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道概述

日本书道概述

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

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书，中国的书法也随之在日本展开。圣德太子抄录的“法华经义疏”，就是受中国六朝时代书法风格影响的代表作。

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和尚从中国返国时，带回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并将之推广。

唐太宗曾下令收藏王羲之的作品，一时间使王羲之作品身价百倍，遣唐僧和遣唐使回国时带回了大批王羲之的手迹。现今的“东大寺献物帐”内收藏的二十卷书法集中，大部分是王羲之的真迹。唐张怀瓘“书断·王羲之”，晋王羲之书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孙过庭的《书谱》也有入木之术。古代日本人尊王羲之为书圣，故将书法称作“入木道”。日本人喜爱王羲之书法风格现于言表，他们亲热地称王羲之为大王，称其第七子王献之叫小王。承继了二王骨风的，是平安朝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和尚。他与嵯峨天皇、橘逸势三人被称为平安“三笔”，空海的“聋瞽指归”二卷更被指定为国宝。

平安中期，日本废除了遣唐使，随着假名(日本文字)的出现，书法也开始和化(日本化)，书法界又出现了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世人称之为“三迹”，“三迹”的书法成了后世书法的规范，并由此产生了多种书法流派。

和化书风创始人藤原行成创立了“世尊寺流”，历经七世，由于墨守陈规，而失去吸引力，留于形式，书法也从以贵族为中心而转向武士阶层。书法不仅要求雄浑有力，也要求速度要快。于是出现了以藤原忠通为代表的“法性寺流”，其势压倒了“世尊寺流”。其后，后京极良经承继忠通的风格，创立了“后京极流”。到了镰仓时代又出现了寂莲、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等书法大家。

日本把“世尊寺流”、“法性寺流”等总称为“上代风格”，而将武士社会盛行的书法风格称之为“武家风格”，其代表者是源赖朝、源义经、北条时政等将军。

镰仓时代，在与宋朝做生意时引进了宋代的书法。如临济宗大师荣西禅师就师承了黄山谷的风格，曹洞宗的道元禅师将张即之的书法介绍回日本。以京都五山、镰仓五山的禅僧为中心的书法流派更是崇拜张即之和苏东坡的宋代风格。其后，一山一宁等僧又将元代风格带进了日本，为日本书法界增添了宗峰妙造大师、梦窗疏石等高僧的墨宝，世人称之谓“禅宗风格”。“禅宗风格”长期流行于日本南北朝和室时时代的武士、官吏之间。

桃山时代，丰臣秀吉一统天下，使乱世造成的文化停滞情况得以恢覆，书法界出现了三名奇才近卫信尹、木阿弥光悦、松花堂昭乘，世人称为“宽永三笔”。

江户时代幕府奖励儒学，“唐风”再度盛行。江户末期出现了如市河未庵等职业教授书法的专家，“书道”就产生在这一时期，并成了日本固有艺道的代表。

书道简介

书道是日本书法的综合艺术，它追求意境、情操和艺术美。日本书法分两类，一类是汉字书法，另一类是假名书法。

传说

传说日本天平年间光明皇后曾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王羲之典雅的笔风博得许多日本人的爱好，为世人所推崇。日本正仓院内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是当年光明子嫁给圣武天皇时的随身嫁妆。日本平安时代假名文字已经确立，迎来了书道的全盛时期。对于皇亲贵族的子女来说，书法是必不可少的修身课。实用的书法转变为技艺之道则是在日本镰仓末期至室町时期。同其他的艺道一样，书道界也产生了不少的流派。书道先驱藤原行创立的世尊寺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享有最高权威。而后加入这一流派的尊圆创造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创立了青莲院流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青莲院流派一直是和（日本）式书法的主要流派。不足的是日本室町时期的书道各流派均以秘事口传传宗接代，弟子只知墨守师风，却无心提高书道水平。到了日本江户时代这种倾向日趋严重。与此同时，随着町民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教养，日本人当中也开始普及书法。尽管他们的书法并不高明，但是毕竟从侧面打破了书道界的沉闷局面。日本人采用临摹的方法，学习书法名家的书法。

六朝书风

明治初期中国人杨守敬来到日本，他将中国的六朝书风传如日本，如同一股春风吹进日本书道界。日本书道开始由尊重个性，保持流派传统向注重自由表现的方向发展。不同与绘画艺术，书法艺术是单纯的点与线的抽象造型。执笔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富有弹力的毛笔得到具体的反映。为此，要求执笔者具有高超的技艺，高深的意境。

假名

日本的假名最初只是标写汉字发音的符号，它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到了平安时期已基本定型。其中最先进的用法首推万叶假名，经过楷（书）、行（书）、草（书）阶段，摆脱了汉字的形体，成为平假名。成假名的书写法称草假名。当时，日本的男子主要使用汉字。假名只是女性使用的文字。所以平假名亦称 “女书”、“女文字”。总之日本假名是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三位一体的组合。万叶假名的楷、行二体称“男书”，尔后改称“真名”。“草”则是万叶假名的草体，是男女共同使用的文字。日本平安时期社会上流行的女用文字“女书”也是由万叶假名草体演变而来的。除以上假名以外，还有一种形似苇叶，酷似绘画的文字，人称“苇书”，关于苇书的问题日本学术界还没有定论。

