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三种版本）

敦煌写经《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欣赏

卷轴 水墨纸本 规格：26 x 442 cm

大英图书馆收藏 编号：S.513

本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题记："上元三年(676)闰三月十一日左春坊楷书欧阳玄愆写，用纸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书手萧棉，再校书手萧棉，三校书手萧伟，详阅太原寺大德神府，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

【敦煌宫廷写经的由来】

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经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真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

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首先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也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了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第三，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只是不知此抄经机构何时结束。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敦煌石室得以保存至今。

宫廷写经通常在卷尾题记有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当时纸张尺寸较小，由于经书多长篇大论，故须将纸连成长卷。写经者不一定深谙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来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详阅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详阅的政府抄经很多，粗略翻阅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可以发现，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经卷均为三人所详阅。监制者多是政府挂衔的官员，其中虞昶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担任过抄经的监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为如此，宫廷经生所抄成千上万的经卷十分整齐，涂字改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这本出自唐朝仪凤元年（676年）的完整卷轴出土于中国敦煌。这本卷轴包括《金刚金》（Prajna pāramitā sutra），这是一本大乘佛教praj?ā经书中的一本重要的宗教经书，也是中国禅文化（日本禅宗）佛教的基础经书。这本经书约在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其中有众多翻译版本，但鸠摩罗什的译本最受推崇。几代人均认为吟诵《金刚金》（Prajna pāramitā sutra）将赋予人无限的荣耀。人们竞相复制与印制，因此得以广泛流传。praj?ā意思为“智慧”；pāramitā意思为跨越生死，到达教化的彼岸；“金刚”喻意为坚定与对智慧渴望。佛经的基本信息为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固若金汤，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和煎熬。这本卷轴由故宫图书馆校对，故宫行政官员奉圣旨进行完善，是典型的唐代宫廷手稿。女皇武则天（624-705年）在其母亲逝世时命令复制《法华经》与《金刚经》（Prajna pāramitā su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