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张即之书迹多为其致仕以后所书。张即之传世书迹中，目前有纪年可考之最早者为淳祐元年(1241)五十六岁所书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册，款曰：“张即之伏为显考少保大资政参政相公忌日谨书此经，以遗笑翁妙湛长老受持读诵，以伸严荐。淳祐元年岁次辛丑六月一日。”传世此作一函七册，凡九十二开，前副页有清梁同书(号山舟)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题签、明姚缓(字公缓)成化十八年壬寅( 1482)所绘水墨《佛说经图》，后副页有明、清、民国人应祥、杨循吉、姚缓、南潜、汪防、穆德耆等十二家题跋，据此可知，明、清时期主要为秀水陶楷(字文式，号菊亭)和新安汪榖(字心农)等藏，晚近归江宁程德香，现归台湾林伯寿氏兰千山馆所藏，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注：目前尚未有出版社出版该册。也未能找到相关的高清完整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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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即之传世书迹的艺术特色及书史意义
《鄞县通志》记曰：张即之“喜作擘案大字，其字愈大愈佳。晚年益超悟，神动天随。金人尤宝其翰墨，片缣只字皆购藏之”。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记：“陈说，字正仲，兴化人。官至尚书，与张即之同时，并以书名”。又记：“杨镇，字子仁，号中斋，严陵人。节度使蕃孙之子，尚理宗女周汉国公主，官至左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谥端孝。喜观图史，书学张即之“。可见当时的张即之 书法，确实名满天下。地不分南北，均以其书为重，而且出
现了以他的书作为取法对象的书家。
张即之传世作品甚多，但其早年之作却已难寻觅。据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记：张即之行 楷书杜诗《古柏行》，“纸本，以立轴割裂为册”，署款曰“右庚辰岁书老杜诗。樗寮”云，册后有宋广(昌裔)至正二十四年(1364)长跋一则。可见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三十五岁的张即之已见款署别号“樗寮”。张即之一生曾多次书写杜甫《古柏行》，此为见诸著录的书写时间最早者，也是见诸著录而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张即之作品，惜未见传。而景定四年(1263)佛诞日(四月八日)，张即之以天台本正书抄写了《金刚经》一册，赠送天竺灵山志觉上人受持诵读，则是著录中有纪年的最晚的张即之作品。
传世张即之书迹多为其致仕以后所书。张即之传世书迹中，目前有纪年可考之最早者为淳祐元年(1241)五十六岁所书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册，款曰：“张即之伏为显考少保大资政参政相公忌日谨书此经，以遗笑翁妙湛长老受持读诵，以伸严荐。淳祐元年岁次辛丑六月一日。”传世此作一函七册，凡九十二开，前副页有清梁同书(号山舟)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题签、明姚缓(字公缓)成化十八年壬寅( 1482)所绘水墨《佛说经图》，后副页有明、清、民国人应祥、杨循吉、姚缓、南潜、汪防、穆德耆等十二家题跋，据此可知，明、清时期主要为秀水陶楷(字文式，号菊亭)和新安汪榖(字心农)等藏，晚近归江宁程德香，现归台湾林伯寿氏兰千山馆所藏，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即之的传世墨迹，仅见诸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考录者，就有十九种之多，且多藏于中国大陆的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日本的一些著名博物馆。而见诸《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影印的也有十三种之多，其中包括了上海博物馆所藏在内的四件未见《古书画过眼要录》著录者。以上二十三种，书札小品仅为六帖，另有大字榜书一幅，其余十六种均为长篇，写经巨制更是多达十一卷(册)。
张即之的书法见诸丛帖之刻，主要有《停云馆帖》、《玉烟堂帖》、《快雪堂法书》、《三希堂法帖》和《墨妙轩法帖》(又名《续刻三希堂法帖》)等。
张即之最为经典的作品，应该是他的写经卷(册)，这些形式风貌独具、审美意味特别的楷书作品，是后世考论张即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历代书画著录资料涉及张即之所书佛教经卷(册)多种，计有《金刚经》、《华严经》、《楞严经》、《莲华经》、《维摩经》、《遗教经》等，又书有道教经卷(册)多种，如《清静经》、(度人经》等。所书诸经常用中楷，多件入藏清内府并著录于《秘殿珠林》初、续两编。清初顾复评曰：“樗寮书从颜（真卿）入手，其粗细互作，一矫南渡诸公之法，可云创调……僧流羽士得此，二六时展诵琅琅，未必不光冲霄汉间也”。至于张即之在写经书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明人安世凤《墨林快事》云：“樗寮，昔人斥为恶札。今详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惟象其胸怀，元与俗情相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挺之可骇耳。自开(元)、天(宝)以来，千奇万异，日新不已，何独字法不得任情哉?”