永字八法

“永”字即可包括书法的八个基本写法。这八个基本写法是侧（点）、勒（横）、努（竖）、趯（竖折勾）、策（短横）、掠（横折撇）、咏（短撇）、磔（捺）。“侧”意喻用笔需倾斜。“勒”意喻适时收笔，如同勒马一样。“努”意喻刚劲笔直、呈满弓之势。“趯”意喻勾得有劲，形如跳跃。“策”意喻提笔如风，运笔如挥鞭抽马。“掠”意喻潇洒自如，如同妇女梳头一般。“啄”意喻象鸟儿啄木那样，笔风向左急转。“磔”意喻圆满收笔，笔风缓而有力的向右划下。永字八法是我国后汉时期著名书法家蔡邕首先提出的，后经日本僧人空海传入日本。

“三笔”

日本书道史上的三笔三迹被日本人尊为书法圣人。三笔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其中最出色的首推空海和尚。空海采用王羲之的风格，颜真卿的笔法，加上自己的独创，形成独特的书法笔法，被奉为入木道（书道）的开山祖。空海的代表作有《风信帖》、《灌顶记》。嵯峨天皇楷书为欧阳徇风格。行书、草书则为空海风格。代表作有《光定戒牒》。橘逸势的真迹未能流传至今。《伊都内亲王原文》不过是仿写品而已。除此以外，本阿弥光悦、近卫信伊、松花堂昭乘为宽永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黄檗三笔。市河米庵、贯名菘翁、卷菱湖为日本幕末三笔。

“三迹”

日本式书道名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被奉为三迹。他们的笔法分别称为野迹、佐记、权迹。小野道风的真迹堪称是日本书法的典型。代表作为《屏风土代》、《秋萩帖》。藤原佐理的笔风自由奔放，个性很强。代表作有《诗怀纸》。藤原行成继承了小野道风的风格，是日本书法之集大成者。行书的书法温雅、干练，代表作有《白乐天诗卷》、《消息》。成行还是书道寺“尊寺派”的始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

单贴集帖

日本人练字时使用的单帖有以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的《洛神十三行》为首的唐四大家的楷书。集帖有收入古今名迹的《开元帖》、《淳化阁帖》、文征明收集的《停云馆帖》、董其昌收集的《戏鸿堂图》、吴用卿收集的《余清斋帖》和《三希堂帖》。

墨迹

日本僧人的书法，特别是著名的禅宗僧侣手写的认可证、偈颂、法语、字号、讲道语、诗、眉批、书信等简称“墨迹”，在日本书道界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它属于日本书道的旁支，但是它那重视个性的发挥，重视修道和抒发禅宗风格，却不过分追求书法本身优劣与否的超然书法风格，特别地受到日本人的尊崇。墨迹的自由奔放的书法风格作为禅的精神的再现，更是受到茶客们的推崇，收藏墨迹者甚多。我国宋、元名僧圆悟、克勤、虚堂、智愚、了庵、清欲的手迹以及日本镰仓时期至室町时期的名僧大师国师、梦窗疏石、一休纯宗的手迹均被日本书道界奉为传世之宝。

笔

笔、墨、砚、纸堪称“文房四宝”。中国秦代的蒙恬首先发明了笔。汉代又发明了纸。8世纪唐代的笔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内收藏的17支完整的雀头笔是日本最古老的毛笔。毛笔的种类很多，就形而论，有长锋、短锋、雀头、鸡爪、柳叶之分。就毛而论有羊、狸、兔、鹿、猫、马、鼬之分。既有使用一种毛制的笔，也有使用两种以上的毛制作的毛笔。

墨

中国首先发明墨。开始为墨丸、墨粉。后将煤、胶掺入其内制成比较坚固的墨块。日本正仓院仍保存着唐墨、新罗墨。日本奈良时代的制墨法是由新罗（朝鲜）传入的。日本平安时期红州藤代、代江武佐墨最受欢迎。自江户时代以来，奈良的制墨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墨有松烟墨、油烟墨之分，书法用墨最好使用纯油烟墨。青墨为油烟墨。除此以外还有朱墨、茶墨。中国的古墨十分有名。明代的程君房、清代的乾隆御制墨都是珍品中之珍品。墨越沉越佳。刚刚制成的生墨没有什么价值。一般以求藏30至80年的沉墨为书法佳品。概括而言中国墨讲究多用薄胶，墨的粘着力较差，用起来十分圆滑。而日本墨则讲究少用厚胶，墨的粘着力较强，用起来十分豪快。

