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张即之书法

宋代张即之书法

 

转载

    张即之（公元1186——1263年）宋代书家，字温夫，号樗寮，历阳（今安徽和县）人，生于名门显宦家庭，为参知政事张孝伯之子、爱国词人张孝祥之侄。以父荫铨中两浙转运使。举进士。历官监平江府粮科院、将作监薄、司农寺丞。后知嘉兴，以言罢。特授太子太傅、直秘阁致仕。史称其博学有义行，修洁，喜校书，经史皆手定善本。  
    张即之是南宋后期力挽狂澜、振兴书法艺术，穷毕生之力以改变衰落书风的革新家，称雄一时。据《宋史》记载，张即之“以能书闻天下”。女真族虽然远在北方，与南宋政权处于敌对地位，但对于张即之的翰墨作品，却不惜用重金购求。

    其书法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和颜真卿，继而转师米芾，并能“独传家学”，而以张孝祥书为主调，参以晋唐经书汉隶，加上受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故而达到了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与境界，自成一家体系。这种体系是他在继承古人前辈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汲取众多营养而后大胆创新形成的。

    后世书坛有人讥张即之书有意为“怪”，不合“规矩”，并斥之为书法“尚意”，追求“意趣”，表现个性。宋初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提出，书法不能专师一家，模拟古人，而贵在“得意忘形”，自成“一家之体”，否则为“书奴”。

    明代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亦曾云：“樗寮书，昔人斥为恶札。今评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唯象其胸怀，原与俗情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拔之可骇耳。自开天以下，千奇万异，何独字法不得任情哉！？”在这里，安氏既阐明了张即之书法的特色，又从“意趣”这一艺术的审美角度反驳了所谓“恶札”之说。

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卷》，行书，纸本墨迹。 

    纵29.3厘米，横91.4厘米。小字行书38行，凡688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帖后有文徵明跋、项元汁题记。卷前后又有项氏诸印和卞永誉式古堂印，清乾隆、嘉庆、宣统三朝印玺。文微明云：“按《皇宋书录》，即之，安国之后，甚能传其家学。……。其书师颜鲁公、尝为高宗所称。即之稍变而刻急，遂成名家。”《汪氏报本庵记》一文原为楼钥所撰，汪氏是楼的外祖家，不知道与张即之有无瓜葛，要录写这篇文章。书后的“淳熙十二年(公元1252年)三月二日”款，原应在文内，为后人挖移篇末。此卷小字行书，运笔流畅而劲健，比即之其它擘窠书《杜甫诗卷》要秀逸些，是张氏传世墨迹中的佳作。 

    乾隆时曾刻入《墨妙轩法帖》第四册。

    张即之大字楷书，墨迹，纸本，纵三四·六厘米，横一二八·七厘米，共一百二十八字。书杜甫七律《紫宸殿退朝口号》和《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二首。为张即之六十五岁时所书，款署“淳佑十年（一二五零）八月下浣樗寮”。 

    此卷雄厚挺拔，险劲清绝。起笔落墨沉着从容，运行稳健，老笔纵横；笔画抑扬顿挫，使转颇急，力透纸背。其结体不雕不琢，斩钉截铁，笔势飘逸潇洒，大气磅礴。这是件十分难得的翰墨精萃，堪称张氏大字楷书的代表佳作。 

    历代书坛公认“大字难妙”，盖因大字在行笔与结体上，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预期的理想境界。张即之善大书，其书法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就在于他临池不辍，刻苦修练，一生勤奋，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功力。

    张即之《佛遗教经》，行书。从北宋开始，禪宗初学者入门必读“佛祖三经”，所谓“佛祖三经”指的是《四十二章经》、《佛遺教经》和《沩山警策》。此帖《佛遗教经》是张即之70岁时书，即宝佑三年（公元1255年），现藏故宫博物院

    张即之《李公墓志铭》，纸本，楷书

    张即之《致殿元学士尺牍》，纸本，行书，30.7 x  53.6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擅长行书与楷书，存世书迹中，尤以中楷书写的佛经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他的书学渊源，除了多少来自于伯父张孝祥的影响之外，唐人的楷法以及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也都是他取法的对象。但他由于能够自出新意，例如以秃笔写大字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书风，因此终能成为大家.
   
