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即之楷书《华严经》残卷赏析

张即之楷书《华严经》残卷赏析
张即之及《华严经》残卷简介
张即之出身名阀世家，家学深厚，文风鼎盛，在当时属名门望族。其祖父三兄弟（张邵、张祁、张郯）都才华横溢。父亲张孝伯（1137-？），字伯子，为提举张剡之子，登孝宗隆兴癸未年（1163）进士，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卒封太师卫国公。孝伯一生致力于政事，主张振兴宋室，维护国家统一，但却多次遭奸臣陷害。伯父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文采过人，尤擅翰墨，《桃源乡志》记载：“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也’，孝宗亦有‘用不尽才’之叹”。张孝祥的文学成就和书法影响在张氏家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他们永久的荣耀。张即之得其父荫，官两浙转运使。高中进士后，历官监平江府粮科院、将作监薄、司农寺丞。后知嘉兴，以言罢。特授太子太傅、直秘阁致仕。
他的书法自幼延习家风，远师伯父张孝祥，后以数十年之力颛意书学，博采众妙，与干道、淳熙名家相接，上探褚遂良、米南宫，力求欹正相生、雍容俏丽，终于在写经楷书、大字行楷等方面形成独特的个人面貌，成为一代大家，书名与陆游、范成大、朱熹并称“南宋四家”。他的楷书作品，一挽南宋晚期楷书的颓势，堪称南宋晚期艺术领域的一个高峰。并前承干道名家，后启赵子昂及以下，影响甚为深远。其书学成就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宋史•张即之传》云：“即之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贵其翰墨。”《书史会要》记载：“以能书闻天下，特善大字，为世所重。”
此《华严经》残卷，在清代于潮鸣寺流出，辗转流传与离散。后经数次易手，均被藏者视若珍宝，被数次著录和刻帖。画心珠印累累，后纸题跋众多。此卷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张即之《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原同为一纸，形制一致，文字相接。徐邦达先生在其著述《古书画过眼要录》一书中，也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与此《华严经》残卷的关系。
张即之书法渊源
恪守家学
张即之于伯父过世后十七年出生，但通过家藏传世书迹的学习，明显可看出他们的继承关系。《鄞县通志》曰：“即之幼学伯父孝祥书。”文徵明跋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曰：“安国（张孝祥）之后，甚能传其家学”以及“稍变而刻急，遂成名家”等语。如上两条很明确的点出了张即之幼学张孝祥书法，秉承了张氏的家学渊源。
叔侄二人的书法风格和基调都颇为相似。尤其在楷书方面，张即之的大字手卷，如《待漏院记》，风格与其伯父作品《卢坦传语碑》、《疏广传语碑》二作极为接近。张孝祥的楷书作品，不论点画、结体均已从颜书中脱化，虽保留了颜真卿楷书宽博稳重的体势，但于点画的形式上、穿插揖让上皆较有自我面目。张即之的楷书《待漏院记》就较多的继承了其伯父《卢坦传语碑》、《疏广传语碑》的笔法，但细细比较，仍能发现张即之在伯父书风基础上做了些许改动：
如在结构体势上稍稍改变了颜体鼓形外拓姿态，
参用了欧体的内擫之法，于字架风骨处营造险峭之感；
点画上变化更多，大量参用侧锋用笔，加剧险峭之势，
又以粗细互作的书写方式追求虚实阴阳之变化，
甚至加剧了笔画的穿插、揖让关系，
这一創新让张即之的书风较更为多姿。
除了楷书，部分行草手札，用笔、节奏、体势、布置取法米芾.
