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王書的特點：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王羲之吸取前人書法精華，獨創一家，擅長楷書、行書和草書，
他的字端秀清新，「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綜合曆代書評，王羲之的書體得之神功、千變萬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極的，就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今草)。

楷、行、草三體，自漢魏以來，在逐步演變。演變的方向，是刪繁就簡，趨於快速實用。演變的途徑是民間匠人、官方書佐以及達官顯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響，經由高門大族傑出書家的錘鍊升華，匯成主流。王羲之便是這些傑出書家的典型代表。

楷書：黃庭經

楷書

楷書體或稱正書體、真書體，是在隸書體嬗變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書體。在漢簡中，已見雛形。在隸書盛行的東漢，楷書只在民間流行。到了東漢末、三國、西晉，由於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煉，形成了不同於隸書的體勢，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一種趨時的書體。王羲之的楷書「俱變古形」，對今體楷書的定型做出了積極貢獻。

東晉時期，王羲之異軍突起，其書寫的小楷書，已受時人珍視。代表作有《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洛神賦》、《勸進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羅王書時，將《樂毅》、《黃庭》、《畫贊》、《蘭亭》等帖收入內府。

王羲之的楷書，直接由衛夫人和叔父王廙傳授，屬於三國時魏國鍾繇系統。他在楷書方面的「俱變古形」，應該是相對於鍾繇的楷書風貌而言的。鍾繇的楷書真跡，當時王羲之能見到的很多，確有記載的有《尚書宣示表》。那是他的從伯父王導從琅邪帶到建鄴(今南京)後，又送給他的。後來，王羲之又將這本真跡借給了小他三十歲的王修。王修死時，其母將《宣示表》陪葬。所以，傳世的《宣示表》，實際上是王羲之的臨本。而這個臨寫的《宣示表》，與傳世的鐘繇的《薦季直表》，都是按官樣書式所寫的奏表，可以代表鍾繇的楷書風采。鍾繇的楷書還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特別是漢末、三國時期的隸書中那種着意翻挑、飛揚的筆勢，在他的楷書里十分明顯。但是，這種翻挑與飛揚的筆勢，在王羲之的楷書里不見了，代之以回鋒收筆、規整勻稱的楷勢。

作為初具規模的楷書，鍾繇楷書的筆畫形態，有的長而逾制，有的臨時從宜，一字之內，筆畫之間的結構關係尚不明確，因此，規範不全，結合鬆散，豎短橫長，狀似扁隸，有橫張之勢。這類態勢，在王羲之楷書中已大為改觀。王書將縱向筆畫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筆內擫，其他點畫對稱呼應，所以有縱展之勢。王羲之的用筆，一改鍾書的隸筆起止，在起筆處有挫衄的按筆動作，多以方筆入紙；而收筆處不着意折筆重按，而是輕提回帶；在運筆速度上是緩前急後；在筆畫形態上求其勻整遒勁，勢如列陣。經過這樣的改造，楷書字體在王羲之手裏，筆畫之間的配置關係基本確立，結體變橫張為縱展，規整勁健，雍容爾雅，儀態大方。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經過這一鼎改，王羲之將楷書引入了端莊而生動的「今體」階段。而這個變化的最終完成，則是在法度森嚴的唐朝。

行書：蘭亭序

行書

行書與楷書一樣，兩漢時期，已在民間流行。從漢簡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書。這種早期的行書也是由隸書的實用書寫逐漸發育而成的一種新興的書體。它簡潔，開張，結體鬆動，隸味很濃。到了東漢，行書走入上流社會，得到不斷的整理和規範。張懷瓘《書斷》載：行書集大成者是東漢的劉德升，他被稱為「行書之祖」。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同上書)。行書體當然不是劉德升一人所「造」，但劉德升有無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鍾繇、胡昭二人學書於劉德升，然風範各異，時稱「胡肥鍾瘦」。胡昭，字孔明，潁川(今河南許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願為官，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尤善隸行，與鍾繇、邯鄲淳等齊名。特別是函牘書，為時人楷模。但作品無一留世。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後漢獻帝時，為尚書僕射，封武亭侯。曹魏時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銘石書(隸書)、章程書(楷書)、行押書(行書)三體。因其官高位顯，書法風靡一時。他的行押書體至王羲之時，尚在流行。

晉武帝司馬炎建國之初，曾策訂文字，將鍾繇、胡昭二人的書法定為標準體。王羲之早年習字，自然不能逾越鍾、胡兩家範例。王羲之比較了胡、鍾二家的書法，遵照衛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傳統，選擇了鍾繇書風。鍾繇行書的特點，約與西晉時《李柏文書》相仿佛，或者更為古樸。撇、捺發育不全，隸書味重，縱畫短促，橫畫粗長，稍逞左傾的橫張態勢。