   这件“致殿元学士”尺牍，又名“从者来归”帖，是以行草书写在牙色印花纸本上。由信中“野衣黄冠，拥嬾残煨芋之火”等语句看来，大约是张即之晚年（淳祐五年，1245年左右，张即之时年六十岁）退休闲居于家中时所作。这幅尺牍结体疏秀，用笔清俊飘逸，丝毫看不出衰颓的老态。

    张即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纸本，楷书。书于宝佑元年(1153),纸本墨迹,行楷,竖32.3厘米,现藏日本京都智积院。张即之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其晚年书法精品。下笔简捷凝炼，运笔坚实峻健，点画顾盼生情；结字俊秀而骨力遒劲，使字字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每个字中十分注意笔画中的变化，其笔画的粗细、伸缩舒展皆随机而作，却又不失法度，是独具匠心的书作。故此书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一代楷书名作。

    张即之《溪庄帖》，又名《草书于廿而弟知县承议尺牍》，纸本，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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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即之书法的家学渊源和取法变化

    关于张即之书法的渊源所自，后世诸家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1)传家学；(2)学宋人；(3)学唐人。

    (一)张即之书法的家学渊源

    和州张氏，名门望族。张即之书法本于家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与张即之同时代的董史(生卒年未详，1265尚在世)记载道：“张即之字温夫，安国(张孝祥)之后，甚能传其家学“。这一说法深为后世所认同，也可在张即之传世书迹中得到印证。明人文徵明和近人沈曾植等也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文徵明云：“(张)即之稍变而刻急，遂自名家。”沈曾植云：“宝庆以后，书家但称于湖(张孝祥)，罕称石湖(范成大)者，则于湖因樗寮(张即之)显耳。然樗寮笔意故时有近石湖者，二湖皆樗寮所自出也”。民国《鄞县通志》则明确记曰：“即之幼学伯父孝祥书“。

    显然，名满天下的从伯张孝祥(1132-1169)的书法，是张即之早年取法的重要因素。张孝祥以书法出众成为其高中状元的原因之一，赢得了宋高宗、宋孝宗两朝眷顾，并在同时代的名士中享有很好的口碑。或出此因，张孝祥书法几乎成为此后张氏一族倍守信奉的家法。虽然张即之出生时，张孝祥已经下世十七年，但张即之家藏有张孝祥家书多种，这就是可贵的学习资料。通过传世书迹，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张即之对张孝样书法的承继关系，无论是小字行书，还是大字楷书，即使张即之到了晚年，也未能全然摆脱这种取法的痕迹。如庆元二年(1196)五月刊立于苏州的张孝祥书《卢坦传语碑》，其开阔的结体、雄健的笔法，已经摆脱了颜书的束缚，而有了鲜明的个人书风。而张即之的大字书卷，如《待漏院记》卷、《双松图歌》卷等，受到张孝祥《卢坦传语碑》一类作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徵明在题跋中甚至认为张即之所书《报本庵记》就是一件“大类”张孝祥《卢坦传语碑》的作品。

    张即之的父亲张孝伯(1137-?)，字伯子，隆兴元年(1163)进士。张孝伯与从兄张孝祥有脊令之谊，其书法也与张孝祥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孝伯在书法史上的书名，是借助张孝样与张即之而建立的。从传世作品看，张孝伯《致叔丈知县中大札》(又名《伏辱翰札帖》，《辇下帖》(又名《误恩帖》)等书札，表现出严谨宽厚的结体与敦实遒劲的用笔，与宋人所记张孝祥书法“字画遒劲，卓然颜鲁”的面貌相合。张即之其生既晚，未能得见英年早逝的张孝样之面，因此他很可能是通过张孝伯学习家法而取法张孝祥书法的。作为张孝祥书法的传承者，张即之的小字行书，如《与殿元学士书》、《棐茗帖》等，其用笔之劲健爽利，也显然受到张孝祥关注米芾书风的启发。

    除张孝伯外，张氏家族成员似颇多善书者。1971年在南京江浦出土了张同之(张孝祥之子)及其夫人章氏的两方墓志铭，可惜无书丹者姓名(有“沈作乂填讳”云，约书于庆元三年)，但该志书法亦与张孝祥书风相接近，似乎应该出自张氏家族中的某一位善书成员之手。

    (二)张即之书法的取法唐宋名贤

    张即之以书法名闻天下，决非单单依靠株守家法、墨守陈规所能成就。张即之书法的成就，来自他兼取唐宋名贤，而广采博取，加之晚年所悟，终于自立门户。因此，清人王澎曾有言云：“余绝爱樗寮书，笔力秀挺，能于黄(庭坚)、米(芾)诸公外别建旗鼓，金人最爱重其书。”

