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咸亨三年（672）阴历十二月八日，京师长安城弘福寺内宝刹庄严，梵音缭绕，僧侣齐集。在肃穆仪式中，僧侣和官员们以虔诚的目光仰视着一座高近4米的石碑，因为这座碑象征着佛教在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地位，象征着国家最高领袖对佛教的褒扬与赞许。在碑身上，镌刻着已故太宗皇帝所写序文、当今皇帝所作的记，以及曾在弘福寺译经近十载的已故高僧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书写碑文的则是已去世数百年的东晋右将军、书圣王羲之。
这座碑就是在中国宗教史和书法史上有着赫赫威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皇帝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使其流芳千古，而隐藏在碑背后的则是一段伟大时代里的曲折故事。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从更早一些的动荡年代开始吧。
北朝与隋的崇佛
南北朝作为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情绪笼罩着从帝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东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余人（尚不含在家信徒）。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财产和人力，自然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于574年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577年进军北齐，亦在齐境灭佛。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578年武帝驾崩，宣帝继位，第二年即在京师与洛阳重新设立寺庙。很快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家宗教氛围浓厚，杨坚之父杨忠据说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不知与其在南梁的经历是否有关。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由于周武帝曾经灭佛，因此推崇佛教，大讲佛陀授命，不但讨好了佛教徒，在普通百姓那里也可以将篡夺女婿家皇位、屠灭宇文家族这一“不道”行为涂抹上一层天命循环、因果报复的色彩。
开皇元年（581年）甫夺政权，文帝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同时开始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开皇11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开皇13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12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历代三宝记》）。开皇20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整个文帝统治期间，共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缮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杨坚对佛教并非单纯利用，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仁寿二年（602年）八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伉俪情深的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皇后升天成佛。这种对大家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公然撒谎，马屁未免过于粗糙，而精明过人、为人猜刻的文帝竟然“览之悲喜”，说明老头子已经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当然，升天成佛的独孤氏却法眼有障，费尽心机撺掇老公改立的太子数年之后就在仁寿宫现出原形，老头子只来得及抱怨“独孤误我”，就在好儿子好大臣的帮助下“升遐”了。
继位的炀帝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家庭传统，也需注意到其妻即江南萧家的女儿对其可能的影响。早在为晋王时，杨广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全国高僧，并将江南蒐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56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高阳造隆圣寺，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此外，炀帝还在洛阳上林苑设翻经馆，罗致译人，继续译经。有称炀帝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修补故经和缮写新经共九十万卷。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607）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609）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身处这席卷全国的崇佛热潮中，未来的李唐皇室是如何的态度，今天的史料已难寻其详。想来上有好焉，下虽未必甚之，但表面文章总不能落后太远。流传至今的一尊石像上的铭文显示了时为地方官的李渊是如何礼佛的。这尊石碑像是未来的高祖为未来的太宗祈福而供：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仔细分析李渊的这封感谢信兼祈福书，很有一点意思。首先，南北朝时代，贵族高官对佛教的供奉一般都是经常性的泛泛祈福，而李渊此文却显示其是有具体问题来麻烦佛祖：爱子患病。其次，捐建石碑像是在求佛“灵验”之后，也就是先看货，再给钱。最后，仅仅捐了这么一小尊石碑像，除了表达感谢之外，还顺路提出了一大堆要求，除了保佑二儿子，还要保佑“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想来也是，老小子当年射个箭就能抱得美人归，献个马就能捞个大官当，这佛祖不过治个病，捐个石像已经很给面子了。总之，当时的郑州刺史李渊对佛可谓很有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未来武德年间的佛教政策已可从此铭文中一窥端倪。
这座碑就是在中国宗教史和书法史上有着赫赫威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皇帝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使其流芳千古，而隐藏在碑背后的则是一段伟大时代里的曲折故事。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从更早一些的动荡年代开始吧。
北朝与隋的崇佛
南北朝作为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情绪笼罩着从帝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东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余人（尚不含在家信徒）。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财产和人力，自然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于574年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577年进军北齐，亦在齐境灭佛。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578年武帝驾崩，宣帝继位，第二年即在京师与洛阳重新设立寺庙。很快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家宗教氛围浓厚，杨坚之父杨忠据说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不知与其在南梁的经历是否有关。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由于周武帝曾经灭佛，因此推崇佛教，大讲佛陀授命，不但讨好了佛教徒，在普通百姓那里也可以将篡夺女婿家皇位、屠灭宇文家族这一“不道”行为涂抹上一层天命循环、因果报复的色彩。