砚

直到平安时代，日本人仍使用陶制的风字砚、圆面砚。日本平安末期中国砚输入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开始生产石砚。当时制砚石料多选自爱知县的凤来石、山梨县的雨田石、宫城县的玄昌石、山口县的赤间石、京都的鸣泷石。除用石料制砚以外，日本人还用泥、陶、瓦等材料制砚。砚有圆面砚、方砚、风字砚之分。

纸

公元610年高丽僧将造纸术传入日本。后经日本造纸工匠钻研琢磨，终于造出了坚韧、优雅的和纸。平安时代随着各项民间工艺事业的发展，造纸业生产也得到促进。当时的造纸原料主要为楮、雁皮。有名的和纸产地有美浓、依势、三河等，京都还设立了官办的抄纸厂，名“纸屋院”。随着造纸工业的发展，日本纸的种类不断增多。当时日本已经能够制造花纹的色纸及写经用的绀色纸，用金泥、银泥在上面写经效果极佳。到了江户时代町人文化兴起，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越前、土佐、出云、伯耆均成为日本国风著名的纸产地。纸的种类已达50种。

今天日本的纸生产仍分手工制纸和机械制纸两种。手工纸以雁皮、楮、三桠（黄瑞香）的树皮为原料，由手工制作的日本和纸包括半纸、美浓纸、奉书纸、鸟子等。机制纸则以木材、马尼拉麻的纸浆为原料，有坚固的泉贷纸、纸浆半纸等。日本人的书道用纸一般以半纸、画仙纸为主。雁皮纸、鸟子、檀纸、麻纸则属于高级书写用纸，被视为珍品，不轻易使用。

落款

落款是表示书法书写完结的一种形式。落款没有统一的规定，既可写本名、字、雅号，也可写年月、干支、场所、赠者姓名等。日本人比较讲究用“号”落款。也有的人只习惯用印落款。印章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木、牙、角、水晶、陶器、金属等等。古代日本人几乎没有在书画上落款的习惯。只是到了钅兼仓时代，日本人接受我国宋代禅宗文化影响，才有了书成后落款的习惯。如果是自作诗，落款只写文或号。如果是抄录别人的作品则写XXXX书。普通的场合要用三颗印即关防印（一种细长的印）、姓名印、号印。文字主要是篆书。然而日本人多愿意在提高纸面的整体美方面多下功夫，却不太拘泥于特定的书法形式。

裱装

为了更好地保存、鉴赏字画必须进一次加工。将字画裱糊之后，可装成卷轴，也可制成帖、额、屏风等等。中国宋代裱装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裱装技术传入日本，带动了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日本室町时期社会上茶道大兴，茶室用挂轴字画的需求剧增，进一步促进裱装技术的提高发展。当时日本的装裱品种已经很多，有“真裱”、“行裱”、“明朝装”、“大和装”、“袋装”等等。裱装时往往使用十分豪华的绢织物，工艺也很讲究。

小议书道

传说日本天平年间光明皇后曾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王羲之典雅的笔风博得许多日本人的爱好，为世人所推崇。日本平安时代假名文字已经确立，迎来了书道的全盛时期。对于皇亲贵族的子女来说，书法是必不可少的修身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青莲院流派一直是和（日本）式书法的主要流派。不足的是日本室町时期的书道各流派均以秘事口传传宗接代，弟子只知墨守师风，却无心提高书道水平。到了日本江户时代这种倾向日趋严重。与此同时，随着町民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教养，日本人当中也开始普及书法。尽管他们的书法并不高明，但是毕竟从侧面打破了书道界的沉闷局面。日本人采用临摹的方法，学习书法名家的书法。

明治初期中国人杨守敬来到日本，他将中国的六朝书风传入日本，如同一股春风吹进日本书道界。日本书道开始由尊重个性，保持流派传统向注重自由表现的方向发展。不同于绘画艺术，书法艺术是单纯的点与线的抽象造型。执笔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富有弹力的毛笔得到具体的反映。为此，要求执笔者具有高超的技艺，高深的意境。

日本的假名最初只是标写汉字发音的符号，它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到了平安时期已基本定型。其中最先进的用法首推万叶假名，经过楷（书）、行（书）、草（书）阶段，摆脱了汉字的形体，成为平假名。平假名的书写法称草假名。当时，日本的男子主要使用汉字。假名只是女性使用的文字。所以平假名亦称"女书"、"女文字"。总之日本假名是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三位一体的组合。万叶假名的楷、行二体称"男书"，后尔改称"真名"。"草"则是万叶假名的草体，是男女共同使用的文字。日本平安时期社会上流行的女用文字"女书"也是由万叶假名草体演变而来的。除以上假名以外，还有一种形似苇叶，酷似绘画的文字，人称"苇书"，关于苇书的问题日本学术界还没有定论。