根据文献著录和传世书迹分析，张即之书法的主要“样式”可以分为六大类型：一，大字楷书卷子；二，中楷写经卷(册)；三，行楷小字书卷；四，行 草书书札；五，楷书墓志碑版；六，大字榜书。以下，仅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十种，略加考述：
1.《汪氏报本庵记》卷，纸本，行楷书。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等影印。清内府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并刻入《墨妙轩法帖》第四册。卷后有文徵明小楷长跋，又项元汴题记一则。《汪氏报本庵记》乃楼钥所撰，见《攻媿集》卷六O。该卷墨迹，本无书写者名号及年款，传世卷末见署“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即之志”一行，其时较张即之生年尚早一岁，其款显出后世伪托。但徐邦达等书画鉴定家的意见是，该行伪款除“即”字出自伪书外，其余各字皆从文中挖移嵌在篇末，而该卷书法系张即之真笔无疑。至于书写时间，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将之系于“淳祐五年(1245)三月望日”，但未明确依据。姑从之。此卷书法，文徵明题跋有“ 骨力健劲，精采焕发”云，可谓评论精当。
2.《李衍墓志铭》卷，纸本， 楷书。此作为传世仅见的张即之所书墓志铭，曾经明项元汴等收藏，现藏日本藤井有邻馆。此铭邵明仲撰文、陈显伯题盖，署“太中大夫直秘阁致仕、历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张即之书”。铭文有“淳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以疾终于正寝”云，又“子男二：长曰伯鱼，后君一年而卒；次曰友龙。葬以其年九月丙午”云，可知铭文撰于淳祐五年(1245)九月后，张即之所书则又当在稍后。此作亦另有一本，后有清钱陈群一跋，曾见《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著录，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二册有影印。“有邻馆本”首行第二字“两”已缺，而“台北故宫本”存之；“有邻馆本”第三十二行完好如新，而“台北故宫本”有五字残泐。余无殊。
3.《杜甫七律二首》卷，纸本，大字楷书。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 书法卷》等影印。所书内容为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二诗，款署：“淳祐十年(1250)八月下浣，樗寮时年六十五写。”曾入清内府，《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此种墨迹，另有两种摹本传世：一者，现藏上海博物馆，有清人毕沉(秋帆)等藏印，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又一，张大千购藏品，曾经叶恭绰、溥儒作跋，溥儒题“超明隽爽”四字引首。
4.《待漏院记》卷，纸本，大字楷书。现藏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册影印。所书《待漏院记》系北宋王禹偶名篇。卷后有李东阳、吴宽、王芝林等跋。吴宽跋曰：“樗寮在宋书名甚盛，然好用秃笔作大字，遂为后来丑怪恶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强效之，其弊乃至于缚草如帚，以燥为工，是真所谓丑怪也。”这恐怕是来自后世名家针对张即之书法所作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之声了。王芝林在跋中却有不同的理解：“作书用秃笔，丑则有之，怪则从体出。此书笔端有芒栖之若将触手，而结体用笔兼宗唐宋诸大家，并无怪意。笔虽秃，以纵横正反出之，外似丑而中妍自在。”
5.《双松图歌》卷，纸本，大字楷书。《寓意录》卷一、《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六等书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影印。凡七十二行，录杜甫《戏韦偃为画松图歌》，末署：“张即之七十二岁写。时积雨连霉，槐龙舞翠，与客小饮，醉中戏书。”款下所铃“张”、“张氏”、‘’即之”三印当不真。卷前有署款为苏东坡作《古柏图》，亦非真迹。卷后有明洪武时陈新、夏彦良二跋。