开皇元年（581年）甫夺政权，文帝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同时开始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开皇11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开皇13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12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历代三宝记》）。开皇20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整个文帝统治期间，共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缮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杨坚对佛教并非单纯利用，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仁寿二年（602年）八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伉俪情深的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皇后升天成佛。这种对大家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公然撒谎，马屁未免过于粗糙，而精明过人、为人猜刻的文帝竟然“览之悲喜”，说明老头子已经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当然，升天成佛的独孤氏却法眼有障，费尽心机撺掇老公改立的太子数年之后就在仁寿宫现出原形，老头子只来得及抱怨“独孤误我”，就在好儿子好大臣的帮助下“升遐”了。
继位的炀帝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家庭传统，也需注意到其妻即江南萧家的女儿对其可能的影响。早在为晋王时，杨广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全国高僧，并将江南蒐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56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高阳造隆圣寺，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此外，炀帝还在洛阳上林苑设翻经馆，罗致译人，继续译经。有称炀帝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修补故经和缮写新经共九十万卷。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607）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609）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身处这席卷全国的崇佛热潮中，未来的李唐皇室是如何的态度，今天的史料已难寻其详。想来上有好焉，下虽未必甚之，但表面文章总不能落后太远。流传至今的一尊石像上的铭文显示了时为地方官的李渊是如何礼佛的。这尊石碑像是未来的高祖为未来的太宗祈福而供：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仔细分析李渊的这封感谢信兼祈福书，很有一点意思。首先，南北朝时代，贵族高官对佛教的供奉一般都是经常性的泛泛祈福，而李渊此文却显示其是有具体问题来麻烦佛祖：爱子患病。其次，捐建石碑像是在求佛“灵验”之后，也就是先看货，再给钱。最后，仅仅捐了这么一小尊石碑像，除了表达感谢之外，还顺路提出了一大堆要求，除了保佑二儿子，还要保佑“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想来也是，老小子当年射个箭就能抱得美人归，献个马就能捞个大官当，这佛祖不过治个病，捐个石像已经很给面子了。总之，当时的郑州刺史李渊对佛可谓很有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未来武德年间的佛教政策已可从此铭文中一窥端倪。
三，武德朝的佛教政策
隋代佛教迅猛发展，成为广大民众相当普遍的信仰。全国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李渊正式造反后，当然不能得罪佛教。晋阳起兵时，高祖曾亲临佛寺祈福；篡夺帝位后的武德初年，继续推行崇佛政策，立寺造像，行斋弘佛。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例如武德元年 (618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宗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应当说，这一时期高祖和佛教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例如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和尚奏请聚京寺骁悍僧众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大概可以证明当时佛教徒对唐庭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武德初年朝廷与佛教徒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头。佛教势力在隋代发展过盛，不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同时也对世俗政权构成潜在威胁。高祖本质上既非崇佛，又是个连已束手就擒的对手也要斩尽杀绝才能放心的人，可想而知其内心深处对佛教是何等警惕与不甘。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全国逐渐统一，佛教在维持统一战线上的功能不断削弱，而对政权的负面作用在高祖眼里却不断放大。尤其不走运的是，它本来就与皇室缺乏跟杨坚的那种情感联系；而皇室又偏偏姓李，使得老对头道教成功地和皇家攀上了亲戚。
所谓儒、释、道三教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儒家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和政治学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无论是内圣外王也好，还是外儒内法也好，儒家总能获得君王的认可，儒家学子也总能找到官做，因此儒家实际上走的是上层路线，与释、道并无多大竞争关系。释、道两家由于要争夺信众，都主要走群众路线，这样难免发生矛盾。在隋代，杨坚生于佛寺而非道观，于是佛先道后；现在老李家上台，一众道士不免兴高采烈，蠢蠢欲动：风水轮流转，皇帝到我家。
