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和帖

碑和帖的關係？

碑和帖的稱法，大概自清代中葉才響了起來，即是說從乾嘉之際，碑學的興起才將碑學和帖學分而稱之，因為在清代以前學書基本就是學帖學。

由於元明以後以二王為主體的帖學真本逐漸散失遺盡，宋代以來摹刻的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原始本越來越少見，而民間根據流傳的翻刻本越來越多，翻刻本已基本失去了原帖的面目和神韻。加之從唐代以後學書已失去二王筆法正脈的傳承，人們學書法純靠臨帖和想像，筆法的真諦無從學得，而臨寫的帖子又是經過若干遍翻刻過的失真刻本，這就不可避免的使書法水平每況愈下，而導致帖學的衰微。

碑學的興起正是借帖學的衰微之機而乘勢發展起來的。由於人們從思想上厭惡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薄俗的帖學，而從物質上又有了逐漸出土的大批碑誌造像等可供文人書家們研究、借鑒和學習的實物和各種學習材料，碑學的興起就是很自然的了。至清末民初，碑學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出現了像吳昌碩、康有為、趙之謙、張裕釗、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學家。理論上從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為，把碑學亦推向了頂峰，甚至說達到了以談碑學碑為榮，以談貼學帖為不屑一顧的地步。

至此可以說，帖學的元氣已幾乎傷盡，根基已搖搖欲墜。帖學筆法的真傳從唐代以後就逐漸丟失，至康有為推出「廣藝舟雙楫",全盤否定帖學，在中國書法史上帖學面臨著一場滅頂之災的嚴峻考驗。

帖學既然遇到了這樣的幾乎是滅頂之災的嚴重挑戰，為什麼沒有被滅掉和消亡呢？原因基本上有兩條。

一是由於帖學歷史悠久，筆法全面完善，正草隸篆皆融於一體，涵蓋了書法的所有書體和領域。由此而奠定了它作為書法基礎和正脈的地位。離開了帖學，只發展碑學，必將導致筆法單一，書體單一，一花獨放不是春的書壇黯淡局面。行書、草書等皆無法發展。這是從書法本質和客觀上離不了帖學這個基礎。

二是雖然在包康之後碑學發展達到了鼎盛，談書必談碑，學書必學碑，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乏有識之士，都會有洞察全局，具有前瞻目光的人存在。與康有為同時期就有曾熙、沈曾植等書法大家不為碑學所囿，而適應書法發展之需要，走上融碑化帖的道路。其後又有黃賓虹、沈尹默、吳玉如、白焦等一大批融碑化帖，乃至致力於帖學振興的書家，終使帖學能夠身臨衰微而不衰，從而贏得了今日可望重新振興的局面。

時隔百年，今天碑帖已名正言順的成為書法的兩大流派，誰也再不會說否定這派或那派。絕大部分書家都認可了碑帖融合是學習書法的正確態度和正確途徑。只不過可根據書家不同的審美觀點和愛好，各有選擇和側重罷了。這一客觀狀況應該是令人欣慰的。人們今天對碑帖的互相兼容和各取所好也是十分必要和正確的。

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的立志學書者來說，或者對於高瞻遠矚的書法領導或理論者來說，應如何看待和確定碑帖二者的關係呢？這才是我所要說的主題。

那麼碑帖二者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是並列關係，還是主副關係，還是從屬關係?

從本質上講碑學和帖學應是主副關係。即是帖學為主，碑學為副。簡單的就學書來說亦可說是並列關係。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如上面所說，帖學的起源歷史悠久，它是從甲骨文、篆、隸、章草發展而來，歷經周、秦、漢、魏、晉，至晉朝楷、行、草、篆、隸五體皆備，特別在王羲之手裡這五種書體達到了完善成熟，形成了一個完備的書體和筆法的成熟系列。這個書體和筆法系列在王羲之之後歷經千餘年，傳承有序，譜寫了幾乎整個的書法史。正因此，說以王羲之書法為主導的帖學書法是中國書法的主線、正脈，或者說是基礎。

其二，正因為帖學筆法全面完備，它涵蓋了書法的全部歷史和領域，從小孩子學書法一直到成為書法大家，從一種書體到融會多種書體，都可從帖學裡找到答案，攝取足夠的營養。清代以前的書法大家都基本是學帖學而成家的。所以說帖學是學習書法不可缺少的基本途徑。

其三，代表帖學最高成就的二王是中國書法的一座高峰，它基本窮盡了書法的筆法技巧。所以二王以後千百年來誰能把二王的筆法真正學到手，加以變通，為我所用，推陳出新，誰就能成為大家，這已成歷史的經驗。

二王這座高峰是誰也繞不過去的，誰繞道走，誰就成不了大家。二王的書法就好比泰山極頂，正如唐代詩人杜甫望岳中說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你登不上極頂去，是領略不到泰山極頂的無限風光的，更看不到極頂之外還有沒有高峰。登極頂的途徑也有不同，你如坐索道舒舒坦坦的上去，是不會有任何收穫的。對此，我在筆法歌中有這麼幾句：「學書好比登泰山，登山途徑有不同。勇者從來不畏難，歷盡艱辛達極頂。弱者畏難走捷徑，要麼索道送山頂。勇者攀山開心胸，弱者省力兩手空。」了不少以主要學碑而成名的大家，但這些大家多是筆法不全或是書體單一，或由於缺乏帖學的熏陶，最終書法都難以達到應有的高度。如沈曾植沒形成今草，康有為、李瑞清均沒有草書，于右任未完成大草，沙孟海、林散之亦均未形成大草，蕭嫻基本沒寫草書，等等例子數不勝數。