张即之行草手札《从者来归帖》、《台慈帖》、《溪庄帖》，笔意清净，节奏分明，提按运笔中尽显清秀和韵致，虽不如张孝祥放纵肆意的书风，却让人如临自在清新之地。
追摹诸贤：
历代诸家对张即之书法都做了详细的评述:
明詹景凤在《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中说张即之：
“以鲁公法，中函分书，方劲古拙，斩钉截铁，以成一家。缘古未有是体，而樗寮自心创       制，遂以传耳。”
清梁巘在《评书帖》中说道：“张樗寮书《金刚经》五千余字，本出欧而参以褚，
 结体亦紧，特其讨巧处多不大方耳。”
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也有言：“樗寮书出（褚）河南，参用可大（钟绍京）而能自出新意，不受两公规绳，故卓然克自立家，足为黄、米诸公后劲。”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亦云：“学米（芾）书者，惟吴琚绝肖，黄华（王庭筠）、樗寮（张即之）一支半节，虽虎儿（米有仁）亦不似也。”
由上可知，张即之自幼浸淫于伯父张孝祥的书风中，紧随伯父书取法颜、米。以颜鲁宽博字架为基，再参以米芾大字行书率意之风，点画上多有夸张，常带游丝以联结行笔，用笔粗细、轻重互作，浓墨、枯墨交错，收放关系更为肆意，风骨显得尤为冷峭奇崛。他的楷书风格和米芾《向太后挽词》十分神似，用笔的粗细处理也有所借鉴，唯一区别在于张即之的楷书体势和章法更加方正，字字像居于界格之中，阻挡了上下意象的萧散。继而出入欧、褚、钟、苏以破规绳，始成一家。
从故宫《佛教遗经》卷来看:
张即之更多的在颜、米基础上揉合了钟绍京、褚遂良二人用笔意，楷中兼带行草意，点画起承转合间，多用搭锋，上下映带，左右顾盼，显得格外灵动有神。
张即之传世作品统计:
张即之墨迹在全球的馆藏也仅有三十多件。
大陆馆藏的墨迹、碑、帖总计不足二十件，
墨迹如:
《台慈铭》、《待漏院记》、《汪氏报本庵记》，
碑阴如:
《息心铭》、《王友度墓志碑》。
其余墨迹:
绝大多数流传于日本。如《荘干帖》（又名《溪庄帖》）、
《李珩墓志》（日本有邻馆藏，与台北故宫本为双胞胎，但好于台北故宫本。）、
《棐茗帖》。
  在日本东福寺及其附属寺院，还有《方丈》《三应》等大字匾额。港台公私收藏:
             约有五件。
而其楷书写经更是寥寥无几，
且绝大部分都为馆藏。如：
故宫博物院所藏《楷书华严经第七十一卷》六十一开册页（京1-004）、
《楷书华严经》（残）九开第三十六卷（京1-398）、
《楷书华严经（残） 第五》（京1-399），
苏州博物馆所藏《楷书华严经第三十八卷》（苏1-002），
安徽博物馆所藏《楷书华严经卷》十六开（皖1-005），
辽宁博物馆所藏《楷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一卷》（辽1-044）。
台湾林百里先生收藏的《楷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六十五卷》，
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件私人收藏。

《华严经》残卷流传脉络
此《华严经》残卷前有陈曼生题跋，说明“得之古刹”、“分赠荷屋太史”等来龙去脉。后纸有钱樾、伊秉绶、翁方纲、桂芳、吴鼒、宋葆淳、陈崇本、周厚辕、吴荣光、张维屏、陈其锟、潘正炜、丁振铎、陆润庠、袁金铠题跋。有伍元惠、溥心畬二人收藏印。“随斋鉴定”、“嘉荫堂”二印待考。故从题跋及收藏印可知此卷的流传脉络：当时查梅史、屠倬、范小湖、陈曼生、胡秋白等人在寺中读书，得到华严经残经七卷（苏1-002后纸张叔未题跋称得六卷），重新装池后，“以其半归寺僧”，其它的则分散各处。其中此《华严经》残卷是陈曼生于嘉庆六年辛酉赠送给吴荣光。到嘉庆十五年庚午，吴荣光又转送给叶梦龙并著录于《风满楼书画录》卷一（广东中山图书馆馆藏善本）。吴、叶两家是姻亲关系，吴荣光的四女尚熹（即小荷），嫁给了叶梦龙四子叶应祺。据卷后陈其锟己亥年题跋，提到“蔗田农部”，由此可知此卷由叶梦龙之子叶应旸继承。后来又归潘正炜，著录于《听帆楼书画续记》卷上，并刻帖，收入《听帆楼续刻》。后又辗转流传到伍元蕙手中，收录于《南雪斋藏真》。画上还有清代皇族溥心畲的收藏印，其中“心畲鉴定书画珍藏印”、“省心斋图书印”二印。台北故宫所藏梁武帝萧衍《异趣帖》，也有这两枚溥心畲的收藏印。在鲁宁所著《瑰宝遗梦•恭王府流失文物寻踪》一书第215页，通过溥心畲自述和日本富田升等学者的研究，列出了曾藏恭王府的部分书画名录，其中便有：“张即之《华严经》一纸”一条，但由于没有详细描述，不能确定两件《华严经》是否为同一件。另据方爱龙所著《南宋书法史》第224页，张即之曾以楷书抄写了整部华严经，共八十一卷，明代时尚完整保存在内府，后散出六卷，清康熙时，命裘曰修补书全之。散出者，其中三卷于嘉庆年间在艮山门内潮鸣寺，后复从寺中散出。此说若成立，那么这些出自于潮鸣寺的华严经，原皆为皇家收藏。