日本书道史上的三笔三迹被日本人尊为书法圣人。三笔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其中最出色的首推空海和尚。空海采用王羲之的风格，颜真卿的笔法，加上自己的独创，形成独特的书法笔法，被奉为入木道（书道）的开山祖。空海的代表作有《风信帖》、《灌顶记》。嵯峨天皇楷书为欧阳徇风格。行书、草书则为空海风格。代表作有《光定戒牒》。橘逸势的真迹未能流传至今。《伊都内亲王原文》不过是仿写品而已。除此以外，本阿弥光悦、近卫信尹、松花堂昭乘为宽永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黄檗三笔。市河米庵、贯名菘翁、卷菱湖为日本幕末三笔。

日本式书道名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被奉为三迹。他们的笔法分别为野迹、佐迹、权迹。小野道风的真迹堪称日本式书法的典型。代表作为《屏风土代》。藤原佐理的笔风自由奔放，个性很强。代表作有《诗怀纸》。藤原行成继承了小野道风的风格，是日本书法之集大成者。行成的书法温雅、干练，代表作有《白乐天诗卷》、《消息》。成行还是书道寺"尊寺派"的始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

日本人练字时使用的单帖有以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的《洛神十三行》为首的唐四大家的楷书。

日本僧人的书法，特别是著名的禅宗僧侣手写的认可证（证明传道给弟子或承认弟子通达佛理的证明书）、偈颂、法语、字号、进道语、诗、眉批、书信等简称"墨迹"，在日本书道界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它属于日本书道的旁支，但是它那重视个性的发挥，重视修道和抒发禅宗风格，却不过分追求书法本身优劣与否的超然书法风格，特别受到日本人的尊崇。墨迹的自由奔放的书法风格作为禅的精神的再现，更是受到茶客们的推崇，收藏墨迹甚多。

笔、墨、砚、纸堪称"文房四宝"。中国秦代的蒙恬首先发明了笔。汉代又发明了纸。8世纪唐代的笔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内收藏的17支完整的雀头笔是日本最古老的毛笔。毛笔的种类很多，就形而论，有锋、中锋、短锋、雀头、鸡爪、柳叶之分。就毛而论有羊、狸、兔、鹿、猫、马、鼬之分。既有使用一种毛制的笔，也有使用两种以上的毛制作的毛笔。

中国首先发明墨。开始为墨丸、墨粉。后将煤、胶掺入其内制成比较坚固的墨块。日本正仓院仍保存着唐墨、新罗墨。日本奈良时代的制墨法是由新罗（朝鲜）传入的。日本平安时期红州藤代、近江武佐墨最受欢迎。自江户时代以来，奈良的制墨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墨有松烟墨、油烟墨之分，书法和墨最好使用纯油烟墨。青墨为油烟墨。除此以外还有朱墨、茶墨。中国的古墨十分有名。明代的程君房、清代的乾隆御制墨都是珍品中之珍品。墨越沉越佳。刚刚制成的生墨没有什么价值。一般以求藏30至80年的沉墨为书法佳品。

直到平安时代，日本人仍使用陶制的风字砚、圆面砚。日本平安末期中国砚输入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开始生产石砚。当时制砚石料多选自爱知县的凤来石、山梨县的雨田石、宫城县的玄昌石、山口县的赤间石、京都的鸣泷石。除用石料制砚以外，日本人还用泥、陶、瓦等材料制砚。砚有圆面砚、方砚、风字砚之分。公元610年高丽僧将造纸术传入日本。后经日本造纸工匠钻研琢磨，终于造成了坚韧、优雅的和纸。平安时代随着各项民间工艺事业的发展，造纸业生产也得到促进。当时的造纸原料主要为楮（桑料落叶亚乔木。其皮为造纸原料）、雁皮（瑞得料）。有名的和纸产地有美浓、伊势、三河等，京都还设立了官办的抄纸厂，名" 纸屋院"。随着造纸工业的发展，日本纸的种类不断增多。当时日本已经能够制造带花纹的色纸及写经用的绀色纸，用金泥、银泥在上面写经效果极佳。到了江户时代町人文化兴趣，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越产、土佐、出云、伯耆均成为日本国内著名的低产地。纸的种类已达50种。

今天日本的纸生产仍分手工制纸和机械制纸两种。手工以雁皮、楮、三桠（黄瑞香）的树皮为原料，由手工制作的日本和纸包括半纸、美浓纸、奉书纸、鸟子等。机械纸则以木材、马尼拉麻的纸浆为原料，有坚固的泉贷纸、纸浆半纸等。日本人的书道用纸一般以半纸、画仙纸为主。雁皮纸、鸟子、檩纸、麻纸则属于高级书写用纸，被视为珍品，不轻易使用。落款是表示书法书写完结的一种形式。落款没有统一的规定，既可写本名、字、雅号，也可写年月、干支、场所、赠者姓名等。日本人比较讲究用"号"落款。也有的人只习惯和印落款。印章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木、牙、角、水晶、陶器、金属等等。古代日本人几乎没有在书画上落款的习惯。只是到了＝仓时代，日本人接受中国宋代禅宗文化影响，才有了书成后落款的习惯。如果是自作诗，落款只写文或号。如果是抄录别人的作品则写××××书。普通的场合要用三颗印即关防印（一种细长的印）、姓名印、号印。文字主要是篆书。