武德三年（620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高祖在道教胜地楼观（陕西周至）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同年，晋州（今山西临汾）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此类事件如此凑巧而密集，不能不使人怀疑背后有统一的部署。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为了抬高皇族，皇室挖空心思与分量严重不足的凉王族攀亲。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另一方面，佛教与政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皇帝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转过年来，道教开始发难。武德四年（621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说“臣闻神农轩辕，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则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主张“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全唐文》卷133)。此篇奏章攻击力极强，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妄说罪福），财政和兵源（军民逃役），社会纲常（不事一亲）等等。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次年，著名高僧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老头子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呵呵，两头压宝，不过三胡没份，可见舆论还没认为齐王能成大器）。
就皇室本心而言，对佛教并无好感，但他们也很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对维护统治的正面作用，懂得“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当时社会风气崇佛，朝廷高官也不例外，因此压制佛教也会面临官僚阶层的反弹。唐初高级官僚中，崇佛的不在少数，例如萧瑀，继承先祖梁武帝的优良传统，家族中有近20位男女出家。他本人好佛，“每见沙门大德，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他还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见解，为《法华经》撰疏。其兄萧憬任太府卿，更是一生诵读《法华经》万余遍。再比如虞世南，法琳的《破邪论》就是他作的序。
犹豫反复数年之后，武德七年 (624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高祖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高祖“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政府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第二年（武德八年，625年），老皇帝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紧接着武德九年（626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著《辩正论》予以还击。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高祖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甚至还略有优待，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爆发，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双双被杀，秦王世民夺取了政权。他对佛教又是什么态度呢？
隋代佛教迅猛发展，成为广大民众相当普遍的信仰。全国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李渊正式造反后，当然不能得罪佛教。晋阳起兵时，高祖曾亲临佛寺祈福；篡夺帝位后的武德初年，继续推行崇佛政策，立寺造像，行斋弘佛。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例如武德元年 (618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宗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应当说，这一时期高祖和佛教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例如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和尚奏请聚京寺骁悍僧众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大概可以证明当时佛教徒对唐庭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武德初年朝廷与佛教徒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头。佛教势力在隋代发展过盛，不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同时也对世俗政权构成潜在威胁。高祖本质上既非崇佛，又是个连已束手就擒的对手也要斩尽杀绝才能放心的人，可想而知其内心深处对佛教是何等警惕与不甘。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全国逐渐统一，佛教在维持统一战线上的功能不断削弱，而对政权的负面作用在高祖眼里却不断放大。尤其不走运的是，它本来就与皇室缺乏跟杨坚的那种情感联系；而皇室又偏偏姓李，使得老对头道教成功地和皇家攀上了亲戚。
所谓儒、释、道三教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儒家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和政治学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无论是内圣外王也好，还是外儒内法也好，儒家总能获得君王的认可，儒家学子也总能找到官做，因此儒家实际上走的是上层路线，与释、道并无多大竞争关系。释、道两家由于要争夺信众，都主要走群众路线，这样难免发生矛盾。在隋代，杨坚生于佛寺而非道观，于是佛先道后；现在老李家上台，一众道士不免兴高采烈，蠢蠢欲动：风水轮流转，皇帝到我家。
武德三年（620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高祖在道教胜地楼观（陕西周至）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同年，晋州（今山西临汾）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此类事件如此凑巧而密集，不能不使人怀疑背后有统一的部署。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为了抬高皇族，皇室挖空心思与分量严重不足的凉王族攀亲。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另一方面，佛教与政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皇帝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转过年来，道教开始发难。武德四年（621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说“臣闻神农轩辕，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则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主张“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全唐文》卷133)。此篇奏章攻击力极强，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妄说罪福），财政和兵源（军民逃役），社会纲常（不事一亲）等等。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次年，著名高僧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老头子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呵呵，两头压宝，不过三胡没份，可见舆论还没认为齐王能成大器）。
