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世家第三代：王献之领衔率王凝之、王珣、王珉名留史册
王羲之书法世家第三代，以王献之为领袖，与乃父齐名，世称“二王”。王羲之有七子，七子都善书，但载入史册者，唯王凝之、王徽之、王涣之、王操之与王献之五人。
王凝之工草隶，《淳化阁帖》卷三有其行草一帖，7行60字。王徽之善正、草书，《淳化阁帖》卷三有其草书一帖，7行52字，《万岁通天进帖》有其行书一帖，名《新月帖》。
王涣之书偏于行书，《淳化阁帖》卷三有其行草一帖，8行66字。王操之书偏于草，《淳化阁帖》卷三有其行草一帖，3行25字。王羲之其余二子玄之、肃之，皆无遗墨。
王氏书法的第三代，还有王洽的两个儿子：王珣、王珉。王珣曾官尚书令、散骑常侍。为人正直，讲究风韵，是个风流才子。他留下的《伯远帖》，是存世最早的行书著名墨迹真本，此帖为纸本，纵25.1厘米，横17.2厘米。
《伯远帖》共5行47字：“珣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赢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在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这是王珣写给远隔岭峤的兄弟伯远的信札，寥寥数语，情意深长。此帖笔力遒逸，用墨或重或轻，字体或正或斜，表现出潇洒古淡的“东晋风流”。
清代乾隆皇帝把王珣《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宝)，并将东暖阁改名为“三希堂”，供藏这三件稀世之宝。
王珉少有才艺，累官散骑郎、黄门侍郎、侍中，后来替代从兄王献之任中书令，故世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王珉信佛，工行书，其书如琼枝玉树，风神洒脱，欲逼大令。
王珉的书名在当时高于王珣，而与王献之齐名。《淳化阁帖》有王珉草书、行书二帖留世。王珉除了书法创作外，还有书法理论著作《行书状》名世，这是献之兄弟无法比肩的。
继王羲之之后，东晋书法又一座高峰出现了，这就是王献之，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羲之第七子，官中书令，又称“大令”。《晋书》卷八十载，献之7岁学书，“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一时之冠”。当朝太傅谢安“甚钦爱之”。起州主簿，后为谢安长史，又出为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不幸过早病卒，时年42岁。
王献之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首先是承继了父风。他在父亲所书《乐毅论》的引导下，写出了有名的《洛神赋》。此帖原迹书于麻笺，小楷，人宋残佚。
南宋贾似道先得9行，后又得4行，共13行，刻于水苍色端石上，美其名日“碧玉”，故俗称“玉版十三行”。此帖书风与《乐毅论》一样，雍容和雅，柔中寓刚，上溯钟繇，与《宣示表》一脉相承。《洛神赋》是王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
王献之不仅承继了父风，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和才智，冲出父亲的藩篱，创造了开张超逸的“大令体”。从笔法上看，王羲之用笔“内撅”，即以藏锋为主，偶带露锋，笔意紧敛，给人以精气内含而又略带锋颖之感；而王献之则用“外拓”法，即以露锋为主，藏锋其次，笔意开张，给人以一气呵成、神采飞扬之美。
从字体上看，王献之打破了楷书、草书的界限，创造了“行楷”、“行草”两种新书体，后人称之为“破体”。从风格上看，王羲之书法似得道高人，不激不厉，悠然自得；王献之书法恰如英俊少年，血气方刚，豪迈恣肆。
唐张怀瓘《书议》评日：“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道出了羲之、献之父子二人书体、风格上的不同。
王献之的行草书代表作有：行楷《廿九日帖》、行草《鸭头丸帖》和《中秋帖》等。《廿九日帖》笔法灵动，墨色秀润，端庄中见飘逸之态。《鸭头丸帖》虚实结合、燥润兼施，给人以形离神合的美感。《中秋帖》笔笔相连，血脉衔接，一气呵成，为典型的行草书。这种写法，起源于东汉的张芝，称为“一笔书”。
米芾《书史》认为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此帖笔势飞动，风神散逸，豪气勃发，确有超过他父亲之处。
难怪清代乾隆皇帝将此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并称为“二希”。羲之、献之父子，在书法艺术上各有千秋，羲之以“真行”为显，献之以“行草”为能，我们不能仅以一种书体，品评谁优谁劣。
王献之传世的墨迹，明显地少于王羲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扬羲之，抑献之，墨迹收藏之多寡无疑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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