为了更好地保存、鉴赏字画必须进行一次加工。将字画裱糊之后，可装成卷轴，也可制成帖、额、屏风等等。中国宋代裱装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裱装技术传入日本，带动了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日本室町时期社会上茶道大兴，茶室用挂轴字画的需求剧增，进一步促进裱装技术的提高发展。当时日本的装裱品种已经很多，有"真裱"、"行裱"、"明朝装"、"大和装"、"袋装"等等。裱装时往往使用十分豪华的绢织物，工艺也很讲究。

江户时代书法

在早期，本阿弥光悦、松花堂昭乘给和样带来新生命；中期以后，吸收明朝书风的唐样迅速普及；幕末，产生良宽的清纯书风。但从整体上看，很少推出有价值的作品以取代古代和中世的典范作品，也许应该在向民众广泛普及这一点上，寻找该时代书法的意义。

早期进入17世纪后，书法领域出现古典复兴的新风气，产生近卫信尹的男性书风。与信尹并立的知名书法家是本阿弥光悦，他作为书家而活跃的年代是17世纪初，即他的晚年。光悦在倾慕前代书风的同时，吸收宋朝书风的要旨，推出富有顿挫和浓淡变化、从而产生丰丽量感的独特装饰书风。其书风之美，在宗达作金银泥底绘的《四季草花下绘和歌卷》（翻山纪念馆）、《鹿下绘和歌卷》（热海美术馆等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松花堂昭乘（1584～1639）在绘画领域也有非凡的才能，作为书家则倾慕空海，推出堪称新大师派的书风，又对程式化的青莲院派注入新生命力，开创沈本派。他的书风形体整然，淬厚近人。信尹、光悦和昭乘因都活跃于宽永年间，且成就各—而影响相当，遂并称宽永三笔。

进入中期后，和样书法再度出现停顿状况。仅有近卫家熙（1667～1736）深入研究和汉古书迹，被誉为“稀世善书者”。但他的本领在于临书，缺乏创造性。继承青莲院派的御家派和样书法，被采用为幕府的公文书体，广泛普及民间，但因过于强调实用，致使缺乏艺术性。

中国书风系统在江户早期，仅仅沿袭前代的五山样，唯有武家出身的文人石川丈山（1583～1672）的隶书值得注意。进人中期后，以明朝灭亡为机缘来日的隐元（1592～1673）、木庵(1611～1684）、即非（1616～1671）等黄梁僧人和儒学家朱舜水（1600～1682），介绍了明朝书风，被称为唐祥的新书风，在知识人士中开始流行。唐样这一用语，广义上有时指全部中国书风，但一般指江户中期开始的这一新书风。在唐祥书家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北岛雪山（？～1697）。他原为熊本的藩医，曾在长崎向黄梁僧学书，又从清人俞立德处接受明朝文徽明的书法，从而推出格调高雅的书风。毯的书风又为细井广泽（1658～1735）继承。此外，著名儒者荻生徂来（1666～1728）的奔放草书，学者兼政治家新井白石（1637～1725）的秀润行书和楷书，堪称江户中期唐样书法的代表。

进入后期以来，唐样书法与文人画同时渗透到各地崇拜中国文化的知识人中间，出现多样的发展。他们不仅研究明朝书法，而且远溯晋唐未书风进行广泛研究。著名汉文学家、历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的书法充满才气。江户的龟田鹏斋（1752～1826）的书风有奇趣。江户的市河米庭（1779～1858）、卷菱湖（1777～1843）、京都的贯名海屋（1778～1863）被称为慕末三笔，他们有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各种古今法书而自成一家，门下聚集着众多弟子。比如晚年的市河米庵，据说拥有包括大名、僧倡在内的门人达5000人之多。由此可以窥见唐样书法在幕末的流行。

但是，比这些儒者书家更受推崇的，是三位僧人书家：寂严（1702～1771）、慈云（1718～1804）、良宽（1757～1831）。他们分别是备中、河内、越后的有名僧人，其书风与职业书家不同，都是为了自娱而挥写的，笔法不拘形式，清高脱俗。其中最著名的良宽是神官之子，约22岁出家，在备中玉岛圆通寺僧国仙指导下修样，还出游于四国、九州。38岁顷归里，以后定居越后，终生处于“多逸话、超世俗”的生活中。他还是有名的歌人。在书法上，他以自由的态度吸收了日本和中国的古代法书精粹，包括传为道风的《秋蔽帖》和唐代怀素的《自叙帖》，推出充满清淡之美的独特书风。这种无为而感到人间温情的书风，作为他生活和人格的反映，吸引了众多追随者。

