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書法與墓誌的淵源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隸楷轉換、楷書逐漸成形的階段，王羲之(三O三—三六一)的「俱變古法」，引領著南朝書風「愛妍而薄質」的審美取向，嚴正整飭、氣勢渾厚的漢隸漸變為瀟洒天真、逸趣橫生的行草，對北朝及後來的隋唐書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北朝遺留至今的書跡有地上碑刻、摩崖、造像記、墓志銘等，尤以北魏時期的元氏墓誌最為出眾，其書雖為楷書，卻展現了妍美的筆鋒和峻朗的體態，通篇散發著王羲之行書的精神氣質，與同一時期的碑刻、造像題記、摩崖相比，有著更為強烈的時代氣息，因此是北朝書法中較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二

清代碑學興起引發了魏碑書法學習的熱潮，影響所及，對魏碑書法的理論研究也隨之深入。清代學者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北碑南帖論》，開始鼓吹北碑書法;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在《藝舟雙揖》中亦推崇北碑，認為:「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刻板。」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著有《廣藝舟雙揖》，他不但極力提倡北碑，而且揚碑抑帖，甚至攻擊帖學，有「原書第一，尊碑第二，……卑唐第十二……行草第二十五」之論。他對北魏的碑版評價極高，認為「北碑莫盛於魏」，「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

但在上述幾位學者的著述中，筆者未發現有提及元氏墓誌者。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揖》中列舉了大量的北碑，提到了《張黑女》、《張猛龍》、《始平公》、《孫秋生》，還提到了幾方司馬氏的墓誌和隋代的《董美人墓誌》等，未見有元氏墓誌的記載，可以設想，遲至康氏，元氏墓誌的出土還是少量的，還沒有納人到這些學者的眼界之內。隨著二十世紀初元氏墓誌的大量被發現，由於其深埋地下，石刻保存完好，因此為我們研究、學習北魏時期的書法展開了新的視角，為探究楷書的流變與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元氏墓誌書法藝術風格鮮明，明顯不同於東晉墓誌的楷書，相對於後來隋唐時期的楷書，則又顯得鳳姿綽約，多了一些生動，少了一些拘束。

元氏墓誌書法由於其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越來越受到當今書法研究者的重視。各地博物館收藏的北魏墓誌書法陸續被影印出版。經不完全統計，見諸干出版物的有四十方之多，其中書刻俱佳的如《元倪墓誌》、《元賄墓誌》、《元暉墓誌》、《元懷墓誌》、《元顯攜墓誌》、《元逛妻穆玉容墓誌》、《元茱墓誌》、《元略墓誌》、《元診墓誌》等。墓誌主人為北魏時期皇親貴族，元氏是當時拓跋氏依漢制改姓後的姓氏。從墓誌書法的角度分析，發現墓誌書法均作楷書，姿態優美，筆畫遒勁，稜角分明，鋒芒畢露，顯示了楷書在從晉到隋唐之間承上啟下的藝術風貌。

三

王羲之是東晉時期書風變革的代表人物之一。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稱其「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又云：「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他於行書的變化在於用筆及結體不同古法。我們拿傳世王羲之書跡幕本《蘭亭序》、《喪亂帖》等，與元氏墓誌的拓片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在用筆、結字和書寫氣韻等方面有著相同之處。雖然一個是墨跡，另一個是拓本，但由於王的書帖是幕本，不免下真跡一等，元氏墓誌卻保存完好，精拓之下無異於寫稿，因此兩者可作一比。

(一)用筆的化用

通過對兩者進行筆畫的比較，墓誌書法的楷書用筆化用了王羲之行書的筆法。下面以《元倪墓誌》為例，把它與《蘭亭序》等王羲之書帖進行用筆的比較。(見表一)

墓誌的用筆在於方筆為主，所作長橫皆露鋒仰管，上傾行而回鋒收筆。豎畫起筆皆下俯出鋒，或逆入折筆帶出筆鋒向下豎寫，頗類王羲之行書的豎畫。點畫起、行、收處用筆的提按轉換法度嚴謹，一絲不苟，單個出現的點均以側取勢，組合的點則氣勢連貫，相互呼應。撇一因大都起筆較重，直送到底，有的嘎然而止，形盡而意無窮，在《元倪墓誌》中，「領」字左旁下撇:有的則循漸而就，意味深遠，如「尉」字，「大」字等.有的則收筆上挑，與起筆下俯相應，出以圓狀，如「使」字。捺畫則出筆酣暢、流利，形狀舒展，使通篇墓誌增添瀟洒活潑之態，如「之」、「愛」、「退」等字。橫折處瞥停頓，換筆痕迹明顯，一改含蓄內斂之態，方直遒勁。通觀《元倪墓誌》的用筆，變化多方，真可謂:「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秒，一點之內殊毗挫於毫芒」。