6.《大方广佛华严经》册，折装。纸本，楷书。所书第十一卷“毗卢遮那品·第六”。清内府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五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等影印。关于此卷书法，清人阮元《石渠随笔》卷三有云：“张即之墨笔《华严经》一部，精神腕力独出冠时。”
张即之五十一岁致仕后便乞归里第
张即之五十一岁致仕后便乞归里第，自适园池之乐，复又优游浙东名山，广交方外之友，以书佛经为日课。综合清代著录及有关题跋可知，张即之所抄经卷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最多。张即之曾经以正书书写了全部《华严经》凡八十一卷，明代时尚完整保存于内府，后散出六卷，清康熙年间由裘日休补书全之。散出者，其中三卷于嘉庆年间在杭州艮山门内潮鸣寺，后复从寺中散出，今分藏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地。除了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本册残本外，流传至今的张即之所书《华严经》墨迹，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至少还有以下几种：
(I)第五卷“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卷，残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2)第十九卷“夜摩宫中偈赞品·第二十”，册，折装。清人梁献(闻山)旧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3)第三十六卷“十地品之三”，册，折装，残本(九开)。现藏故宫博物院。
(4)第三十八卷“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五”，册，折装。现藏苏州博物馆。
(5)第六十四卷“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五”，册，折装，残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6)第六十五卷“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八”，册，凡一百零四页。清内府旧藏，晚近为叶恭绰购得，著录于《矩园书画记》。近年香港佳士得拍卖有限公司拍出。
(7)第七十一卷“人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二”，册，折装。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外，张氏所书《华严经》又有多种刻本，如《小清秘阁帖》卷四所收第四卷、第八卷之部分，《岳雪楼鉴真法帖》卯册所刻吴荣光旧藏残本第五卷第十四纸，等等。
7.《金刚般若经》册，折装。纸本，乌丝界格， 楷书。自署书于“宝祐元年七月十三日”(1253)。现藏日本京都智积院。《金刚般若经》，简称《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世传汉文译本凡七，通行者为后秦鸠摩罗什译本，乃中国佛教“禅宗”南派(“南宗”)的重要典据。张即之也曾多次书写《金刚经》，传世者两册最为著名：其一即本册，六十八岁所书，亡母冥忌，以资冥福；另一，六十一岁所书之册，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亡父远忌，用伸追荐。两本均见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编集著录。又，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四、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二等著录有另两本：其一，六十八岁以资亡母冥福所书，曾归项元汴之兄项笃寿(字子长，号少溪)藏，或即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之册，末署“宝祐元年七月十八日，张即之奉为显妣楚国夫人韩氏五九娘子远忌……”云，与现藏智积院的本册联系密切，两者前后相差五天；又一，见署“樗寮即之七十八岁，喜再逢佛诞，以天台教宗印讲主所校本写此经，遗天竺灵山志觉上人受持读诵……时景定四年岁次癸亥”云，项元汴万历二年“得于吴趋(吴门)陆氏”，至今下落未明。
颜楷法与米芾笔致而成劲丽一路的自家风貌