    前已论及，习学颜书是张氏家族的传统，张即之书法同样如此。詹景凤谓：张即之书法“其结造盖以鲁公(颜真卿)法，中函分书方劲古拙、斩钉截铁之意，以成一家。缘古未有是体，而樗寮自心创制，遂以传耳”。

    在明清人眼中，张即之对唐人的取法还在于欧阳询、褚遂良等。欧氏的谨严结体，褚氏的遒丽笔法，乃至以钟绍京为代表的字画妍媚而遒劲有法的隋唐写经体一类，均对张即之产生了影响。王澎云：“樗寮书出(褚)河南，参用可大(钟绍京)而能自出新意，不受两公规绳，故卓然克自立家，足为黄、米诸公后劲。”梁献《评书帖》云：“张樗寮书《金刚经》五千余字，本出欧而参以褚，结体亦紧，特其讨巧处多不大方耳。”至于主张碑学的康有为所说的“《张胐志》则张即之所取”云云，乃信口之论，不足为据。

    张即之在取法唐人的同时，也受到了宋人的影响。除了沈曾植认为的张即之取法了范成大(石湖)外，明清书论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张即之取法了米芾。解绪《春雨杂述·书法传授》有云：“吴兴赵文敏公孟  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说的是赵孟頫最初是通过学习张即之而领悟到米芾笔法。显然，解缙是认为张即之书法有传米法之功。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亦云：“学米(芾)书者，惟吴琚绝肖，黄华(王庭筠)、樗寮(张即之)一支半节，虽虎儿(米友仁)亦不似也”。虽然张即之并没有像吴琚一样走肖似米芾之路，但米芾书法的爽利之风，必然给予了后期的张即之书法以启示，这种启示与张孝祥书法也取法米芾有很大关系。

    综上所述，张即之幼习家法，受其父张孝伯的教导，深受从伯张孝祥书风的影响，由颜真卿楷书入手，继而于欧阳询、褚遂良以及钟绍京楷法处得消息，并浸沉于米芾、范成大等前辈的行草书札，后则糅合了隋唐人的写经笔意。遂而自创一格。张即之五十一岁前后致仕，里居明州桃源(今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往来鄞州天童寺、天台国清寺诸院，结交方外，耽心禅悦。期间，题榜、写经之事频仍，书名为当时所重，影响波及域外。不仅当时的北方金国屡次重金购藏张即之真迹，而且东赢日本国留学僧侣也从中国带回多件张即之书迹，并在镰仓时代(1185-1333)后期形成了学习张即之写经书法的一时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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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即之传世书迹的艺术特色及书史意义

    《鄞县通志》记曰：张即之“喜作擘案大字，其字愈大愈佳。晚年益超悟，神动天随。金人尤宝其翰墨，片缣只字皆购藏之”。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记：“陈说，字正仲，兴化人。官至尚书，与张即之同时，并以书名”。又记：“杨镇，字子仁，号中斋，严陵人。节度使蕃孙之子，尚理宗女周汉国公主，官至左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谥端孝。喜观图史，书学张即之“。可见当时的张即之书法，确实名满天下。地不分南北，均以其书为重，而且出现了以他的书作为取法对象的书家。

    张即之传世作品甚多，但其早年之作却已难寻觅。据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记：张即之行楷书杜诗《古柏行》，“纸本，以立轴割裂为册”，署款曰“右庚辰岁书老杜诗。樗寮”云，册后有宋广(昌裔)至正二十四年(1364)长跋一则。可见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三十五岁的张即之已见款署别号“樗寮”。张即之一生曾多次书写杜甫《古柏行》，此为见诸著录的书写时间最早者，也是见诸著录而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张即之作品，惜未见传。而景定四年(1263)佛诞日(四月八日)，张即之以天台本正书抄写了《金刚经》一册，赠送天竺灵山志觉上人受持诵读，则是著录中有纪年的最晚的张即之作品。

