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顾：唐代敦煌写经书法

概

述

唐代敦煌写经书法概述

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黄金时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怀素、颜真卿，名家辈出。有唐帝王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并重书法，蔚为风尚。至于书论，莫不本之于时尚，留意于教化。唐代书法之盛可谓远迈魏晋，后盖宋元。楷书注重骨力，风神劲拔；隶书严整平满，丰丽圆厚；行草书更是肆其意恣，卓然不群；至于篆书，玉箸篆劲力豪爽，创唐代新体。

滨田德海旧藏敦煌写经《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我国，自南北朝时大兴。唐太宗虽然不信佛，但他有开阔的眼光，在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取经返回长安后，允许玄奘设立译场，大规模译经。太宗以后的皇帝，除武宗朝掀起反佛潮外，大多礼佛、佞佛不断。译经的发展，也使唐代抄经日益兴盛。书法作为佛教的外学，除了日常应用之外，主要用于抄写经卷。佛家认为，抄写经卷，为大功德，《华严经》卷八十一《普贤行愿品》云： “若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销除。一切魔军，夜叉罗刹，若鸠槃荼若毗舍阇，若部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悉皆远离。”“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正是诸如此类的说教，引导着众多僧侣及信众抄写经卷，布施功德。

唐写本卜签书（残）

历代抄写经书的人员，大多出自经生、书手和善书的僧人，他们有的受人雇佣，有的自愿做功德，抄写十分严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部记有：

仪凤元年（676）十一月十五日书手刘弘珪写。

用纸十二张。

装潢手解集。

初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再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三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主慧立。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阎玄道监。

这几行都以楷书工整书写，谁人抄写，谁人校对，一目了然。或许正是这些严格的程序和烦琐的格式，才能给今天的研究带来便利，使今人有了明确的参考框架。而抄写也分渐、顿两种。渐式，即数日书写，此称为渐书；顿式，即一日书写，往往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我们现在所见的草书经，大都是顿式书写。但不管是哪种书写方式，在今天看来仍能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它虽历经千年，仍风采奕奕。透过它的身影仍可想象当年的大唐气象。敦煌写经自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便以其丰富的史料价值、地域特色、书体演变等特点引起人们的关注。

艺术

性

字字珠玑，精心构思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写经，上起魏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人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抄写经书意在文字，以无讹为是，“慎勿以书自命”。然而，敦煌部分写经书法却体现了唐代书法的较高水平，如咸亨二年（671）和仪凤二年（677）唐朝长安宫廷所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妙法莲华经》。另外，王羲之的《瞻近帖》《龙保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残卷》等名作临本虽数量不多，且有残缺，但为我们提供了一定佐证。

敦煌莫高窟唐代写经残片

唐代书法崇尚“王体”，写经书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显现风格，因意在文字，又不似王书飘逸，反有一种严劲刻厉之美。从出土实物来看，唐代敦煌写经大都结体雅正、笔力劲挺，与欧阳询、虞世南风格近同。然而体态丰腴者不在少数，这应该是受颜真卿书风影响，正如钱泳《履园丛话·书学》中所言，“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 这一切“亦时代使然耳”。

唐代敦煌写经大多字字珠玑，精心构思。以下图“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尾”为例，行与行以清晰的界格为界，干净利落。而单字的结构整齐划一之中又极具变化。横画、捺画等主笔较为突出，尤其中间部位的横画，多破锋直入，收笔时稍作停顿，旋即回锋。当然，这样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出于抄经速度上的考虑而致。

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尾

历史

意义

信仰与情感的寄托

唐代书法创作异常繁荣，但历经唐末五代战火，名迹已大多散逸，虽有后人临摹翻刻之作，但早已失真，给书法学习造成一定的困难。杜甫在《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写道：“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当大量敦煌写经呈现在人们眼前时，人们为之兴奋，这正是窥视唐人书法堂奥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是研习唐人书法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从这些手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书法的发展脉络、审美风尚。

唐写本佛说如来相好经残卷

陈寅恪先生指出：“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 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即是如此。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具有宗教信仰的写经生应运而生。而写经书法的流传与布施也促进了佛教的兴盛与繁衍。同时，每个时期所抄经文内容也不尽相同，一个时期抄写什么经文也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佛教文化导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佛经内容来判定书写年代。

唐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

写经书法是写经者把情感寄托于笔墨，庄重虔诚地散发着对信仰的追求。这种信仰追求，影响着写经者的书法审美走向。与此同时，写经书法促进了官方主流书风与民间书风的融合。官方的书手，一般功力深厚、法度森严，而民间书手，用笔拙野、无拘无束，所以我们在敦煌写经书法中经常会看到方峻和温润、硬朗和妍美的书法风格，这正是官方书风和民间书风融合的结果。

唐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名词

解释

经生

经生，即以写经为职业的人员，一般都是善书的士人，如敦煌写经中明记为经生者郭德、彭楷、王谦、王思谦诸人；也有先为经生，后出家为僧的，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所记释智命。经生书法，或有可观者，亦为后人所重，《宣和书谱》卷五记有经生杨庭，“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为辈流推许”。又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

敦煌莫高窟唐代写经残片

书手

书手，古代从事书写、抄写工作的书吏。或者指担任书写、抄写工作的人员。唐代的书手来源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既有任职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的“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更有佣书于民间的贫寒文人等。他们的书写大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格式或规律进行，其墨迹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经文的缮写，更有着平实随意的日常实用性书写，展现出不同于时代潮流之上名家书法的特殊一面。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藏经洞是莫高窟十七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开凿，为当时河西都僧统吴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以掩人耳目。后因僧徒逃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八百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密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该洞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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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今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王圆箓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一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为“王道士”。王圆箓出家后不久开始向西云游，当走到敦煌莫高窟时，他见这里尽管荒凉，但寺院的香火没断，还有附近百姓的供养与施舍，便心生留意。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四万余件。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未能对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圆箓原地保管，不再过问。1907年，正在敦煌进行中亚探险的英国人斯坦因得知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当即动身前往莫高窟。一开始王圆箓对斯坦因很是提防，但在参观莫高窟的过程中，斯坦因得知王圆箓对唐玄奘非常崇拜，随口就附和说自己是玄奘的追随者，谎称自己是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来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圆箓这样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很灵。最终斯坦因以白银一百八十两哄骗王圆箓，获取经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暂存在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竟无人过问。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用银五百两，再次从王圆箓手中获取经卷约六百件。斯坦因两次获取藏经洞文物共计万余件。

藏经洞的文物，绝大部分经由道士王圆箓之手流失而出。由于他不能确切知晓这些陈旧的经卷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可以归咎于王圆箓的无知和私欲，却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代国家文化衰微的复杂情况，以及每一个当事人的精神麻木和责任缺失。

莫高窟是敦煌文化的艺术中心，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敦煌莫高窟以汉地文化为基础，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地吸纳多种文化，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指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接受，并正式运用。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融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以其连接的文明形态之多、跨越历史时期之长而光耀人类文明史册。

如今，中国以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诚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这个宏伟的战略构想，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全新的生命，承载着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也符合全球区域合作的时代潮流。

石窟艺术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朝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和重庆大足石窟。

斯坦因敦煌手稿欣赏《法华经卷第六》卷轴

水墨纸本，规格：25.6 x 27.5 cm，敦煌文献编号：S.963，大英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