就皇室本心而言，对佛教并无好感，但他们也很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对维护统治的正面作用，懂得“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当时社会风气崇佛，朝廷高官也不例外，因此压制佛教也会面临官僚阶层的反弹。唐初高级官僚中，崇佛的不在少数，例如萧瑀，继承先祖梁武帝的优良传统，家族中有近20位男女出家。他本人好佛，“每见沙门大德，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他还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见解，为《法华经》撰疏。其兄萧憬任太府卿，更是一生诵读《法华经》万余遍。再比如虞世南，法琳的《破邪论》就是他作的序。
犹豫反复数年之后，武德七年 (624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高祖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高祖“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政府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第二年（武德八年，625年），老皇帝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紧接着武德九年（626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著《辩正论》予以还击。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高祖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甚至还略有优待，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爆发，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双双被杀，秦王世民夺取了政权。他对佛教又是什么态度呢？
四，太宗的佛根与道缘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秦王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两头吃得开。后来做了皇帝，手下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魏征早年曾出家为道士），他都能一律包容。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早年施政影响更大，直接成就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据说早在隋文帝时代，就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隋书•来和传》）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歧晖据说早在大业七年（611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不过这恐怕是马后炮，当时他要真敢这么说恐怕难逃死罪。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出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秦王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611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高祖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估计是皇帝和皇子们见多了，知道这帮人的痒筋何在，于是这次李二来访，老家伙再次玩起密告符命的把戏。史载，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在如实告知身份后，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旧唐书王远知传》）这个马屁可谓拍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给秦王在与东宫即将展开的权力争斗中贴上了天命标签。可以想见，房玄龄回去添油加醋地在谋士和老粗们面前渲染一番，无疑会大大坚定大伙们跟着秦王混的决心。另一个道士滑州人薛颐，史载“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武德初年进入秦府，也曾私下对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武德最后几年李世民虎落平阳，困在长安被整成那个样子，部下也未离心离德，例如尉迟敬德宁可冒着遇刺风险也跟定秦王，张亮搞秘密活动被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把秦王卖了。这里面虽然有李世民个人魅力的因素，但估计道士们的洗脑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细节也揭示出秦王与道士们来往是如何密切。武德末，高祖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比较起来，当年曹丕用大筐丝绸把吴质抬进抬出，还被城管给突击搜查了一番，虽说有惊无险，也实在是太费事了。
太宗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登极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远知“固请归山”，只好重赏，并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自己预备做坟的醴泉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长安志》卷十六）。这个薛颐除了拍马屁，人还是很不错的，贞观中曾利用天象劝阻太宗封禅泰山（《旧唐书•方伎传》）。此外，贞观二年太宗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南岳小录》），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例如武德三年（620年）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秦王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京城佛教势力在李二先生的前途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太宗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然而，佛教思想却对太宗有一定影响。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太宗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太宗的人文气质之中。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精英，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太宗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太宗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目前《全唐诗》录其诗98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20首，例如“瑞气荣丹阙, 祥烟散碧空”(《重幸武功》)，“叶铺荒草蔓, 流竭半池空”(《过旧宅之二》)，“飒飒高天吹, 氛澄下炽空”(《秋日学庾信体》)，“朦柳添丝密, 含吹织空罗”(《咏雨》) ,“日由高低影, 云空点缀阴”(《秋日二首之二》) ，“荷疏一盖缺, 树冷半帷空”(《秋日翠微宫》) ，“非复阳台下, 空将惑楚王”(《赋得含峰云》)，“不是秦楼上, 吹萧空学仙”(《三层阁上置音声》)等等。当然我们记得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乃是太宗的《咏兴国寺佛殿前幡》一诗，全诗如下: “拂霞疑电落, 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 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 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 无翅强摇空。”