    传世张即之书迹多为其致仕以后所书。张即之传世书迹中，目前有纪年可考之最早者为淳祐元年(1241)五十六岁所书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册，款曰：“张即之伏为显考少保大资政参政相公忌日谨书此经，以遗笑翁妙湛长老受持读诵，以伸严荐。淳祐元年岁次辛丑六月一日。”传世此作一函七册，凡九十二开，前副页有清梁同书(号山舟)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题签、明姚缓(字公缓)成化十八年壬寅( 1482)所绘水墨《佛说经图》，后副页有明、清、民国人应祥、杨循吉、姚缓、南潜、汪防、穆德耆等十二家题跋，据此可知，明、清时期主要为秀水陶楷(字文式，号菊亭)和新安汪榖(字心农)等藏，晚近归江宁程德香，现归台湾林伯寿氏兰千山馆所藏，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即之的传世墨迹，仅见诸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考录者，就有十九种之多，且多藏于中国大陆的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日本的一些著名博物馆。而见诸《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影印的也有十三种之多，其中包括了上海博物馆所藏在内的四件未见《古书画过眼要录》著录者。以上二十三种，书札小品仅为六帖，另有大字榜书一幅，其余十六种均为长篇，写经巨制更是多达十一卷(册)。

    张即之的书法见诸丛帖之刻，主要有《停云馆帖》、《玉烟堂帖》、《快雪堂法书》、《三希堂法帖》和《墨妙轩法帖》(又名《续刻三希堂法帖》)等。

    张即之最为经典的作品，应该是他的写经卷(册)，这些形式风貌独具、审美意味特别的楷书作品，是后世考论张即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历代书画著录资料涉及张即之所书佛教经卷(册)多种，计有《金刚经》、《华严经》、《楞严经》、《莲华经》、《维摩经》、《遗教经》等，又书有道教经卷(册)多种，如《清静经》、(度人经》等。所书诸经常用中楷，多件入藏清内府并著录于《秘殿珠林》初、续两编。清初顾复评曰：“樗寮书从颜（真卿）入手，其粗细互作，一矫南渡诸公之法，可云创调……僧流羽士得此，二六时展诵琅琅，未必不光冲霄汉间也”。至于张即之在写经书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明人安世凤《墨林快事》云：“樗寮，昔人斥为恶札。今详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惟象其胸怀，元与俗情相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挺之可骇耳。自开(元)、天(宝)以来，千奇万异，日新不已，何独字法不得任情哉?”

    根据文献著录和传世书迹分析，张即之书法的主要“样式”可以分为六大类型：一，大字楷书卷子；二，中楷写经卷(册)；三，行楷小字书卷；四，行草书书札；五，楷书墓志碑版；六，大字榜书。以下，仅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十种，略加考述：

    1.《汪氏报本庵记》卷，纸本，行楷书。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等影印。清内府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并刻入《墨妙轩法帖》第四册。卷后有文徵明小楷长跋，又项元汴题记一则。《汪氏报本庵记》乃楼钥所撰，见《攻媿集》卷六O。该卷墨迹，本无书写者名号及年款，传世卷末见署“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即之志”一行，其时较张即之生年尚早一岁，其款显出后世伪托。但徐邦达等书画鉴定家的意见是，该行伪款除“即”字出自伪书外，其余各字皆从文中挖移嵌在篇末，而该卷书法系张即之真笔无疑。至于书写时间，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将之系于“淳祐五年(1245)三月望日”，但未明确依据。姑从之。此卷书法，文徵明题跋有“ 骨力健劲，精采焕发”云，可谓评论精当。

    2.《李衍墓志铭》卷，纸本，楷书。此作为传世仅见的张即之所书墓志铭，曾经明项元汴等收藏，现藏日本藤井有邻馆。此铭邵明仲撰文、陈显伯题盖，署“太中大夫直秘阁致仕、历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张即之书”。铭文有“淳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以疾终于正寝”云，又“子男二：长曰伯鱼，后君一年而卒；次曰友龙。葬以其年九月丙午”云，可知铭文撰于淳祐五年(1245)九月后，张即之所书则又当在稍后。此作亦另有一本，后有清钱陈群一跋，曾见《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著录，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二册有影印。“有邻馆本”首行第二字“两”已缺，而“台北故宫本”存之；“有邻馆本”第三十二行完好如新，而“台北故宫本”有五字残泐。余无殊。

    3.《杜甫七律二首》卷，纸本，大字楷书。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等影印。所书内容为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二诗，款署：“淳祐十年(1250)八月下浣，樗寮时年六十五写。”曾入清内府，《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此种墨迹，另有两种摹本传世：一者，现藏上海博物馆，有清人毕沉(秋帆)等藏印，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又一，张大千购藏品，曾经叶恭绰、溥儒作跋，溥儒题“超明隽爽”四字引首。