(二)結字的取法

元氏墓誌筆畫多稜角，雖然其中有鐫刻因素的參與，但講究鋒井的這些特徵都可以在二王的行草書里找到根源，有些在結字方面亦規模彷彿。隸書結構扁方，楷書形成之初結構亦較平正，而二王行書的結構形式變化豐富，元氏墓誌書法在學習筆法的同時，也自然地受到結構的影響，因此墓誌書法中楷書的結構變化亦較豐富，姿態優美，有時字中的筆畫甚至不受方格線的束縛而延伸至外。如表二字例。

(三)韻致的遷移

王羲之行書開一代風氣之先，南朝謝赫在論及繪畫時有「氣韻生動」之說，正可用來做王羲之書法藝術的註腳。元氏墓誌楷書對王的的行書在用筆和結字方面的借用過程中，將王書的神韻潛移過來，從而使楷書的面貌變得鮮活起來。主要表現在改變筆畫、斜畫緊結和顧盼呼應三個方面，不唯筆畫爽利、字形優美，兼有氣勢的靈韻洒脫，有著較高的審美境界。

1 靈活多變的筆畫

筆畫的靈活多變主要表現在省減、變動筆畫方面，省減筆畫、變動筆畫位置的現象在王行書中較為普遍，這種現象同時也可見於墓誌書法中。

2 斜畫緊結的體勢

王羲之的行書在當時是書風一變，主要特徵便是橫畫斜度的加大，《喪亂帖》、《蘭亭序》等字帖中的字都明顯地左低右高，以歌側之勢獲得峻峭、超拔之態。墓誌書法的楷書照此取法，斜勢分明。這樣的取勢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楷書天真、自然之美，與成熟的漢隸和圓融的晉楷構成了較大的視覺審美差異。

3 筆畫之間的顧盼呼應

行書中筆一因的呼應表現在前後筆畫書寫之間有跡可察的聯繫，即以一種綿延的縈帶來表達連貫的意。而墓誌書法對這種連貫更多的是「意」的呼應，而非「形」的溝通，有時適當地表現為附鉤遊絲。

四

楷書形成之初，本身也受到章草的影響。隸變之後，書寫變得較為快捷，一方面逐漸出現了行書的面貌，另一方面楷書的點畫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早在東晉時，「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流轉，大行於世」。到了南、北朝對峙時期，王羲之在書法藝術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北魏政權漢化之時，正是王羲之引領一代書風的同時，南、北兩方面同學二王，對北魏貴族及士人階層的書法學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造就了北魏墓誌楷書的特定風格。從用筆方面可看出，元氏墓誌的楷書用筆多作順勢人筆，起筆時，多用露鋒，收筆時多用放鋒，有時甚至讓筆鋒自然停駐，不作提按;在筆畫的轉折處，多用順勢帶過;出鉤時，轉筆即作放鋒。王羲之的行書用筆對楷書的影響從南北朝開始，歷隋、唐至宋、元，在整個楷書的發展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關係。隋朝的《董美人墓誌》，初唐四家的楷書，《等慈寺碑》、《王居士磚塔銘》以及顏真卿的《多寶塔碑》等，宋代蘇軾的楷書直到元代趙孟頫的楷書，元氏墓誌書法可謂開啟先河。由此可見，王羲之行書之於楷書的作用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所至。正如張懷理所云:「(羲之書)飛名蓋世，獨映將來。其後鳳靡雅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

梁啟超先生(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碑帖跋》中認為:「(《元倪墓誌》)風華旖旎，近開《等慈(寺碑)》，遠啟趙、董。」因為趙孟頫、董其昌是公認的二王書法的傳承者，梁先生把《元倪墓誌》與趙、董之風格相比照，則無疑認為《元倪墓誌》在二王書法的傳承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雖然《元倪墓誌》於民國初年才出土被世人所見，趙孟頒等前代書法家料也無從得見，但趙體楷書的用筆與結構和元氏墓誌有太多近似之處，可知當是趙熟練二王書法，再融行草筆法於楷書之中後的結果。

津門書家吳玉如先生(一八九八—一九八二)於元氏墓誌用功甚多，且頗有所得。他明確地指出了《元略墓誌》的筆法是從二王行草化來的:「《元略志》用筆與『二王』息息相通，結構似不同，實則由質而妍，亦有自然趨勢。頗怪稱北碑者，必欲與『二王』分門戶，而使漢隸並。故宗是說者，其書法亦終不能悟古今之變也。」吳先生甚至倡導從《元略墓誌》人手，探索「二王」用筆的精髓。他建議學習行草的人:「繼曾如欲習行草，能將《元略》入門，庶可得三昧。驟聞之，似不能解，實則非故欲駭言。因六朝無間南北，精書者皆能化『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則能得其理，則能從之尋行草之原。雖《蘭亭》多本，甚至《懷仁集聖教》各本，不得洽心之導，而於是翻可得金絨，繼曾其識之。」吳先生作為二十世紀有影響的書法大家，他的這一觀點，已逐漸為當代學書之人所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