作为文人画家而著名的池大雅，也酷好书法，其脱俗的风格，与这些僧人书风相近。他的书法从明朝书风出发，可以说屋于唐样，但其大度的性格也充分反映在书风上，既根底扎实，又变幻自如、个性强烈，在当时文人书法中堪称逸格。禅僧白隐的超技法破格书风，也与其画风一样以特异的精神近来引起重视。

桃山时代书法

在桃山时代美术的诸领域中，只有书法是迟缓地从前代的沉滞中摆脱出来。在16世纪后半期，仍然在沿袭程式化的青莲院派。唯有丰臣秀吉书状中不拘形式的自由风格，与桃山人开放的心胸相适应。进入17世纪后，古典复兴的风气在以官廷为中心的文化人中兴起，使书坛萌发了新动向。

宫廷的近卫信尹（1565～1614）是这种动向的代表。他是乙太政大臣近卫前久之子，性格豪爽，其书法初学青莲院派，以后转习宋代强劲书风，在和样中融合样宗风味，推出奔放的男性书风，与桃山风气如出一辙。初满山屏风、伊吕波屏风（京都禅林寺）、与后阳成天皇、父前久合作的《新选朗咏集》（京都阳明文库）上，充分体现了他有个性的书风特征。

本阿弥光悦既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工艺师，活跃于桃山末、江户初，给当时的和样书法吹入新风。

室町时代书法

室町时代是书法史上最沉滞的时代。在和样书法方面，由于文化中心由公家向武家转移而失去社会基础，停留于前代荣耀的世尊寺派和青莲院派的末流上，出现流派繁芜的局面，但都墨守陈规，书法本身的艺术性低劣，如：后圆融院的政笔派、飞鸟井雅亲（1417～1490）的飞鸟井派、饭尾宗抵（1421～1502）的宗抵派、雅亲之弟雅康（1436～1508）的二乐派、后柏原天皇的后柏原院派、牡丹花肖柏（1445～1527）的智派、三条西实隆（1455～1537）的三条派、山崎宗鉴（1465～1553）的宗鉴派、等等。

唐样书法继承前代而盛行于样林间，但随着禅宗的世俗化，书法也衰微。义堂周信（1324～1388）、绝海中津（1336～1405）的墨迹尚有赏幌之处。以后则变成抄本式程式，在诗画轴的赞上还留有许多书作，被称为五山派，包括玉畸梵芳、仲方圆伊（1354～1413）、愚极礼才（1373～1452）、江西龙派（1375～1446）、心田清播（1375～1447）、丝云等连（1389～1470）等人。应仁之乱后，出现反映时代的狂逸体，值得注意。一休宗纯（1394～1481〉、了庭桂梧（1424～1514）的书作独树一帜，特别是一休的墨迹，笔法狂放，不拘一格。

镰仓时代书法

镰仓时代书法大体上分为和样与唐样两大类。

在和样书法上，镰仓初期仍流行藤原忠通创始的书风——法性寺派，以《熊野怀纸》为最。《熊野怀纸》是厉鸟羽天皇去熊野三山参拜途中开和歌会，并书写自己咏歌的怀纸，现存1200年和1201年两度和歌会的怀纸。其中包含后鸟羽天皇、寂莲、藤原家隆、藤原雅经、藤原定家等当时歌人或书家之类文化名流的笔迹，但大致不出法性寺派。即使是有个性的定家书风、被作为后京极派始祖的后京极良经书风，也不脱法性寺派察臼。既抑扬顿挫又具有锐劲和力度的书风，以承久之变为界而消声匿迹，稳重的书风支配书坛。后京报良经之子藤原教家、定家之子为家的书法，比起他们的父亲来明显稳重柔和。代表这种倾向的是伏见天皇的书法，它学习藤原佐野、藤原行成，字形严整中见出平稳之趣。伏见天皇之子尊圆亲王，向世尊寺行伊学书。他的书风源于平安末期以来的世尊寺派，不仅深受当时喜爱，而且被称为青莲院派而成为后代的御家派之源。

与传统的和样书法相对，兴起了受到中国宋代书风影响的唐样书法。中国从唐末起便针对恪守东晋王羲之书风的保守倾向，出现创造独自书风的新动向。至北宋，涌现出蔡襄、苏轼、黄庭坚、米世四大家，建立注重精神表现的逸格书风。其中，黄庭坚对样学素养很深，其气魄锐劲的书风广为禅僧喜爱。1178年，明廉荣西写的誓愿寺《孟兰盆一品经缘起》，已经强烈透露出黄庭坚书风的影响。接着由中国归日的掉僧俊苗在1219年写的《造泉涌寺劝缘疏》也同样接受了黄庭坚的书风。其他的由宋归日僧如圆尔辨圆、希玄道元等也同样留有宋式书风。到了13世纪中叶，兰溪道隆、兀庭普宁、子元祖元等宋僧来日，将禅宗真正传播到日本，宋风书风开始在日本样林普及。在禅宗界，师父的印可状与顶相一起作为传法的凭证深受重视，这些书迹至后世引为珍贵。来日宋僧中，兰溪道隆向深得米劳笔法的南宋张即之学习，格调高雅。日本禅僧在访问中国时也从中国带回大量的师父墨迹。尤其是大灯国师的笔迹显示出出类拔萃的笔力。这种宋样笔法仅限于样林，没有普及到一般民众。进入14世纪后，天皇归依样僧，接受样林书法的影响，于是折衷了和样与唐样，建立所谓哀翰祥。深深归依大灯国师的后醍醐天皇的笔迹是其典型。