    4.《待漏院记》卷，纸本，大字楷书。现藏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册影印。所书《待漏院记》系北宋王禹偶名篇。卷后有李东阳、吴宽、王芝林等跋。吴宽跋曰：“樗寮在宋书名甚盛，然好用秃笔作大字，遂为后来丑怪恶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强效之，其弊乃至于缚草如帚，以燥为工，是真所谓丑怪也。”这恐怕是来自后世名家针对张即之书法所作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之声了。王芝林在跋中却有不同的理解：“作书用秃笔，丑则有之，怪则从体出。此书笔端有芒栖之若将触手，而结体用笔兼宗唐宋诸大家，并无怪意。笔虽秃，以纵横正反出之，外似丑而中妍自在。”

    5.《双松图歌》卷，纸本，大字楷书。《寓意录》卷一、《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六等书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影印。凡七十二行，录杜甫《戏韦偃为画松图歌》，末署：“张即之七十二岁写。时积雨连霉，槐龙舞翠，与客小饮，醉中戏书。”款下所铃“张”、“张氏”、‘’即之”三印当不真。卷前有署款为苏东坡作《古柏图》，亦非真迹。卷后有明洪武时陈新、夏彦良二跋。

    6.《大方广佛华严经》册，折装。纸本，楷书。所书第十一卷“毗卢遮那品·第六”。清内府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等影印。关于此卷书法，清人阮元《石渠随笔》卷三有云：“张即之墨笔《华严经》一部，精神腕力独出冠时。”
    张即之五十一岁致仕后便乞归里第，自适园池之乐，复又优游浙东名山，广交方外之友，以书佛经为日课。综合清代著录及有关题跋可知，张即之所抄经卷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最多。张即之曾经以正书书写了全部《华严经》凡八十一卷，明代时尚完整保存于内府，后散出六卷，清康熙年间由裘日休补书全之。散出者，其中三卷于嘉庆年间在杭州艮山门内潮鸣寺，后复从寺中散出，今分藏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地。除了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本册残本外，流传至今的张即之所书《华严经》墨迹，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至少还有以下几种：

    (I)第五卷“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卷，残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2)第十九卷“夜摩宫中偈赞品·第二十”，册，折装。清人梁献(闻山)旧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3)第三十六卷“十地品之三”，册，折装，残本(九开)。现藏故宫博物院。

    (4)第三十八卷“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五”，册，折装。现藏苏州博物馆。

    (5)第六十四卷“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五”，册，折装，残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6)第六十五卷“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八”，册，凡一百零四页。清内府旧藏，晚近为叶恭绰购得，著录于《矩园书画记》。近年香港佳士得拍卖有限公司拍出。

    (7)第七十一卷“人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二”，册，折装。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外，张氏所书《华严经》又有多种刻本，如《小清秘阁帖》卷四所收第四卷、第八卷之部分，《岳雪楼鉴真法帖》卯册所刻吴荣光旧藏残本第五卷第十四纸，等等。

    7.《金刚般若经》册，折装。纸本，乌丝界格，楷书。自署书于“宝祐元年七月十三日”(1253)。现藏日本京都智积院。《金刚般若经》，简称《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世传汉文译本凡七，通行者为后秦鸠摩罗什译本，乃中国佛教“禅宗”南派(“南宗”)的重要典据。张即之也曾多次书写《金刚经》，传世者两册最为著名：其一即本册，六十八岁所书，亡母冥忌，以资冥福；另一，六十一岁所书之册，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亡父远忌，用伸追荐。两本均见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编集著录。又，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四、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二等著录有另两本：其一，六十八岁以资亡母冥福所书，曾归项元汴之兄项笃寿(字子长，号少溪)藏，或即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之册，末署“宝祐元年七月十八日，张即之奉为显妣楚国夫人韩氏五九娘子远忌……”云，与现藏智积院的本册联系密切，两者前后相差五天；又一，见署“樗寮即之七十八岁，喜再逢佛诞，以天台教宗印讲主所校本写此经，遗天竺灵山志觉上人受持读诵……时景定四年岁次癸亥”云，项元汴万历二年“得于吴趋(吴门)陆氏”，至今下落未明。

