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笑笑生”之谜:谁是《金瓶梅》作者?
原题:破解“兰陵笑笑生”之谜——王世贞与兰陵笑笑生关系考证
世传《金瓶梅》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后世考证,有指为屠隆者,有指为李开先者,有指为贾三进者,最为流行的是指为王世贞者。
持王世贞说者,主要是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持反对意见的赵景深先生,于解放前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认为,王世贞非《金瓶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已成为定论。然而,“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笔者支持王世贞说。首先,据笔者考证,王世贞的祖籍就是山东峄县,也就是琅琊,也就是兰陵,王世贞完全可以说自己的郡望为“兰陵”。
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一《纶音世贲录后序》载:“臣家自琅琊之度江左,世世当肺腑寄,稍替于宋。而先司谏起孤生,受思陵(即宋高宗赵构)遇,虽用积直,忤相(秦)桧,偃蹇晚节,然犹出典方州,秩中大夫,以大耋终。有子二人,同举进士,历监郡。录(即《纶音世贲录》)中二告身,即司谏与其次子所被者也。自司谏,五易世,而为梦声沿牒,理昆山学事,遂家昆山。其后人,能不废其业。然内薄元德(即瞧不起元朝的统治),不仕。而至于永乐中,稍稍有闻者。盖成(化)、弘(治)之间,而青紫相禅矣。故事,以考最闻,或遇庆,霈六品而下,身有敕,其父母如之;四品而下,身有诰,其父母如之;二品而下,身有诰,其祖父母如之;三品而上,以劳勚闻者,殁有祭,其俪亦如之;祭有辞,由郎署而上至公卿,以使事行者。小有敕,大有敕谕。而王氏之被赐者,四十余人,制诰之类七十通。窃闻之明主爱一嚬一笑,以故人得之皆用为贵重。故其诗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盖华衮之宠,有不能胜片言者。而臣家,自世王父挟束书,徒步公交车,以有官位,其相继而被赐,所谓四十余人,或以其身,或以其子孙,极而至于闺闼之内,或从夫,或从子,而皆有以动人主之视听,而得其所谓宠于华衮者。呜呼,亦盛矣哉!第臣之族,指众且愚,多不能名其先德,甚或举而弁髦之,以故悉为录,而梓之义田之塾,以示夫为子孙者,感国恩之旁魄,则惟所以效追祖武之焜耀,则惟所以绳,将以王氏有闻于世世哉。臣不佞,庶几有望焉。”在此《序》中,王世贞明确说自家是“琅琊王氏”之后。
又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宛委余编五》载:《李翰作凤阁王侍郎传论序》曰:“太子晋之后,有(王)错为魏将,(王)剪为秦将。自秦至汉,有(王)吉,有(王)骏。自汉至晋,有(王)祥,有(王)览。其正绪也,则(王)悦、(王)洽、(王)珣、(王)珉。其傍支也,则(王)浑、(王)戎、(王)衍、(王)经。”《野客丛书》云:“浑济坦之蒙修之属,皆太原裔。后汉隐士霸之后,祥、览、敦、导、义、献之流,皆琅琊裔。汉御史大夫吉之后也,浑、戎、衍、澄,亦琅琊裔,祥之别派也。肃、恂、虔、恺,兰陵人,后汉良之后也。仪阳城人魏修之后,浚、彝、矩、畅,弘农人。晋世王氏,无虑十余派,而琅琊为盛。”此中,王世贞说到了“琅琊王氏”和“兰陵王氏”以及“弘农王氏”。
另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七《宛委余编十二》载:“江左门高,故称王、谢。其次,则顾、陆、朱、张。梁武以此速侯景之叛。淮北,则推崔、卢、李、郑、崔。浩宗虽灭,而贵不衰。陇西之李居次。唐文皇以人主之势发忿,而望不益江左。见并于隋。故王、谢小减。琅琊之王,初在太原上,而隋唐之际,太原渐贵,至宋益贵,是亦乘除之数也。虽然,谢那得比王。王自琅琊、太原为周灵王太子后。北海陈留为齐王田和后,东海亦自姬姓。天水九姓,为王子比干后。高平、京兆为信陵君后。又有出自楚威王后者。而谢无闻也。王于义大也,君也。天地人一贯三为王。而谢义,辞谢也,又凋谢也。王氏二十一望,而谢二望。王氏母论汉,即未渡江以前,而为公卿著名者十余人。谢固寥寥也,始兴筚路之勋,与庐陵雍容之业,又倍屣也。谢安得比王?”此中,王世贞再次提到“琅琊王氏”。
根据以上王世贞的记述,可以确证,王世贞自认是“琅琊王氏”之后,即山东“琅琊王氏”之后。
实际上,山东之“琅琊”、“兰陵”、“峄县”都是同一个地方。
据《山东通志》卷三载:“峄县,周初为鄫子国。春秋时,属鲁。其东为鲁次室邑,南为偪阳国地,后皆入于楚。改次室曰兰陵。秦属薛郡。汉为氶、兰陵、缯三县地,属东海郡。东汉因之。晋废缯,置兰陵郡,治氶县。南宋、北魏因之。隋改氶曰兰陵县,属彭城郡。唐复改兰陵为承,属沂州琅琊郡。宋因之。金复改为兰陵县,置峄州,治此。元省兰陵县,入峄州,属益都路。明改为峄县,属兖州府。邑有葛峄山,因以为名。即《禹贡》所谓峄阳孤桐也。详《圻封志》。春秋昭公四年,取鄫。详《圻封志》。《史》:荀卿适楚,以为兰陵令,改缯属琅琊国。开皇初,兰陵郡废,分氶置缯州及兰陵县,氶仍为治。大业初,又废鄫州及氶,移兰陵县于氶地。武德四年,置缯州,仍改兰陵为氶。又别置兰陵、缯城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兰陵、缯城二县入承。明昌初,改县。兴定中,置州。至元二年,省入,初属济宁府。洪武十八年,改属。”
根据这些记载,琅琊郡与兰陵县实为一地,不过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称呼,因此“琅琊王氏”与“兰陵王氏”,实际也是一回事。王世贞可以自称为“琅琊王世贞”,也可以自称为“兰陵王世贞”。
其次,王世贞与“笑笑生”有着难解难分之缘。要搞清楚王世贞与“笑笑生”的关系,首先必须先搞清楚王世贞与“笑笑先生”的关系。