奈良时代书法

奈良时代书法艺术也在隋唐文化的影响下取得飞跃发展。由于遣唐使、留学生带回唐朝书迹，唐代书风广为流行，东晋王羲之书风备受尊重。这一时代的书迹从内容上可分类如下：

佛像铭文、墓志铭、诗书卷、写经等。特别是与当时的佛教政策相呼应，诸大寺设立了写经所，制作纸、笔、墨，进行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当时的书法就是由于写经事业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

奈良前期日本的写经始于飞鸟时代，据记载，673年川原寺已经开始写经。现存天武14年（686）河内国志贵评（郡的古制）内知识结缘经——《金刚场陀罗尼经》，是日本最早的纪年经。本经书体极为细劲俊秀，存有后世写经中未见的古风，在日本写经中大放异彩。这种书体近似唐朝书家欧阳通风格，堪称天武时期的写经体。在雕塑、工艺美术项目中已述的长谷寺铜板法华说相图，是同期作品，其下边铭文的书体显示出与它极为相近的风格。

除了佛像铭文外，在金石文上还有大量的墓志铭。继《船王后墓志》（668）后，已知有《小野毛人墓志》（677），文林麻吕、威奈大村的两墓志（707）、《下道冠胜母墓志》（708）、《伊福部德足比卖墓志》（710）。著名的石刻碑文为那须国造碑（700）、多胡郡碑（711）。它们与写经体相异，书体更为自然，由于最早在中国书风上加人民族情趣而值得注意。

奈良盛期由于圣武天皇推行兴盛佛教的政策，这一时期的写经事业达到鼎盛。其真迹见于《大般若经》（712）。进入天平时期后，频繁书写浩如烟海的各种佛经，除了法华经、金光明经、华严经、大般若经外，还有圣武天皇劫愿一切经（734）、光明皇后发愿一切经（740、743）、孝谦天皇勒愿一切经（768）等。这些数量众多的写经有一部分流传至今，可供研讨当时的书体。早些时候的书体还残留奈良前期的锐劲笔法，以后表现出典雅的盛唐样式，完成了所谓天平时期的写经体。这一时期的写经代表作还有龙光院和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紫纸金字金光明经，贤愚经等。

正仓院传存的《圣武天皇袁翰杂集》、《光明皇后笔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是著名的诗书卷，都是摹写王羲之的唐代摹本而成，笔意与写经体通然不同。其中，《光明皇后笔乐毅论》以女性中少见的强劲笔势，显示出当时一代书风。正仓院有名的鸟毛篆书屏风和《东大寺勉物帐》也很有特色，它们的书风与上述诗书卷不同，不拘形式，自由书写。

著名的金石文有：粟原寺三重塔的伏钵铭（715）、药师寺三重塔露盘的擦铭（730）、药师寺佛足石歌碑、小治田安万吕墓志（729）、僧行基墓志（749）残片、石川年足墓志（762）。特别是佛足石歌碑，不仅在书法史上，而且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有珍贵史料价值。

从水平上看，奈良时代的书法当以诗书卷最为优秀，写经次之，金石文再次之。

平安前期书法

平安前期虽然在奈良时代通过写经接受了唐朝严整的书风，但只有进入平安时代后，这些书风才深入渗透，进而出现学唐朝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的人。最著名者是所谓“三笔：空海、崭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和逸势人唐后还驰名中国。

空海的代表性遗品有：写给最澄的《风信帖》（存教王护国寺）、《聋蓄指归》（存金刚峰寺）、《金刚般若经解题》（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其书风学王羲之，又脱胎换骨而有和风之兆。崭峨天皇遗有《光定戒牒》（存延历寺）、《李峪百首》（存阳明文库），学空海而另立一派，有帝王之气。桃逸势没有留下可靠的作品，传为逸势笔的御物《伊都内亲王愿文》（宫内厅）也是王羲之风格，但笔法上更有个性。上述“三笔”在日本推广王羲之及唐朝书风，一方面促进了汉字书法的繁荣，一方面造成由奈良末期萌芽的假名书法一时间消声匿迹。