    颜楷法与米芾笔致而成劲丽一路的自家风貌

    本册书法结体端严，笔势灵动，很好地体现了张即之融合褚、颜楷法与米芾笔致而成劲丽一路的自家风貌，允推佳作。末页又见张即之自跋：“明年岁在甲寅结制日，以授天童长老西岩禅师。”可知在书成的第二年(宝祐二年，1254)，张即之亲自将它送给鄞州(今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寺长老西岩(了惠法师，1198-1262)。结制日，即“结夏”，农历四月十五日。首行经题下见钤“智积院”藏书印记外，册中并无后人题跋与鉴藏印记；惟册后有浮条“奥书”一纸(内容录自本册张氏跋记)，又护函内底见录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张即之”条，当系后人所书。当今日本的书法史学者认为，张即之此册很可能是由曾经入宋留学的日本僧人带回日本的，最初应收藏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开山的京都东福寺，后来转归同在京都的东山智积院。至于是否为圆尔辨圆或妙见道祐归国时带去，从此册的书写时间联系到两位日本僧人入宋留学的时间来看，或可商榷。但可肯定很早就传人日本，故明清两代的书画著录资料均无记载。

    8.《佛遗教经》卷，纸本，乌丝栏界格，楷书。凡二百四十九行，行十字，共计二千四百二十五字。末署“张即之书于宝祐二年(1255)夏至日”。原为册装。曾归安岐所藏，《墨缘汇观·法书》卷下著录，其时已改装为卷。后入清内府，前后均有清高宗弘历(乾隆帝)题跋并引首“采华取味”四大字，前隔水签题“张即之书《佛遗教经》”，卷末余纸跋文云：“即之书以骨胜。此与《金刚般若经》皆其晚年皈心禅悦时所书，行笔、结体在褚、欧间，信得意笔，《秘殿珠林》中最上乘也。乾隆癸酉春孟御题”。又有该年暮春再题：“向得晋三王真迹，开‘三希堂’藏之。禅悦秘乘，则以唐僧义道书《法华经》为巨擘……即之所居其二，信有宿因耶“!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影印。这是一卷堪称精美与经典的写经作品。抛弃单纯的尚古思维，张即之的写经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笔法技巧，都应该是超越了唐代经生书手的写经之卷。这也应该是尚艺好古的乾隆帝对此卷屡加题跋，视为“《秘殿珠林》中最上乘(之作)”的原因。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下也认为“较《金刚经》更为精美”。卷后本有明人文嘉、朱之蕃二跋，据徐邦达考证，此二跋“今已拆装在一伪本之后，曾著录于《岳雪楼书画记》，现在日本，有影印本可以查勘。伪卷笔法滞嫩，相差很远”。

    9.《致尊堂太夫人尺牍》，又名《上问帖》或《与尊堂书》，纸本，牙色印花粉笺本。行草书，信札一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十三册、《港台海外藏历代法书》第四册等有影印。此帖在明末清初，曾由涿州冯铨撰集刻入《快雪堂法书》卷四。《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四、《平生壮观》卷三、《墨缘汇观.法书》卷下等有著录。入清内府后，作为《宋人法书》第四册作品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并刻入《墨妙轩法贴》第四册（贞册）。本札未署年月。据札中有“老不能为役”云云，当为张即之告老致仕以后手笔。徐邦达认为，此贴与《从者来归贴》、《台慈贴》“三札，大致是同时期所书”。然细察本札书法，安详淳美，远较《从者来归》、《台慈》二贴显得湿润厚实，笔者以为书写时间应晚于《从者来归贴》等，或为张即之景定元年（1260）前后所书。

    10.“方丈”题额，纸本，横额。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书道全集》第十六册《中国·宋II》有影印。纸芯钤有“普门院”楷书朱记，当为宋季就渡海之物。此额无款，但向来视为张即之所书。据记载，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辨圆在端平二年(1235)来到南宋，向驻锡于余杭径山寺的无准师范(1178-1249)研修禅学。与此同时，他还学习了张即之的书法。六年后，圆尔辨圆回国，携归了多种碑帖拓本和法书墨迹，所说，此“方丈”一纸就是当年元准师范赠给圆尔辨圆而东渡日本之物。至今仍见存于日本东京东福寺等处者。

    张即之的题额、题牌大字，至今仍见存于日本东京东福寺等处者，尚有“首座”、“书记”、“前后”、旃檀林“、”东西藏“、”三应“、”知客“、”浴司“等近二十种。

    除了写经书法以外，张即之的大家书法声名最隆。其中榜书雄强奇伟，个性强烈，成就最为突出。明清以后，多有关于张即之”特善大书“的评论。但张即之的大家与小字，也并非绝对不同，如明张宁云：”温夫特善大书、扁额字，如作小楷，不烦布置，而清劲绝人。余屡见所书《楞严》、《道德经》，虽甚纤小，比得笔兴“。

