奭》內容。三體石經遺存的文字與其書體至今仍是研究文字與書法的珍貴實物資料。
北魏《天發神讖碑》筆意在篆、隸之間，結體以圓馭方，勢險局寬，下筆處如斬截，氣勢雄偉奇恣，是面貌獨特的書法作品。
北魏《谷朗碑》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字體，筆畫已去波挑，但楷書的筆法尚未成熟。
北魏《禪國山碑》為篆書，筆法渾厚，結法與隸法有相通處，也是很有特色的篆書。
西晉《大晉皇帝三臨辟雍碑》因出土較晚，字畫清晰如新刻，可看到當時隸書的用筆面貌。
東晉《好大王碑》字形方正，筆畫平直，書體間雜篆法。碑文為漢字，大小在 9-10 厘米左右，為方嚴厚重的隸書，也保留部分篆書和楷書，形成一種方方正正的書法風格，是我國書法由隸入楷的重要例證之一。
東晉《司馬芳殘碑》筆畫結體奇正相生，有的筆法雖帶隸意，但已是濃重的楷書特點。
魏晉的書法——寫經、簡牘和殘紙
西晉時期留存到今天的墨跡大都是寫經、簡牘和殘紙。流傳有緒的書法家墨跡,是西晉陸機寫的《平復帖》、《三國志》、新疆羅布泊古樓蘭遺址曾發現一批墨書的殘紙和木簡等。
東晉墨跡大都是勾摹本和臨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的書跡比較多。唐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697)，王方慶家藏王氏一門書跡勾摹的《萬歲通天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王獻之的《廿九日帖》、王薈的《癤腫帖》、王徽之的《新月帖》。
《平復帖》為晉代陸機書法作品，牙色麻紙本墨跡，9行84字。《平復帖》書寫於西晉，是傳世年代最早的西晉名家法帖。作者用禿筆寫於麻紙之上，墨色微綠。筆意婉轉，風格平淡質樸，西晉《平復帖》的字體屬於章草，它和出土的漢晉簡牘章草很相似,雖然紙質疲敝，字有傷缺，但仍能看見用筆的挺健和樸拙的風格。《平復帖》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同時對研究文字和書法變遷方面都有參考價值。
西晉著名的寫本有新疆出土的兩種《三國志》寫本殘卷，書法在隸楷之間，捺筆滯重，有樸拙的風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96)《諸佛要集經》殘卷，書寫風格和《三國志》殘卷相似。
新疆羅布泊古樓蘭遺址曾發現一批墨書的殘紙和木簡，殘紙中有西晉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號，這批殘紙當是西晉至十六國的遺物，其內容除公文文書外，還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書體除介乎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書和草書，這些殘紙是研究魏、晉、十六國書法的寶貴資料。羅布泊出土的木簡中，年號最早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為建興十八年(330)；木簡有楷書、草書、章草、行書等，是研究魏晉書法的重要資料。
《真書曹娥誄辭卷》佚名，東晉。絹本，縱32.3厘米，橫54.3厘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此卷墨跡是傳世小楷書早期傑作。書者名字已佚，但就作品本身風貌及有關文獻記載，可以確認為唐以前的作品。此卷內容為東漢上虞縣長度尚為孝女曹娥所寫的誄辭，文章作於東晉穆帝昇平二年(358)。書心字體扁方，有大量晉唐人觀款，卷後有宋高宗趙構、元虞集、趙孟頫、喬簣成等人題跋。曾經南朝蕭梁內府，南宋內府、賈似道，元內府、郭天錫、柯九思，明韓世能、王錫爵，清王時敏、清內府等庋藏。
東晉《萬歲通天帖》唐萬歲通天二年（667），武則天向王方慶徵集王羲之墨跡，方慶將家藏自十一代祖王導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書共十卷獻出，武則天命人全部雙鈎廓填。此帖即十卷之一，宋時。其中尤以羲之《姨母帖》、《初月帖》、徽之《二日帖》、獻之《廿九日帖》、僧虔《太子舍人帖》等為最精。
魏晉的書法家：
陸機：
陸機（261-303年），字士衡，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少有天才，文章冠世，嘗著《辨亡論》兩篇，所作《文賦》則為文論名篇，有《陸士衡集》。擅行、草，惜書名為文名所掩。《宣和書譜》云：「機能章草，以才長見掩耳。」
《文賦》行書包括的範圍很大，字體形態中具有動感，富有變化及自由發揮，有的行為近似楷書，有的行書近似草書。如此行書在字形上，亦可稱為「行楷」又可稱為「行草」，在筆意上是形形色色，所以經常被採用為創作美術作品的題材。
《平復帖》是目前傳世最早的名人墨跡，歷來被視為章草書圭臬。張丑《管見》評曰「陸機《平復帖》最奇古，與索幼安（索靖）《出師頌》齊名，筆法圓渾，正如太羹玄酒，斷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鍾繇：楷書藝術的鼻祖
晉代書法，以楷書和行書成就最著，對後世的影響亦最巨。楷書，也稱正書、真書，乃規範、楷模、法式之意。楷書得隸書之方整、章草之便捷，帶有隸意，故亦稱楷隸，代表書家有「鐘王」，即鍾繇和王羲之。