同出潮铭寺的《华严经》卷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华严经卷第三十六》（京1-398）、《华严经卷第七十一》（京1-004）、江苏博物馆藏《华严经卷第三十八》（苏1-002）四件。如第36卷后纸的何绍基题跋，指出“藏杭州潮鸣寺”。第71卷后纸纽福惇题跋“张即之所书华严经全部在内府”、“此第七十一卷得之杭城潮鸣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通过其后纸郭麐题跋可知，此卷也是陈曼生所得，后请郭麐题跋，讲述原委。并指出其中的十四折被“分赠荷屋太史”，便是此次上拍的《华严经》残卷。四卷后纸的题跋，均把来源指向杭州潮鸣寺。
《华严经》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后，于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大菩萨所宣说。经中记佛陀之因行果德，并开显重重无尽、事事无碍之妙旨。此张即之《华严经》残卷，共十四折（非陈曼生所说第十四纸），三百字。通过经文可知，此残卷为华严经第五卷中的《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主要记叙佛在菩提场中初成正觉，道场无量妙宝庄严，金刚座上的遮那佛身万德圆满。十方世界微尘数菩萨乃至金刚力士诸神诸天等各具无量功德一时云集，各各说颂赞佛，所有的华藏庄严世界海中一切世界也都同样入佛境界。《华严经》是大乘佛教要典之一，向为后世所重。张即之向被称为“水仙”，并传其书法有避火的作用。清吴其贞在其《书画记》中题到：“向知公为水仙，其书能禁火灾，特请供养于杭城”。其实张即之书法能避火灾的说法，在金代就有所流传，只是未见事实记载。所以张即之的写经作品被收藏于名山古刹，这也是原因之一。
潮鸣寺在杭州，寺虽不存，但仍有潮鸣寺巷的地名。据《嘉靖仁和志》载：潮鸣寺，在庆春门，贞明元年钱氏建，名归德院，洪武二十四年立为丛林，郡人郑厚撰碑记。高宗南渡，驾幸寺，夜闻潮声，遂赐额潮鸣，有御制诗刻石。据《东城小志》记载：宋张樗寮即之手书《华严经》八十一卷，小楷奕奕有神，旧藏潮鸣寺，与戴静庵（戴进）功德画同为镇山之宝。以上记载可见潮鸣寺在历史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到了清代，潮鸣寺成了文人游历唱和之地。《樊榭山房续集》有《同丁龙泓过潮鸣寺访大圆上人观载进画功德诸像立轴残本》诗一首。《听香斋集》一书中有《初春偕同人潮鸣寺观张樗寮书华严经戴静庵画功德像用樊榭集中韵》诗一首，与樊榭所作诗文相应和。
两本《华严经卷第五》的关系
在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卷三》一书中，《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后面有一段按语，明确指出此卷与此次上拍的《华严经》残卷，应同属一卷。通过对《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经文的阅读，故宫《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之后，紧接的便是此次上拍的残卷。此拍卖的残卷后，应还有一折，这一折应还有经文62字，并且最后一行也和第一行一样，书写经名。通过上图两卷的拼接图，也大体可以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在此处分开。
徐邦达按语摘录：