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皇帝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所谓“轻薄质”），一切皆空幻，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太宗诗文中不仅有怅惘的空幻，更有随遇自适、万物无常的思想。例如《过旧宅》中“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就没有一般帝王对故宅那种沾沾自喜、要死要活的感情，而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感旧赋》里, 这种思想表现的更为明显：“观世俗之飘忽, 鉴存亡于宇宙。林何春而不花, 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 波非昔日之流。岂独人之易新, 故在物而难旧。岁月运兮寒复暑,，日月流兮夜还昼。信造化之常经, 孰圣贤之可救。”这里已经包含了很强的辩证宇宙观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首著名的《经破薛举战地》。通常此类帝王诗中，往往少不了自吹自擂、壮怀激烈，对已死或未死敌人的诅咒，以及对王朝武运长久的祈祷（具体可参见康熙乾隆的大量劣作），但李世民却在描绘当年情境后迅速转入一种“入定”般的境界：“一挥氛畛静, 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 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 抚躬聊自适。”没有赫赫武功，没有武运长久，也没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沉静、空惘和肃穆。要注意，峰、莲都是佛教中常见的象征之物。
诗文中处处出现的此类思想痕迹，很难用一时的附庸风雅或故作高深来解释。假如太宗确实未曾对佛教经典有过深入研读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文治武功空前绝后的帝王同时也有着天生的佛根。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秦王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两头吃得开。后来做了皇帝，手下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魏征早年曾出家为道士），他都能一律包容。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早年施政影响更大，直接成就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据说早在隋文帝时代，就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隋书•来和传》）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歧晖据说早在大业七年（611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不过这恐怕是马后炮，当时他要真敢这么说恐怕难逃死罪。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出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秦王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611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高祖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估计是皇帝和皇子们见多了，知道这帮人的痒筋何在，于是这次李二来访，老家伙再次玩起密告符命的把戏。史载，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在如实告知身份后，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旧唐书王远知传》）这个马屁可谓拍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给秦王在与东宫即将展开的权力争斗中贴上了天命标签。可以想见，房玄龄回去添油加醋地在谋士和老粗们面前渲染一番，无疑会大大坚定大伙们跟着秦王混的决心。另一个道士滑州人薛颐，史载“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武德初年进入秦府，也曾私下对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武德最后几年李世民虎落平阳，困在长安被整成那个样子，部下也未离心离德，例如尉迟敬德宁可冒着遇刺风险也跟定秦王，张亮搞秘密活动被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把秦王卖了。这里面虽然有李世民个人魅力的因素，但估计道士们的洗脑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细节也揭示出秦王与道士们来往是如何密切。武德末，高祖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比较起来，当年曹丕用大筐丝绸把吴质抬进抬出，还被城管给突击搜查了一番，虽说有惊无险，也实在是太费事了。
太宗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登极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远知“固请归山”，只好重赏，并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自己预备做坟的醴泉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长安志》卷十六）。这个薛颐除了拍马屁，人还是很不错的，贞观中曾利用天象劝阻太宗封禅泰山（《旧唐书•方伎传》）。此外，贞观二年太宗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南岳小录》），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例如武德三年（620年）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秦王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京城佛教势力在李二先生的前途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太宗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然而，佛教思想却对太宗有一定影响。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太宗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太宗的人文气质之中。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精英，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太宗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太宗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目前《全唐诗》录其诗98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20首，例如“瑞气荣丹阙, 祥烟散碧空”(《重幸武功》)，“叶铺荒草蔓, 流竭半池空”(《过旧宅之二》)，“飒飒高天吹, 氛澄下炽空”(《秋日学庾信体》)，“朦柳添丝密, 含吹织空罗”(《咏雨》) ,“日由高低影, 云空点缀阴”(《秋日二首之二》) ，“荷疏一盖缺, 树冷半帷空”(《秋日翠微宫》) ，“非复阳台下, 空将惑楚王”(《赋得含峰云》)，“不是秦楼上, 吹萧空学仙”(《三层阁上置音声》)等等。当然我们记得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乃是太宗的《咏兴国寺佛殿前幡》一诗，全诗如下: “拂霞疑电落, 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 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 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 无翅强摇空。”