    至于书写内容，除了大量的写经作品外，张即之还喜欢书写唐宋诗文名家的名篇，其中对杜甫诗歌尤其深受。奇怪的是，在传世作品及历代著录中，竟没能发现张即之书写自己的诗文的作品，也没有发现书写盛有文名的张孝祥诗词的作品。另外，开庆元年（1259）七月癸卯朔，吴潜撰、赵汝梅篆额、张即之行书《重建贺秘监祠逸老堂记并碑阴》，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张即之所书传世碑版，现存宁波天一阁。

    张即之书札传世虽然不多，但翰墨精彩程度决不在其长篇巨制的楷书大字卷子之下，论者所谓“恶札”云云，多就其大字写卷而出，衡之书札是绝对不恰当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即之书札更能体现张即之的书法渊源，其迹在米芾、褚遂良之间，如前及《上问帖》即与同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孝祥《关彻帖》、《休祥帖》两札相当接近。自明代以来，论书者多谓樗寮书出自于湖，并能传其家学而后遂自名家。观是帖，诚为可信。

    不可否认，从传世作品看，张即之书法的长处与短处都非常明显。张即之的可贵之处是有创新而不守旧，其短处是把晋唐笔法简单化。因此自元代以来对张即之书法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后世高评者谓之“创调”，并为其作品之精美而加赞叹；恶评者则称其“怪诞百出，书坏极矣”，“遂为后来丑怪恶札之祖”。显然，是不同的书法审美观和不同的书法史观立场，造成了不同的评价。至于前人题跋中一再提及的张即之书法“能辟火灾”的事情，自然是街巷稗语，更不足信。

    还必须关注到的一点是，张即之的书迹传世有大量的“双胞胎”之本，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尤其是后世视为张即之的写经作品中，必然存在相当数量的赝品，也给张即之书法的后世评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张氏书法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其写经书体过于程式化而给了他人作伪的方便之门。

    顺便提及一件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书《楞严经》册，楷书，有款“香山白居易书”六字，册上有“绍兴”等伪宋内府印，册后有伪赵明诚跋。清宫旧藏，曾著录于《秘殿珠林初编》卷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实这是一件张即之的真迹，被后人挖去张即之名款，而仿笔题上现有伪款六字，更添上伪宋人题跋与伪“绍兴”等印记。关于这一点，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中已经有过记载，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有专条考论。但是至今仍见有人视为白居易作品而加引用，姑为一记以辨之。

    综上所论，张即之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取决于以下两点：

    第一，其书渊源有自，但晚年创新变法，形成了自己个性强烈的书风。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书法面貌，从形式精美的刻意安排，到用笔结字的特征强化，一切都表现出了新意，而这种新意似乎不合儒家中庸之论，亦不合清新自然的文人之风，却有着明显的追求世俗与民间认可的审美趋向。因此，后世对张即之书法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推其为“巨手”，主要是明中期以来的人物，这应该和当时社会各阶层已经普遍接受了世俗文化有关。贬之者则主要来自元人，如袁桷、虞集、郑枃、刘有定等，显然和元代书画艺术的“复古”思潮有关。宋元以来，受张即之书风影响最大的书家当推清人王文治。

    第二，张即之善大字，其影响在身前身后都超越了南宋“国界”，不仅在中国北方的金国，连隔海的日本书法也受到其影响。这种影响，便是其书法创新的成功表现。

    总之，张即之书法是以自新创调而进入史册的，其所得在于斯，所失也在于斯。尽管如此，其能代替英年早逝的伯父张孝祥，与陆游、范成大、朱熹这样的著名前辈一起，被近世学者推许为书法只上的”南宋四家“，也并非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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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友度墓志》与张即之书风