鍾繇(151-230年)，字元常，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縣東)人，曹魏時官至太傅，故史稱「鐘太傅」。 唐張懷瓘《書斷》評鍾繇書法云：「雖習曹、蔡隸法，藝過於師，青出於藍，獨探神妙」，「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元常真書絕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他學曹喜、蔡邕、劉德升，而能博採眾長，遂與王羲之並稱「鐘王」。擅隸、楷、行各體，尤以楷書最有影響。《宣和書譜》評價其書法「各盡法度，為正書之祖」。其楷書承隸書體格，有隸書遺風，結體開張，波挑外拓，外方內圓，雍容古雅。其書《賀捷表》，有姿態飛舉，被梁武帝蕭衍評曰「群鴻戲海，舞鶴游天」。其代表作尚有《宣示表》、《賀捷表》、《薦季直表》、《力命表》、《還示帖》、《墓田丙舍帖》等。
《宣示表》 故宮博物院藏，梁武帝蕭衍譽道「勢巧形密，勝於自運」。筆法質樸渾厚，雍容自然。 相傳王導東渡時將此表縫入衣帶攜走，後來傳給逸少，逸少又將之傳給王修，王修便帶着它入土為安，從此不見天日。現在所能見到的《宣示表》只有刻本，一般論者部認為是根據王羲之臨本摹刻，始見於宋《淳化閣帖》，共 18行。後世閣帖、單本多有翻刻，應以宋刻宋拓本為佳。此帖較鍾繇其他作品，無論在筆法或結體上，都更顯出一種較為成熟的楷書體態和氣息，點畫遒勁而顯朴茂，字體寬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現了魏晉時代正走向成熟的楷書的藝術特徵。此帖風格直接影響了二王小楷面貌的形成 (從《黃庭經》、《樂毅論》，《洛神賦十三行》等就可看出)，進而影響到元、明、清三代的小楷創作，如趙孟趙孟頫、文徵明、王寵、黃道周等。更具歷史意義的是，此帖所具備的點畫法則、結體規律等影響和促進了楷書高峰——唐楷的到來。因此，鍾繇《宣示表》可以說是楷書藝術的鼻祖。
《薦季直表》此墨跡較「賀捷表」刻本筆畫較肥，書寫更加自然，沒有後世書家那種有意為書的人工氣。梁代書論家庾肩吾曾比較鍾繇和張芝、王羲之的特點說：「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
《賀捷表》又名《戎路表》、《戎輅表》，郁岡齋帖本，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鍾繇六十八歲時寫。內容為得知蜀將關羽被殺的喜訊時寫的賀捷表奏。此系最能代表鍾書面貌的一帖。《宣和書譜》說：「楷法今之正書也，鍾繇《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
王羲之：書聖「二王」之一
王羲之(303-361年，或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後徙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世稱「王右軍」。為晉時最傑出書家，被後世尊為「書聖」。出身於東晉名門望族，父王曠，堂兄王恬、王洽均擅書。早年從石衛夫人（鑠）習書，後轉益多師。楷書得鍾繇法度，草書學張芝、蔡邕等，諸體皆能，精研體勢，取捨古法，一洗漢魏樸質書風，成瀟洒流美一體。與鍾繇並稱「鐘王」，與子獻之並稱「二王」。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稱：「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歷代寶之。」清宋曹《論草書》云：「王逸少力兼眾美，會成一家，號為書聖。」王羲之的最大貢獻，在其行草書。羲之行草，結體圓轉凝重，用筆內擫，脫略隸書筆意，開妍美流便一路。傳世書作有行書《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奉橘帖》、《喪亂帖》、《姨母帖》、《二謝帖》、《上虞帖》等，草書有《十七帖》、《遠宦帖》、《初月帖》，楷書有《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只惜真跡已難見，今所見者均為唐人摹本。
《蘭亭序帖》被宋米芾稱此書為「天下第一行書」。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農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紹興蘭亭修禊(一種祛祓疾病和不祥的活動)，堪稱風流放曠的盛會，眾人飲酒賦詩，並匯成集，羲之當即揮毫作序，此為有名的書法絕作《蘭亭序帖》。此帖28行324字，記述當日雅集情景，興來之作，寓拙健於秀美，含欹側於規整，從容不迫，容與徘徊，其中二十三個「之」字，寫法不同，各自殊態，可見其藝術意識和功力把握之精湛。據云他醒來復書數紙，終未逮意。《蘭亭序帖》文書雙美，為後人追慕。又傳說唐太宗李世民極其珍愛此帖，遂將之隨葬於昭陵；現流傳者為唐人摹臨本，著名者有《神龍本蘭亭序》（傳為馮承素摹本）、《張金界奴本蘭亭序》（傳為虞世南臨本）、《黃絹本蘭亭序》（褚遂良臨本）。
《快雪時晴帖》是晉朝書法家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以行書寫成，紙本墨跡。縱23厘米，橫14.8厘米，4行，28字。《快雪時晴帖》是一封書札，其內容是作者寫他在大雪初晴時的愉快心情及對親朋的問候。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快雪時晴帖》以圓筆藏鋒為主，起筆與收筆，鈎挑波撇都不露鋒芒，由橫轉豎也多為圓轉的筆法，結體勻整安穩，顯現氣定神閒，不疾不徐的情態，明代鑑藏家詹景鳳以 「圓勁古雅，意致優閒逸裕，味之深不可測」形容它的特色。
