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帖《乐毅论》，隋智永赞其“正书第一”

《乐毅论》系王羲之小楷法帖，创作于永和四年(348年)。《乐毅论》为三国时期所撰，是一篇论述战国时期燕国名将征战主事的文章。王羲之抄写这篇书迹，是付给其子的。原迹久已不存，有《越州石氏帖》、《玉烟堂帖》、《快雪堂帖》等众多刻本传世。

《乐毅论》是王羲之楷书中颇负盛誉的名帖，历代名家对此赞不绝口。隋智永在《题右军{乐毅论)后》说：“《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唐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指出：“(《乐毅论》)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北宋黄庭坚有诗咏《乐毅论》为：“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清人钱泳《书学》对《乐毅论》更是大为推崇：“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

《乐毅论》外标冲蔼之容，内含清刚之气；遒劲之中不失婉媚，端庄之中不失姿态；精淳粹美，清雄雅正，意境高远，静气迎人，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空灵淡荡，高怀绝俗，真大雅不群之作也。《乐毅论》是学习小楷的上乘法帖，从其学起，定能获益匪浅。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后，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于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于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后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后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灶下，真迹遂永绝于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拓，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拓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拓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拓的再拓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拓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 拓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于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于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于于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现在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岩《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余清斋帖本 拓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于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拓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释文：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营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讨齐以明燕主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着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于天下矣；迈至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方恢大纲，以纵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

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任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也，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犲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亏齐十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废，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诛哉。其与邻敌何以相顷。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言之，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