“笑笑先生”,是北宋时期一个名叫文同的人的雅号。据《宋史》卷四百四十七《文同传》载:“文同,字与可。梓州梓童人,汉文翁之后。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司马光、苏轼尤敬重之。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初举进士,稍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尝与同,同为馆职,见同京南,殊无言及将别,但云明日复来乎?与子话。公度意以话为画,明日再往,同曰:‘与公话,则左右顾恐有听者。’公度方知同将有言,非画也。同曰:‘吾闻人不妄语者,舌可过鼻。’即吐其舌,三迭之如饼状,引之至眉间。公度大惊。及京中,传同死,公度乃悟,所见非生者。有《丹渊集》四十卷行于世。”
据此可知,文同曾经自号“笑笑先生”。除此之外,他还有“石室先生”、“锦江道人”的名号。
关于文同,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载:“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世称石室先生,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举进士,稍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陵州、洋州、湖州。方口秀眉,操韵高洁,善篆隶、行草、飞白。又善画竹,其笔法,槎牙劲削,如作枯木怪石,时自有一种风味。议者谓,多纵健而少圆熟。”
关于文同之善画竹,王世贞的书中也有记载。在他的书中,曾经四次提到“石室先生”画竹。例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七《题文与可画竹苏子瞻诗后》:“东坡先生尝赞石室先生画竹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又为作筼筜谷诗曰:‘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后石室复贻东坡书云:‘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然则,石室真能以书为画者耶?若东坡纵横八法中,宁无筼筜谷笔也。’余所有此一帧,乃石室先生竹,而东坡先生题语,真足三绝。清昼,焚香燕坐,一展阅,觉眉睫间,有浔阳紫极宫色九咽,皆作清冷气。誓当与此君偕老,殆是前缘。又此卷有李衎题,衎,宋人善画竹者也。邓文肃、赵仲穆、柯丹丘,皆元名士也。旧在文待诏征仲所,文极爱之,时置几案间。舍弟得与寓目焉。余不意购得一贾人肆中,殊自爱。且以庆此卷之得所归也。”
关于李珩,《吴兴备志》卷六载:“蓟邱李衎,字仲宾,号息斋道人。为吴兴别驾,喜写墨竹,用文与可法,动笔郁然。赵松雪推重之,题其竹云:‘李侯写竹有清芬,满纸墨光浮翠筠。萧郎已远丹青死,欲写此君惟此人。’《六研斋笔记》,参《戴剡源集》王氏画苑。”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二十,《题文与可画竹苏子瞻诗後》:“石室先生岷峨英,指端宛宛八法精。墨池写出淇园青,雪堂一老寰中豪。胸中屈蟠金错刀,渭滨派作北海涛。天生两奇令相值,半幅生绡鬭秋色。长离翔空舞玄翮,一舞一翮黄金钧。坐令篋笥烟云新,宝之者谁缑山人。”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山谷书墨竹赋》:“石室先生以书法画竹,山谷道人乃以画竹法作书。其风枝雨叶,则偃蹇欹斜,疏棱劲节,则亭亭直上。此卷为刘克庄书墨竹赋,尤是当家,试一展览,淇园秀色在目睫间矣。”
王世贞引用了苏东坡对文同画竹的评价,我们不妨将两者所述作一比较。
在苏轼《东坡全集》中,一共有三篇称赞文同所画竹的文字,该书卷九十四载:
《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
《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风梢雨箨,上傲冰雹。霜根雪节,下贯金铁。谁为此君,与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与可,文翁之后也。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而与可自谓笑笑先生,盖可谓与道,皆逝不留于物者也。顾尝好画竹,客有赞之者曰:‘先生闲居,独笑不已。问安所笑?笑我非尔,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余,以竹发妙竹,亦得风天(按:‘天’当作‘夭’)然而笑。”(证见宋朝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东坡‘笑笑先生赞竹’,亦得风夭然而笑。世皆以夭为天。然非也。《说文》‘笑’字,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
苏轼以上三篇文字,只有第三篇既提及“石室先生”,又提到“笑笑先生”。在《东坡全集》中,苏轼在讲到文同时,仅此一次用了“石室先生”的称呼。
前面王世贞所言:“苏东坡先生尝赞石室先生画竹”,“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一语,实际上,在苏轼的书中,内容是出自《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这一篇,并非出自《石室先生画竹赞》,而《石室先生画竹赞》中恰恰就有“笑笑先生”。王世贞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的文字,却不注其原来的篇目,反而故意另立一个篇名“赞石室先生画竹”。这无论是在古人编书,或是现在写文章援引史料方面,都是违反常规的。王世贞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是想暗示人们,他是知道东坡先生《石室先生画竹赞》这篇文章的,他也知道文同自号“笑笑先生”不过是故意不提罢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人,是如何引用苏轼“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一语的。在《四库全书》中,除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之外,还有三个人的书引用了苏轼的这句话。