王羲之早期行書《姨母帖》，尚殘留隸書那種橫平豎直的書寫習慣，用筆起伏、頓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帶。書寫速度較為平緩，近於勻速，風格古拙質樸，不脫鍾繇法度。王羲之後期的行書作品，風格大變，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蘭亭序》、《喪亂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時晴帖》、《寒切帖》、《遠宦帖》、《上虞帖》等。這些作品，筆畫體態都有生動的欹側之勢，「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梁袁昂《古今書評》)。這種欹側之勢，在結構上遒媚緊斂，勢巧形密，蘊藏着一種行而突止、蓄而待發的「勢」和「態」，即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字與字之間有起承轉合的映帶，似斷若連，如「煙霏露結」。這類風格的行書，在王羲之作品中佔有很大比例，是他行書風格的主調。

王羲之的新體行書一出，鍾繇的行書就顯得既古又舊了。東晉人士崇尚華美，時風趨新厭舊，王羲之的行書成了達官貴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範本，從而結束了鍾繇行書統領書壇的時代。

王羲之的新體行書中鋒、側鋒互用，每字即見，運筆速度較為迅疾，有振迅遒勁的風神。由於筆勢連貫，筆畫之間的呼應關係更加緊密，點畫的態勢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例如捺腳，不再是重按後平出，而多作長點狀的反捺。王羲之將草書筆法引入行書，從而使行書體勢具備了欹側遒媚的風格。他的《蘭亭帖》，筆法變化豐富，筆力勁健，速度勻暢，形態豐纖適度、自然含蓄，結體沖和安祥，不激不厲。《喪亂帖》則筆速較快，跳躍捭闔，行中帶草，單字相接，感情激盪，筆畫勁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體行書的代表作，成為行書的「法典」，為後人所遵循。

草書：十七帖

草書

秦末漢初，已萌草書。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西北地區出土了大量此時期的草書墨跡。草書一出現，就引起了漢代人的狂喜。學習草書，可以廢寢忘食，可以不分晝夜，可以畫地劌壁，直寫得臂穿皮破，直寫得指頭折斷，直寫得口吐鮮血，十天寫壞一支筆，一月用了數丸墨。草書成為最能體現書家藝術個性的書體，受到文人、書家的頂禮膜拜，心慕手追。漢魏草書，大多是較多地保留着隸書筆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書寫更為簡便的今草的雛型。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字字獨立，大小相等，筆勢不連貫，波挑多；後者字可與字相連，大小參差，隨意自由，使轉多。

漢末出現了一些草書大家，如崔瑗、杜度、羅暉、趙襲等，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張芝。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長草書，從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獨步無雙，故有「草聖」之稱。三國兩晉時期的書家，若習草書，多以張芝為楷模。

張芝的草書，因時代所限，尚未脫離隸書法度，實為章草。張懷瓘《書斷》說：「後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王羲之學習草書的藍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贈。王羲之章草傳世作品甚少，較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寫得非常精美，令人嘆服。

王羲之在草書方面的建樹，並不是舊體的章草，而是新興的今草。後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損古法、裁成一體、變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書，是在揚棄張芝章草書的過程中生成的。與張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轉靈動，點畫放縱，筆勢流暢遒逸。

雖然王羲之筆勢的連屬飛移多體現在一字之內，但其所呈現的，是神采上的貫通，而非形式上的連屬，即是唐太宗所謂的「狀若斷而還連「。這樣，章草書體字字獨立的形態與今草書體流暢縱逸的筆勢，這看似不協調的兩端，在王羲之的今草書中得到了融匯貫通，別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書，在用筆和結構的變化上，都達到了極致。用筆以方折為主，斬釘截鐵，乾淨簡捷，從容不迫。「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唐孫過庭《書譜》)。點畫的「形」與「勢」，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長或短，或方或圓，近乎絕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書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稱情疾書的尺牘。尺牘既是一種文體，又是一種形式，是魏晉以來文人書法的主要載體。北齊顏之推說：「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裏面目也」(《顏氏家訓·雜藝篇》)。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說：「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披捲髮函，燦然在目，使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如無窮盡，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觀，而想見其為人也」(《集古錄跋尾》)！《十七帖》正是這樣一種堪稱法帖的尺牘。通篇不假修飾，結構在疾書的情狀下隨勢生髮，隨機變化。技法與才情，理性與感性，自然地融為一體。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說是「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論書》說：「亡曾祖領軍洽和右軍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註：'洽』指王洽)。唐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孤峙」。王羲之脫盡魏晉以來用筆滯重的老套，一變魏晉的質樸淳厚風格，創造了雄逸矯健、媚麗流美、中和典雅的書風，將中國書法推進到一個前無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樹的不只是一種風格，一種境界，而是一個書法藝術的體系。在這個博大的體系內，有嚴肅，也有飄逸；有對立，也有和諧；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則，也有自由。於是，各種各樣的書家——古典的、現代的、唯美的、倫理的、現實的、浪漫的、陽剛的、陰柔的……都能把它當作偉大的典範，從中汲取他們各自需要的營養。

王羲之的這個體系，又像一把審美的無形尺子，衡量着中國歷代書法的優劣。明代評論家項穆說：「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優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頹拘。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儉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衄之法，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蔡過乎撫重，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筆，而伸腳掛手，體格掃地矣。蘇軾獨宗顏、復兼張。蘇似肥艷美婢，抬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數君之外，無暇詳論也」(《書法雅言·取捨》)。項穆的評判有失於絕對，但可以說明王羲之書法體系對後世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