《黃庭經》王羲之小楷，一百行。原本為黃素絹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傳。此帖其法極嚴，其氣亦逸，有秀美開朗之意態。關於黃庭經，有一段傳說：山陰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書法，因知其愛鵝成癖，所以特地準備了一籠又肥又大的白鵝，作為寫經的報酬。王羲之見鵝欣然為道士寫了半天的經文，高興地「籠鵝而歸」。原文載於南朝《論書表》，文中敘說王羲之所書為《道》、《德》之經，後因傳之再三，就變成了《黃庭經》， 因此，又俗稱《換鵝帖》，無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現在留傳的只是後世的摹刻本了。
王獻之：「二王」之一
王獻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琅玡臨沂（今山東臨沂）人，生於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羲之子，與乃父並稱「二王」。官至中書令，故史稱「王大令」。少享盛名，風流不羈。楷、行、草諸體兼擅，尤精行草。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中稱之「絕眾超群，無人可擬」。《書議》則評之曰：「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傳世作品有《鴨頭丸帖》、《送梨帖》、《洛神賦十三行》、《地黃湯帖》、《中秋帖》、《廿九日帖》等。
王獻之行草《鴨頭丸帖》，真跡現存於上海博物館。絹本，縱26.1厘米，橫26.9厘米，二行十五字，系王獻之給友人的便札。帖文：「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用筆開拓跌宕，情馳神縱，流美清秀，無一點塵俗之氣。吳其貞《書畫記》稱為「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鴨頭丸帖》用墨枯潤有致。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全帖蘸墨兩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潤而枯，由濃而淡，墨色分明。從而展現出全帖的節奏起伏和氣韻自然變化。
《中秋帖》傳為王獻之所書，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珣的《伯遠帖》合稱「三希」，現藏故宮博物院。《書斷》中說：「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中秋帖》書法縱逸豪放，應是王獻之創造的新體。《中秋帖》是《寶晉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臨本，原帖在「中秋」之前還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
《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王獻之自小跟隨父親練習書法，胸有大志，後期兼取張芝，別為一體。他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由於唐太宗並不十分欣賞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樣有大量留存。
王珣：
王珣，字元琳，幼時小字法護，為東晉著名書法家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於晉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於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學文章受知於孝武帝，累官左僕射，加征虜將軍，並領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遷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尋以病卒，終年五十二歲，諡獻穆。
《伯遠帖》晉，王珣書，紙本，行書，5行共47字，縱25.1cm，橫17.2cm。 《伯遠帖》是晉王珣(350-401年)寫的一封信。此帖行書，筆力遒勁，態致蕭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書風，是帖明末在新安吳新宇處，後歸吳廷，曾刻入《餘清齋帖》，至清代時歸入內府，並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同列為三希堂法帖之一，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南北朝的書法：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績是楷書，主要見於墓誌碑刻當中。此一時期上續漢魏之隸意碑風，下開隋唐之楷體書韻。南朝名書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書家有崔浩、鄭昭道、趙文淵等。