本册 书法结体端严，笔势灵动，很好地体现了张即之融合褚、颜楷法与米芾笔致而成劲丽一路的自家风貌，允推佳作。末页又见张即之自跋：“明年岁在甲寅结制日，以授天童长老西岩禅师。”可知在书成的第二年(宝祐二年，1254)，张即之亲自将它送给鄞州(今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寺长老西岩(了惠法师，1198-1262)。结制日，即“结夏”，农历四月十五日。首行经题下见钤“智积院”藏书印记外，册中并无后人题跋与鉴藏印记；惟册后有浮条“奥书”一纸(内容录自本册张氏跋记)，又护函内底见录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张即之”条，当系后人所书。当今日本的书法史学者认为，张即之此册很可能是由曾经入宋留学的日本僧人带回日本的，最初应收藏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开山的京都东福寺，后来转归同在京都的东山智积院。至于是否为圆尔辨圆或妙见道祐归国时带去，从此册的书写时间联系到两位日本僧人入宋留学的时间来看，或可商榷。但可肯定很早就传人日本，故明清两代的书画著录资料均无记载。
8.《佛遗教经》卷，纸本，乌丝栏界格， 楷书。凡二百四十九行，行十字，共计二千四百二十五字。末署“张即之书于宝祐二年(1255)夏至日”。原为册装。曾归安岐所藏，《墨缘汇观·法书》卷下著录，其时已改装为卷。后入清内府，前后均有清高宗弘历(乾隆帝)题跋并引首“采华取味”四大字，前隔水签题“张即之书《佛遗教经》”，卷末余纸跋文云：“即之书以骨胜。此与《金刚般若经》皆其晚年皈心禅悦时所书，行笔、结体在褚、欧间，信得意笔，《秘殿珠林》中最上乘也。乾隆癸酉春孟御题”。又有该年暮春再题：“向得晋三王真迹，开‘三希堂’藏之。禅悦秘乘，则以唐僧义道书《法华经》为巨擘……即之所居其二，信有宿因耶“!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影印。这是一卷堪称精美与经典的写经作品。抛弃单纯的尚古思维，张即之的写经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笔法技巧，都应该是超越了唐代经生书手的写经之卷。这也应该是尚艺好古的乾隆帝对此卷屡加题跋，视为“《秘殿珠林》中最上乘(之作)”的原因。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下也认为“较《金刚经》更为精美”。卷后本有明人文嘉、朱之蕃二跋，据徐邦达考证，此二跋“今已拆装在一伪本之后，曾著录于《岳雪楼书画记》，现在日本，有影印本可以查勘。伪卷笔法滞嫩，相差很远”。
9.《致尊堂太夫人尺牍》，又名《上问帖》或《与尊堂书》，纸本，牙色印花粉笺本。行 草书，信札一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十三册、《港台海外藏历代法书》第四册等有影印。此帖在明末清初，曾由涿州冯铨撰集刻入《快雪堂法书》卷四。《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四、《平生壮观》卷三、《墨缘汇观.法书》卷下等有著录。入清内府后，作为《宋人法书》第四册作品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并刻入《墨妙轩法贴》第四册（贞册）。本札未署年月。据札中有“老不能为役”云云，当为张即之告老致仕以后手笔。徐邦达认为，此贴与《从者来归贴》、《台慈贴》“三札，大致是同时期所书”。然细察本札书法，安详淳美，远较《从者来归》、《台慈》二贴显得湿润厚实，笔者以为书写时间应晚于《从者来归贴》等，或为张即之景定元年（1260）前后所书。
10.“方丈”题额，纸本，横额。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书道全集》第十六册《中国·宋II》有影印。纸芯钤有“普门院”楷书朱记，当为宋季就渡海之物。此额无款，但向来视为张即之所书。据记载，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辨圆在端平二年(1235)来到南宋，向驻锡于余杭径山寺的无准师范(1178-1249)研修禅学。与此同时，他还学习了张即之的书法。六年后，圆尔辨圆回国，携归了多种碑帖拓本和法书墨迹，所说，此“方丈”一纸就是当年元准师范赠给圆尔辨圆而东渡日本之物。
至今仍见存于日本东京东福寺等处者
张即之的题额、题牌大字，至今仍见存于日本东京东福寺等处者，尚有“首座”、“书记”、“前后”、旃檀林“、”东西藏“、”三应“、”知客“、”浴司“等近二十种。
除了写经 书法以外，张即之的大家书法声名最隆。其中榜书雄强奇伟，个性强烈，成就最为突出。明清以后，多有关于张即之”特善大书“的评论。但张即之的大家与小字，也并非绝对不同，如明张宁云：”温夫特善大书、扁额字，如作小楷，不烦布置，而清劲绝人。余屡见所书《楞严》、《道德经》，虽甚纤小，比得笔兴“。
