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8, 2019

敦煌写经《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三种版本)


敦煌写经《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三种版本)


敦煌写经《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欣赏



卷轴 水墨纸本 规格:26 x 442 cm
大英图书馆收藏 编号:S.513
本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题记:"上元三年(676)闰三月十一日左春坊楷书欧阳玄愆写,用纸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书手萧棉,再校书手萧棉,三校书手萧伟,详阅太原寺大德神府,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
敦煌宫廷写经的由来】
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经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真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
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首先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也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了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第三,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只是不知此抄经机构何时结束。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敦煌石室得以保存至今。












































宫廷写经通常在卷尾题记有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当时纸张尺寸较小,由于经书多长篇大论,故须将纸连成长卷。写经者不一定深谙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来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详阅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详阅的政府抄经很多,粗略翻阅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可以发现,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经卷均为三人所详阅。监制者多是政府挂衔的官员,其中虞昶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担任过抄经的监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为如此,宫廷经生所抄成千上万的经卷十分整齐,涂字改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这本出自唐朝仪凤元年(676年)的完整卷轴出土于中国敦煌。这本卷轴包括《金刚金》(Prajna pāramitā sutra),这是一本大乘佛教praj?ā经书中的一本重要的宗教经书,也是中国禅文化(日本禅宗)佛教的基础经书。这本经书约在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其中有众多翻译版本,但鸠摩罗什的译本最受推崇。几代人均认为吟诵《金刚金》(Prajna pāramitā sutra)将赋予人无限的荣耀。人们竞相复制与印制,因此得以广泛流传。praj?ā意思为“智慧”;pāramitā意思为跨越生死,到达教化的彼岸;“金刚”喻意为坚定与对智慧渴望。佛经的基本信息为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固若金汤,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和煎熬。这本卷轴由故宫图书馆校对,故宫行政官员奉圣旨进行完善,是典型的唐代宫廷手稿。女皇武则天(624-705年)在其母亲逝世时命令复制《法华经》与《金刚经》(Prajna pāramitā s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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