南北朝的書法——碑和墓誌
南朝曾一度禁碑，故碑刻少見,但墓誌中不乏精品，如《爨龍顏碑》、《劉懷民墓誌》、《肖膽碑》等，均為上品，其書方圓並濟，已在碑體書中露出楷書靈秀之風。梁時《瘞鶴銘》石刻，楷書而有行書、隸書筆意，開張縱逸，有摩崖氣度。
北朝墓誌數量之多為前所未有，其書法也極為多樣。志石因體積較小，石質精細，書寫便利，可以發揮書法的用筆特色，而鐫刻細膩能表達筆畫之變化，由於長期埋在墓中，很少損傷，是古代書法的重要資料。北朝書法風範，同時顯著於大批造像、碑刻與墓誌當中，其面目之豐富，似又重複漢碑之輝煌。初期碑刻，方勁斬截，尚遺隸意，如《嵩高靈廟碑》，而龍門造像諸品，因勢佈局，刀筆相加，《始平公造像》為其傑作。後來之《張猛龍》、《賈思伯》、《根法師》、《敬使君》以及造像《高歸彥》、《五百人》等，更見用筆之靈變，而《石門銘》、《華岳頌》與雲峰山石刻，則別有一番光景。北朝寫經保留到今天的比較多，大都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
南朝「二爨」——《爨龍顏碑》與《爨寶子碑》，《爨寶子碑》（全名《晉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碑》），是雲南邊陲少數民族首領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之作，刻於東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年)，其書法承漢《張遷碑》遺韻，為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結體端古，用筆剛勁超拔，部分橫畫保留着隸書的波挑，樸拙厚重中見卻飛揚之勢。書體介於隸楷之間，碑字大小錯落，筆畫多為方筆寫成，橫畫收筆處有挑腳，但體勢已具楷書的特點，風格樸厚古茂。
南朝《爨龍顏碑》（全名《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立於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其書法結體整肅，但筆畫姿態豐富，用筆渾厚大方，使轉處比《爨寶子碑》要圓活得多，已經泯滅了過重的稜角，更具後來楷書的特徵。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列為「神品第一」，評之曰：「下筆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
《劉懷民墓誌》刻於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出土于山東益都。此志與《爨龍顏碑》 、 《嵩高靈廟碑》兩碑書風相似，筆法凝重圓潤，書體介於隸楷之間，是難得的精品。
《嵩高靈廟碑》此碑書法雖稱楷體，但結體、用筆仍處於隸、楷之間，尚屬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書體。體勢方正，用筆方圓兼備，雄強茂美，承繼了東晉碑版字體的風格。碑陰書法峻整，更為書家推崇。
出土於新疆吐魯番的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墓表磚》墨書，猶有碑書之勁健斬截，與出於敦煌莫高窟北魏皇興二年墨跡《康那造幡發願文》一樣，頗堪玩味的是，碑書用筆方剛斬截之妙。
《瘞鶴銘》 宋人黃伯思《東觀餘論》考訂為南朝梁天監十三年（514年）之作，陶弘景書，摩崖刻石，原在江蘇鎮江焦山西麓岩上，後崩壞墜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打撈移置於定慧寺，今殘存九十多字。該銘書法中宮開張，筆勢大度，歷代評價特高，北宋黃庭堅愛之，曰「大字無過《瘞鶴銘》」
《大方廣華嚴經》是我國重要的大乘經典，有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卷本與武周實叉難陀所譯的八十卷本兩種，這件寫經書東晉六十卷本第三卷的〈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為向李蘭女士所捐贈與台北故宮博物院。這件寫經卷的首尾完善，紙墨如新。縱25.2 公分, 橫778.2 公分。字形扁方，結體緊密。用筆穩健紮實，轉折方硬，已具楷形；但橫畫拉得較長，收筆重按，尚見隸書的餘韻。全作行氣疏朗，具有一種古樸的趣味。由於這卷的書法與紙質都與敦煌藏經洞的北魏寫經相似，無怪乎卷後曾熙辛酉（1921）年的題跋稱：「此敦煌石室藏北魏人書《大方廣華嚴經》也。」
南北朝的書法家：
南朝著名書法家有羊欣、孔琳、蕭思話、范曄、王僧虔、蕭子云、蕭衍、陶弘景等。
北魏初期崔、盧兩家族多以書法著名，其中以崔浩成就最大，北魏書法多受他們影響，稍後有鄭道昭。
北周有趙文淵。名不載於史籍而有碑刻傳於世的有朱義章、蕭顯慶、王遠、王長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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