据各册后清张廷济、郭麐等人题记，知道嘉庆年间，还全部藏在杭州艮山内潮鸣寺中。后来渐渐给人巧偷豪夺，分散出外了。胡秋白、陈鸿寿、屠倬等人多向寺僧乞得一册，这里所记的第五卷残册（现已经改装成卷），是陈氏所得一册中的一部分。（第五卷另一部分，自“乐时华严庄严世界”至“各各欢喜”止，共十四折页，在嘉庆六年辛酉，由陈鸿寿赠给了吴荣光。到十五年庚午，吴氏又转送给叶梦龙，后来又归潘正炜，记载在《听帆楼书画续记》卷上，今已不知下落。）第三十六卷残册，则是屠氏所得的极小部分。又第三十八卷为胡氏所藏。又第七十一卷一册，后归陆心源，著录于《穰梨馆过眼录》卷三。
对比以上所提及的馆藏《华严经》，从来源上说，都源于杭州潮鸣寺。都是经由陈曼生、屠倬等人流出。从形式上说，原来都是册页，都有手绘乌丝界格，每一折均为五列，每列15字，不爽分毫。此《华严经卷第五》的命运，如同《富春山居图》一般，极富传奇色彩。
按《桃源乡志》和《鄞县通志》的说法，张即之年仅五十即引年告老，并非通常的七十而致仕，之后乞归里第长达三十年，一直安居于鄞县桃源乡（现宁波鄞州区横街镇）享园池之乐，沉心翰墨。期间，他好与释氏为伍，交往甚密。据考证，他与笑翁关系非比寻常。笑翁姓毛，法号妙堪，字笑翁，慈溪人。张即之曾作《祭笑翁文》，以凭吊这位方外挚友。另一位是道璨，本姓陶，字无文，南昌人。曾作《祭樗寮张寺丞二首》，以追忆往日一周游戏山水间的美好。另有行祥、西岩、大歇等不可考的佛家弟子。
安世凤有云：“樗寮，昔人斥为恶札。今祥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惟象其胸怀，元与俗情相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挺之可骇耳。”一如余上文所说，张即之书如其人，故而在字中可见其出世之禅心。在方外友道璨等人的熏陶之下，皈心禅悦，以翰墨为佛事，所创作的佛经数量蔚为可观，并有不少佛经、题额等被日本禅僧携带归国，其以禅入书的独特书法面貌引起了日本禅林的共鸣，以为张即之书法十分契合禅家精神，纷纷仿效，这对后来日本禅林推行的宋代新书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日本仍可见张即之书迹十几种，如为人熟知的《方丈》题额（日本京都东福寺藏）等等，便可知张即之书法当时在日本的影响力了。
此张即之《华严经》写经残卷，可谓字字珠玑。布局整齐缜密，工整严谨。面貌和气格直追隋唐书法的严谨法度。布白虚实相生，沉稳雄浑中却又有空灵之美。结体取颜体之平正、宽博，力求饱满，多取平正包围之字势，更加凸显矫健厚重的体势。张即之的写经作品虽为楷书，但在楷书中，融和行草的笔意，运笔以收为纵，笔锋缭绕，常带游丝。增加了点面的顿挫感，让人感觉气息更连贯，节奏感更鲜明。他笔下的点画风格也极具自家风骨，骨格苍秀，笔力遒劲，中气十足，如铁画银钩般，简洁利落。翁方纲赞曰：“提笔之妙烟华霏，游丝制飐纵依希。”对比隋唐写经，张即之的写经书法比前代更趋精致，线条饱满舒展，结构更严谨，毫无懈怠之笔。中楷居多，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往往有一定的间隔，颇有唐人书碑、写经的味道。在宋代尚意书风的大环境下，却有着唐人的法度。顾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称
张即之书法：“拔戟苏黄米蔡外，写经规矱接唐人。”
抛开技巧、形式不论，张即之的佛经书法，还具有较多的文人化、学术化倾向，并非常强调创作意识。据史料载，他在抄经前，他必精选善本，注明版本之来源，而且对其中冷僻的一些字注上反切音译，有时甚至还于卷末书以己言，他并不是机械的抄经，而是基于一定的创作意识、带有一定的技法、根据本身的审美趣尚有意识地进行书写，总的来说，他仍然处于创作状态；而我们通常所见的历代写经，尽管经生也具备一定程度的熟练技法，但却是处于一个机械抄写的状态，主观创作意识较为薄弱。相比之下，张即之更为注重写经过程中自我修养在禅家精神中的锤炼与表达。俨然是一位恪守清规、黄灯青卷的佛门弟子。
写经书写本身对书家的要求极为苛刻，较少有自由发挥。但在拍品与馆藏的两卷华严经中，出现很多的重复字。在同一卷中的重复字，能通过点画的变化来实现同中求异，这需要超强的天分和娴熟的技法。通过对同出自潮鸣寺华严经中的字形对比（京1-004第七十一卷、京1-399第五卷），如清净、庄严、欢喜、光明等字，基本也可以确定这些经卷是同一时间抄写。
以张即之为代表的楷书中兴及影响