    《慈溪书法》第四期征稿时，永江兄给我发来《王友度墓志》图片，一看之下，颇为惊诧，墓志书法与南宋张即之的晚年中楷如出一辙，刻成时间为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正处于张即之晚年，可惜墓志上未署书者姓名，无法确认何人所书。今年八月，我在慈溪博物馆库房得见此碑，细观原石，我觉得这件墓志与张即之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今试写此文，与诸方家探讨。
   《王友度墓志》刻成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墓志高77厘米，宽56厘米，楷书直刻16行，满行22字，每字字径2.5厘米见方，属中楷。墓志出土地在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畔，墓主王友度，余姚人，生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卒于宝祐三年（1255年）。以亲友聂尚书的关系，授迪功郎，为从九品散官。
张即之（1186—1263）南宋书法家，字温夫，号樗寮，祖籍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浙江鄞县桃源乡（今属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人，生于名门显宦家庭，其祖父因宋室南渡，迁居鄞县，其父为参知政事张孝伯，其伯父为南宋状元、爱国词人张孝祥。张即之以父荫授承务郎，举进士，历官监平江府粮料院，将作监薄、司农寺丞。后知嘉兴，以言罢。特授太子太傅、直秘阁致仕。
   张即之擅长行书与楷书，存世书迹中，尤以中楷书写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其书法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和颜真卿，继而转师米芾，并能“独传家学”，而以伯父张孝祥书为主调，参以晋唐经书汉隶，加上受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是他在继承前辈与古人技法的基础上，汲取众多营养后大胆创新所形成的。唐代以后，楷书开始盛极而衰，而张即之无疑是唐后极为重要的一位楷书大家。
今将现存张即之的中楷作品罗列如下：

    1、《楷书度人经帖》，纸本，59页，每页纵30.7厘米、横14.l厘米，无书写年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愣严经》卷，纸本，原题白居易书，据台湾傅申先生考证，应为张即之书，明人改款。书写年月不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华严经》残册，纸本，一册六页，每页纵18.2厘米、横11.7厘米。共203字，无款，书写年月不明，安徽省博物馆藏。
    4、《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淳祐元年（1241年）书，台湾兰山千馆藏。
    5、《李衎墓志铭》，纸本，楷书。纵28.2厘米，横601.2厘米，淳祐五年（1245年）后书，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纸本，楷书。淳祐六年（1246年）书，美国藏，
    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纸本，楷书。纵32.3厘米。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书，日本京都智积院藏。
    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纸本，楷书。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9、《佛遗教经》，纸本楷书。纵28厘米、横867.9厘米。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其中，时间上与《王友度墓志》最为接近的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佛遗教经》，书于宝祐三年，仅早一年。以下就《王友度墓志》与《佛遗教经》中相同或相近的字作一个比较：

   

 

 

 

 

 

   上图中墨迹取自《佛遗教经》，拓本取自《王友度墓志》。由图中可见，二者无论从结体、用笔、气韵等方面来看，均极其相似。

    从时间上、地域上来看，这件墓志都与张即之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宝祐四年（1256年），这一年张即之71岁，其老家在鄞县桃源乡。鄞县与余姚为邻县，相距不远。墓主王友度，年长张即之13岁，是以亲友关系授迪功郎，为从九品散官，张即之与其相类，以父荫授承务郎，为从八品散官，二人又同朝为官。

    宋代墓志不署书者名款的很多，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其中撰文者或填讳者官衔品阶远高于书写者的时候，后者为表示不敢与前者并列而不署名款。这方墓志中，填讳者湛若为朝奉大夫，属于正五品大员，在此情况下，官位较小的书写者，一般是不敢在其后落款的。

    综合而言，这方墓志有着与张即之极其相近的书风，是张即之传派的一件重要作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现将拓片割裱，原大刊出，以期引起更多探讨。

    墓志全文如下：

    先君姓王氏，讳友度，字叔宽。世居越之余姚。曾祖琰，祖昌言，父维历，三世妣皆方氏。

    先君生於乾道癸巳九月初四日，宝祐乙卯七月甲子以疾终于庐，卜以宝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乙酉，葬于邑之上林湖谢坞之原。先君娶袁氏，先四十有二年卒，至是合窆于妣氏之兆。先君三岁失怙，既长，克敬慈闱，艰难立家。处性刚介，亲友尚书聂公嘉其能讲学改名之道，奏拟迪功郎，帖充诸王宫讲书。后该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庆典恩，郡守侍郎汪公保奏，准告  特授迪功郎。春秋已高，遂绝意于进取。

    先君生五男，居敬、居仁、居能、居安，其季幼出继毅敏公燕氏后，名宗夔，是为司门通直之子。女一人，适承议郎通判安吉州军州事叶明道。孙男八，天骥、天举、天任、天与、寿老、霆老、定老、昭老。孙女一人，在室。

     葬日薄，未暇乞铭于立言君子，姑述梗概纳诸圹。孤哀子居敬等泣血谨记。

     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湛若填讳    马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