其他重要书法家首屈最澄，他写给空海的《隔帖》（奈良国立博物馆），是表明其清廉人格的杰作。

三笔之后，日本书法在平安后期走向和祥化。

平安后期书法

平安后期确立了和样书风，改变了以前仅仅受中国书风的历史，出现永远作为法书典范而被崇仰的作品。在汉字世界，被誉为“三迹”的书家探索和样化之路；在假名世界，出现连绵流丽的假名书风。三迹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小野道风（894～966）是最早推进和样化的书家。作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风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岁时为在宫廷屏风写大江朝纲的诗而作的草稿，其书风是在王羲之风格的书体上增加圆味。他还留有《三体白氏诗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继道风之后开创独自境地。代表遗作《离洛帖》，是他47岁时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战赴九州途中寄发春宫权太夫藤原诚信。书风相对道风之圆滑而呈现明显的锐角，具有个性。他25岁时的书迹《诗怀纸》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誉为当时最有成就的书家。他的确切笔迹已知有：47岁时的《白氏诗卷》（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约49岁时的信。书风平稳圆润，格调很高。道风的书法虽有意识改变王羲之书风，但失之生硬；佐理的书法虽追求个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书法有成熟的和风感，运笔的轨迹平稳曲折，合乎观者的心情。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三迹”之后，平等院凤凰堂廓色纸形书（1053），据说是当时名手源兼行手笔，然无确证，它与程式化的写经文字不同，无疑出自著名书家之手。

从11世纪末期起，先后出现行成之孙藤原伊房（1030～1096）和伊房之孙藤原定信（1089～1151）。他们追求疾速锐劲书风，并使这种书风推广。

在平家纳经（1164）中也出现同样的书风。但在12世纪，却是藤原忠通（1097～1164）的书风流行。较之行成的书风，他采取直线的结体稍微加强，运零更为疾速。由忠通创始约法性寺派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书法领域占主流地位。

比汉字世界更加走向和样化的，是假名书道。草假名是万叶假名的简化，从汉字的草体和笔记体的简体中脱颖而逐渐成形。最初是一字一字分离书写的独草体，从 10世纪起则是连续数字书写的连绵体，与料纸之美相对应，建立起雅致的书风。从藤原定家（1162～1241）忠实模写纪贯之书的《土佐日记》看，字体接近今天的平假名，可以窥见连绵体的早期书风。《土佐日记》著于承平五年（935），作为假名书法发展的早期资料而引为珍品。《秋蔽帖》（东京国立博物馆）通过万叶假名记录48首古歌，从某种意上说是将汉字写成假名书法的风格。11世纪的遗作有被称为《高野切》的《古今和歌集》抄本，是假名书法的典范。

到了12世纪，遗例增多，京都西本愿寺《三十六人集》是其中著名的大部头，至今可区别20人的笔迹，显示出当时的假名书法大势。《源氏物语绘卷》的文字书法也是当时的遗例之一，而且还并立着正宗的古样和创意的新样两种风格。至12世纪后半期，出现属于法性寺派的假名书法，《伴大纳言绘卷》文字书法是其一例。

随着假名文字的发展，料纸的装饰也追求尽善尽美，有的赌云母或刷云母，有的蜡染。西本愿寺《三十六人集》答集了料纸装饰的所有技法。由金银泥构成的折枝纹样最为流行，还有意使色纸断裂而留白，或将色彩重叠拼贴，以造成不同的装饰效果。《平家纳经》多用金银，与地色相适应，用石绿、石青、朱砂三色浓淡相映地书写文字，书法完全与料纸装饰融为一体。《平家纳经》无论在书法、料纸、卷轴、卷头、题签上都凝聚着意匠，达到装饰艺术的极致。

飞鸟时代书法

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58年，朝鲜百济国使王仁进款《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是汉字传入日本之始（在年代的推定上尚有疑问，故具体年份不详。）。但比它更早的时候，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已明显知道汉字。王仁的来日，带来了系统的汉字和汉文的典籍，因此是学汉文的真正开始。后来阿直竣、王仁的子孙来日后同化为日本人，作为东西文部住在大和、河内之地，任祭扫、出纳等职。到了推古天皇朝代，日本与隋朝建立了邦交，随着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归国而带来了中国书法。但是，百济系的书家似乎在整个飞鸟时代一直被重用。

当时的书法主要有写经、造像铭、墓志、碑文等，但遗品极少。首先应提到的是：圣德太子注释《法华经》的自笔草稿本《法华义疏》四卷。它大约书于615年，当时太子42岁。有楷、行、草三体，运笔急速，字体圆转轻妙，虽模仿六朝书风，但带有一种民族化风格。

造像铭有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佛光背铭（628），为严整的六朝书体，又略带日本味。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佛光背上刻的造像铭，风格粗劲，与西魏时代的写经体相近。碑文中有京都放生院桥寺的字治桥断碑，它记录了646年元兴寺僧道登修造宇冶桥的经过，其厚重书风堪称日本碑文中的杰作。

当时的书法，主要模仿中国六朝书体，由于不甚理解，故带有一种被动的民族化。总的来说，距形成一代书风，还是比较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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