最典型的要數陸維釗先生，他大半生一直學碑書，直到花甲之年才猛然醒悟到自己不學貼所造成的難於寫行草書的弊端。因而60歲開始學王羲之書法，但由於為時過晚，至死未能真正學成二王之筆法，致使他的行草書筆畫和字間不能連綴而抱憾終生。他如果提前20年學習二王，一生的書法成就肯定會更大。

其四，帖學所有的優點，正是碑學的缺陷和不足。帖學的歷史數千年，亦即代表了整個中國書法史。而碑學史只是數千年書史中南北朝時的169年，即使加上清末民國的100年，也不足300年，從時間上無法和帖學相比，從書體所涵蓋的內容只有楷書，而帖學則楷、行、草、篆、隸五體具備。從文化內涵上看，帖學的創立者二王和二王以後的傳承者，均屬漢族上層達官貴族和文人的書法，是有著深厚文化滋養和內涵的書法，是經過千錘百鍊的文化洗禮的高層次的書法。

而碑學則是在一定時期內少數民族學習和承繼漢文化所產生的書法，它的源頭主要是魏晉以來以鈡衛為代表的楷書，而當時已成熟了的二王的書法基本沒被北魏所繼承，故以北魏為主體的碑書總體上以方正剛勁為主導，而缺少圓融和溫潤。某些造像書法和民間書法更是文化低淺的平民書法，加之刻手大部是低層無文化的人，由於以上因素，可以說碑學書法從整體水平和藝術含量上都無法和帖學相抗衡。

並不是筆者有意要否定碑學，碑學雖然從整體上遜於帖學，但亦有它天然的優點。那就是自然、渾樸、淳厚、剛勁、大度、避俗等。學學碑書可有效地矯治筆力薄弱之弊和媚俗之態。而碑書缺少的亦是帖學所具有的優點，如清秀、美觀、溫潤、典雅、生動、流暢、圓融、含蓄、高古等。正因為二者各有其獨特的特點，所以就需要二者兼容，互相彌補。但總體上帖學還是占絕對優勢，因而應具主導或主流地位。

清代以前，碑學未興起的長時期內，歷代不乏各種書體的大家，沒有碑學的參與，照樣出楷書家。但清末民國時期丟棄了帖學，就很難出草書大家。況且即使像康有為這樣的極端否定帖學的人，在其少年時期依然是靠帖學起家的。他後來成熟了的所謂康體書法，依然使用帖學為主的筆法，從來就沒有單純的使用過碑法。

實踐證明，任何書家都離不開帖學筆法，離開帖學筆法將寸步難行，更不能成家。趙之謙當年如不拋棄帖學，他的書法成就將會更高，清代的書法史說不定會重寫。再如女書家蕭嫻，號稱大師的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等大家，如果在他們的中年時期多學些帖學的筆法，他們的書法成就都將會在現有的基礎上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像這樣的大家大師因丟棄帖學而使自身書法成就受到影響的不在少數。

清末民初時期的一大批所謂的碑學大家，他們在少年時期都受到了嚴格的、以帖學為基本內容的書法基本功的教育與訓練，都從小奠定了良好的、深厚的帖學基本功基礎，以至雖然後來長期學習碑學，才不至於筆法單一，才成就了他們作為書法大家的地位。如果沒有少時對帖學基本功的嚴格訓練，要成就後來的一切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斷言，當今未經過嚴格的較長時間的帖學基本功訓練的書家，如果長期抱著碑學不放，尤其是過分地熱衷於民間和造像書法，拒絕學習帖學筆法，那麼他將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行草書大家，永遠登不上書史第一流大家的寶座。設若不信，歷史自會作出驗證和公斷。

碑學和帖學的關係，應是一種主副關係，即站在整個書法史全局上說，應堅持以帖學為主，碑學為副，碑帖融合，楷、行、草、篆、隸多向發展，全面振興。

如站在一個個體書家的立場上，可隨其所好，或以帖為主，或以碑為主均可，如求得楷、行、草、篆、隸全面發展或側重於行草，則可走以帖為主，以碑為副，碑帖互融的路子。如側重於攻楷書，則可選擇以碑為主，以帖為副，或碑帖並舉的路子。

碑帖的關係，好比一個人吃飯，有主食、副食之分，以吃主食為主，適當補充點副食，對人體所需營養來說，是再好不過了。如果人只吃主食，不吃副食，人照樣能生存，但營養會不全。假如人只吃副食而不吃主食，那麼這個人便不會長久。

總之一句話，以帖為主，以碑為副，碑帖融合，是迄今為止筆法最全面、最完備、最科學、最正確的學書路子。同時還要注意的是，丟棄帖學固然不好，而丟棄碑學也是不可取的。君不見當年沈尹默、啟功只攻帖學，不融碑法，而導致自身書法陷入薄弱乃至近乎俗氣嗎？

歷史的經驗應該記取：以帖為主，以碑為副，碑帖融合，偏廢不得，誠望書家，切記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