一、明代张丑撰《清河书画舫》卷七下,援引《东坡全集》载:“《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
二、明代胡顺之所撰《文编》卷三十九载:“《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苏轼”
三、明代贺复徵《文章辨体汇编》卷四百六十四:“《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苏轼”
以上这三个人,在他们所编撰的书中,引用苏轼这句话时,都注明了其具体出处是《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
但是,一向以擅长考据、治学严谨著称的王世贞,为什么偏偏在此就产生了失误呢?他不仅隐去了原来的文章篇名,而且还重新给出了另外一个含混的篇名“赞石室先生画竹”。拿他所给出的这个新篇名,与《东坡全集》中的《石室先生画竹赞》相比较,他只是把“赞”字挪了个位置。苏轼所写《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和《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这三篇文字,是在《东坡全集》同一卷书中。王世贞从《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引用了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断言,王世贞必定也看到了苏轼所写《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因为这两篇文字,中间只相隔三行。根据王世贞自编的与《石室先生画竹赞》相类似的篇名“赞石室先生画竹”,我们可以断言,王世贞一定是看到了苏轼所写的《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也就是说,王世贞对《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的内容是知道的。而苏东坡所作《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其中恰好就有“与可自谓笑笑先生”之语。如此看来,王世贞对于文同、文与可之自称“笑笑先生”一事,是完全清楚的。问题在于,王世贞为什么偏要回避“笑笑先生”?在一般情况下,他知道了这件事,在自己的书里不说,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把他所知道的事情,都写进自己的书里。既然,他不愿意提及“笑笑先生”,也就算了。但是,他为什么偏又搞出来一个与《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相近似的《赞石室先生画竹》?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王世贞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是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特意来暗示人们,他是知道苏轼所写《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序》的,他是知道文同、文与可自称“笑笑先生”这件事情的。
另外,我们从王世贞对文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例如,他说:“余所有此一帧,乃石室先生竹,而东坡先生题语,真足三绝。清昼,焚香燕坐,一展阅,觉眉睫间,有浔阳紫极宫色九咽,皆作清冷气。誓当与此君偕老,殆是前缘。”王世贞声称,自己与文同有“前缘”,并且发誓“当与此君偕老”,自诩是文同的知音。而且,他对文同的“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的做法,也是大加赞赏。所以,王世贞采取“诗不能尽溢,而为文章,变而为小说”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王世贞既然如此追慕文同,文同自号“笑笑先生”,王世贞作为后世的知音,不敢妄称作“笑笑先生”,而谦称为“笑笑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王世贞也一定知道,如果他的书中出现了“笑笑先生”,《金瓶梅》作者的那个“笑笑生”,就是非他莫属!
由以上引述,可以证见,王世贞之所以故意颠倒题目与内容,目的是在刻意回避“笑笑先生”这个名号。尽管王世贞费尽了心机进行掩盖,但是,他的书中还是流露了他与“笑笑先生”的不解之缘,这可能就是王世贞存心泄露的、让后人破解“兰陵笑笑生”之谜的一大玄机。
考论至此,王世贞的“琅琊王氏”等于“兰陵王氏”,他作为“笑笑先生”的知音,“兰陵笑笑生”非他莫属,就呼之欲出了。
笔者历经数年追寻、思考,终于识破王世贞布下的这个数百年无人破解的迷阵,心中无似畅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的导师胡适先生的治学名言。王世贞就是兰陵笑笑生,这个假设,并不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因为许多前人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但是,像笔者以上这种的“小心求证”,以往似乎尚未得见。故而现在抛砖引玉,贡献给同好。以后,笔者将陆续刊发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小心求证”的文字。
(2008年12月,李宝柱撰于京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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