北宋苏黄米蔡四家的兴起，南宋前期有赵构推行复古之风，并倡导楷、草并举，且身体力行书写《石经》、《真草养生论》、《真草千字文》等楷草作品；中期有“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等人，迎来了南宋文化的鼎盛期；到了南宋末年，社会秩序混乱，文化不断衰弱，书法式微也是时代使然。所以方孝孺在《题赵子昂千字文帖》（《逊志斋集》卷十八）中称：“宋之季年，书学扫地荡尽”。
在缺乏才情之士而又书风不振的南宋晚期，张即之的地位似乎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楷书方面。楷书自魏晋到唐代达到鼎盛，宋代的成就远比唐代逊色，宋四家除了蔡襄之外，其余均不善长楷书，欧阳修叹言：“书之废莫废于宋”，虽不能一言以概之，但从一个方面道出了宋代楷书衰退的现象。张即之虽无法完全做到力挽狂澜，复兴颓势，但他一生大量的书写楷书作品无意中扮演了中兴楷书的角色，且其后世影响也以楷书而着称。《宋史•张即之传》云：“即之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贵其翰墨。欧阳修曾云：“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宋”。元代的袁桷云：以书名，一时大变古体。在楷书式微的南宋时期，张即之力挽颓势，以禅入书，影响深远。
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即之不仅书艺精绝，功力深厚，独以书法着称，而且在书法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赵孟俯、王文治二人。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这样写到：独吴兴赵文敏孟俯好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毕熙志在《张即之书〈金刚经〉跋》中也提到：公为一代名臣，赵文敏重其书，为之北面临池化工，得剑舞之妙。所以赵孟俯一定受到了张即之的影响。钱泳在《书学》中说：王文治中年得张樗寮真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淡，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王文治师从赵孟俯和董其昌，中年以后改学张即之。由于王文治中年后开始研究禅学之理，所以凡是跟佛经相关的书法他都特别重视。王文治曾接触过张即之书写佛经的作品，得到后便开始不断地临摹，因此他的书法风格跟张即之同样都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
此张即之《华严经》写经残卷，历经近千年，纸墨如新。书法字字珠玑。线条饱满舒展，结构严谨，毫无懈怠之笔。来源和递藏脉络清楚，从杭州潮鸣寺释出后，经吴荣光、叶梦龙等数位名家递藏，著录、刻帖。并与故宫所藏《华严经卷第五》（京1-399）同气连枝，共属一卷。除林百里先生私人所藏的《华严经第六十五卷》外，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件张即之楷书华严经写本，其珍惜程度，可见一斑。 题识：尔时，华藏庄严世界海，以佛神力，其地一切六种、十八相震动。所谓：动、遍动、普遍动；起、遍起、普遍起；踊、遍踊、普遍踊；震、遍震、普遍震；吼、 遍吼、普遍吼；击、遍击、普遍击。此诸世主，一一皆现不思议诸供养云，雨于如来道场众海。所谓：一切香华庄严云、一切摩尼妙饰云、一切宝焰华网云、无边种 类摩尼宝圆光云、一切众色宝真珠藏云、一切宝栴檀香云、一切宝盖云、清净妙声摩尼王云、日光摩尼璎珞轮云、一切宝光明藏云、一切各别庄严具云。如是等 诸供养云，其数无量不可思议。此诸世主，一一皆现如是供养云，雨于如来道场众海，靡不周遍。如此世界中，一一世主，心生欢喜，如是供养；其华藏庄严世界海 中，一切世界所有世主，悉亦如是而为供养。其一切世界中，悉有如来坐于道场；一一世主，各各信解，各各所缘，各各三昧方便门，各各修习助道法，各各成就， 各各欢喜。
鉴藏印：钱樾鉴赏、吴荣光印、伯荣秘宝、吴氏荷屋平生真赏、覃溪审定、潘氏听帆楼藏、季彤秘玩、南雪斋印、季彤审定、伍氏俪荃平生真赏、南海伍氏南雪斋秘籍印、伍元蕙俪荃甫评书读画之印、南海伍元蕙宝玩、俪荃审定、心畬鉴定书画珍藏印、西山逸士、心畬鉴赏、心畬居士、省心斋图书印、桂林王氏䍩拙斋所藏、随斋鉴定、嘉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