至于书写内容，除了大量的写经作品外，张即之还喜欢书写唐宋诗文名家的名篇，其中对杜甫诗歌尤其深受。奇怪的是，在传世作品及历代著录中，竟没能发现张即之书写自己的诗文的作品，也没有发现书写盛有文名的张孝祥诗词的作品。另外，开庆元年（1259）七月癸卯朔，吴潜撰、赵汝梅篆额、张即之 行书《重建贺秘监祠逸老堂记并碑阴》，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张即之所书传世碑版，现存宁波天一阁。
张即之书札传世虽然不多，但翰墨精彩程度决不在其长篇巨制的 楷书大字卷子之下，论者所谓“恶札”云云，多就其大字写卷而出，衡之书札是绝对不恰当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即之书札更能体现张即之的书法渊源，其迹在米芾、 褚遂良之间，如前及《上问帖》即与同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孝祥《关彻帖》、《休祥帖》两札相当接近。自明代以来，论书者多谓樗寮书出自于湖，并能传其家学而后遂自名家。观是帖，诚为可信。
不可否认，从传世作品看，张即之书法的长处与短处都非常明显。张即之的可贵之处是有创新而不守旧，其短处是把晋唐笔法简单化。因此自元代以来对张即之书法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后世高评者谓之“创调”，并为其作品之精美而加赞叹；恶评者则称其“怪诞百出，书坏极矣”，“遂为后来丑怪恶札之祖”。显然，是不同的书法审美观和不同的书法史观立场，造成了不同的评价。至于前人题跋中一再提及的张即之书法“能辟火灾”的事情，自然是街巷稗语，更不足信。
还必须关注到的一点是，张即之的书迹传世有大量的“双胞胎”之本，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尤其是后世视为张即之的写经作品中，必然存在相当数量的赝品，也给张即之书法的后世评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张氏书法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其写经书体过于程式化而给了他人作伪的方便之门。
顺便提及一件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书《楞严经》册，楷书，有款“香山白居易书”六字，册上有“绍兴”等伪宋内府印，册后有伪赵明诚跋。清宫旧藏，曾著录于《秘殿珠林初编》卷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实这是一件张即之的真迹，被后人挖去张即之名款，而仿笔题上现有伪款六字，更添上伪宋人题跋与伪“绍兴”等印记。关于这一点，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中已经有过记载，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有专条考论。但是至今仍见有人视为白居易作品而加引用，姑为一记以辨之。
综上所论，张即之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取决于以下两点：
第一，其书渊源有自，但晚年创新变法，形成了自己个性强烈的书风。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书法面貌，从形式精美的刻意安排，到用笔结字的特征强化，一切都表现出了新意，而这种新意似乎不合儒家中庸之论，亦不合清新自然的文人之风，却有着明显的追求世俗与民间认可的审美趋向。因此，后世对张即之书法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推其为“巨手”，主要是明中期以来的人物，这应该和当时社会各阶层已经普遍接受了世俗文化有关。贬之者则主要来自元人，如袁桷、虞集、郑枃、刘有定等，显然和元代书画艺术的“复古”思潮有关。宋元以来，受张即之书风影响最大的书家当推清人王文治。
第二，张即之善大字，其影响在身前身后都超越了南宋“国界”，不仅在中国北方的金国，连隔海的日本 书法也受到其影响。这种影响，便是其书法创新的成功表现。
总之，张即之书法是以自新创调而进入史册的，其所得在于斯，所失也在于斯。尽管如此，其能代替英年早逝的伯父张孝祥，与陆游、范成大、朱熹这样的著名前辈一起，被近世学者推许为书法只上的”南宋四家“，也并非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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