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皇帝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所谓“轻薄质”），一切皆空幻，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太宗诗文中不仅有怅惘的空幻，更有随遇自适、万物无常的思想。例如《过旧宅》中“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就没有一般帝王对故宅那种沾沾自喜、要死要活的感情，而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感旧赋》里, 这种思想表现的更为明显：“观世俗之飘忽, 鉴存亡于宇宙。林何春而不花, 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 波非昔日之流。岂独人之易新, 故在物而难旧。岁月运兮寒复暑,，日月流兮夜还昼。信造化之常经, 孰圣贤之可救。”这里已经包含了很强的辩证宇宙观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首著名的《经破薛举战地》。通常此类帝王诗中，往往少不了自吹自擂、壮怀激烈，对已死或未死敌人的诅咒，以及对王朝武运长久的祈祷（具体可参见康熙乾隆的大量劣作），但李世民却在描绘当年情境后迅速转入一种“入定”般的境界：“一挥氛畛静, 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 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 抚躬聊自适。”没有赫赫武功，没有武运长久，也没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沉静、空惘和肃穆。要注意，峰、莲都是佛教中常见的象征之物。
诗文中处处出现的此类思想痕迹，很难用一时的附庸风雅或故作高深来解释。假如太宗确实未曾对佛教经典有过深入研读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文治武功空前绝后的帝王同时也有着天生的佛根。
五，贞观年间的佛教政策变迁
佛根也好，道缘也罢，一切个人偏好都要服从政治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太宗所以为太宗，而梁武帝终究不过是梁武帝。作为君王，他在《慎所好》中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因此，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只能是被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武德九年五月高祖下《沙汰佛道诏》后，佛教即将面临一场沉重的打击，然而也是命不该绝，转过月来玄武门之变爆发。控制了政局的秦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立刻取消了沙汰佛道的诏令，在以高祖名义发布的《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诏》中特别指明：“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以争取佛教徒的支持。即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仍然继续利用佛教，对佛教表现出宽容甚至是礼敬态度。太宗曾舍太和宫为高祖立龙田寺，舍通义宫为尼寺，下诏在各战阵处修建寺庙，追祭亡灵，敕令为章敬寺设斋行香，开译经馆翻译佛经。当他施斋发愿时，自称“菩萨戒弟子”，“诚心发愿”，“惟以丹诚，归依三宝”。他还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普度僧尼”；下敕颁发《佛遗教经》，要求京州官员人手一册。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是高度警惕和严厉的控制，例如贞观初即下敕，有私度僧尼者处死；此外还曾下令恭帝义宁元年（617年）利用隋唐禅代混乱之机私度的僧尼自首还俗，不出首者处死。至于说以“对佛不敬”的名义禁止买卖佛像，只能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高招了。
然而佛教徒似乎并未看清他们的这位君王。贞观五年（631年），笃信佛教的歧州刺史张亮奏请在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扶风法门寺建塔，太宗应许，并将原拟兴建望云宫的建材用来建塔。张亮又建议开启法门寺地宫，太宗同意后，在地宫中得到佛指舍利。这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京城内外每天到法门寺瞻仰灵骨舍利的人多达数万。为了表达虔诚，有人刺血洒地，有人烧头炼指，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佛教徒被这些表面东西迷昏了头，开始得寸进尺地试图染指皇权。贞观八年 (625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大德”（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分参拜，这不但是教权直接介入政权，更是要政权向教权低头。太宗立即警觉起来，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引经据典，给了太宗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
本年的一个细节颇能说明太宗对佛教的真实态度。长孙皇后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太宗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此时太宗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前面提到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太宗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著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贞观五到六年间，太宗动议修订《氏族志》，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太宗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636年），太宗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二月，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太宗只尊老子不祟道教。太宗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639）九月，道士们再次发难，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道士秦世英向朝廷翻出武德年间老账，说法琳《辩正论》诽谤皇室始祖。太宗新帐老帐一起算，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十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淙、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法琳辞气不屈。于是皇帝亲自出场，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情急之下，老和尚口不择言，说皇室出自代北李，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门内者）达这一系，译为唐言，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其父名韩虔(与寒褰谐音)，字元卑(天字第一号卑践货)，是个独眼、跋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72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法琳说皇室“弃代北而认陇西”，是“以金易愉石，以绢易褛褐”。这些话句句戳到太宗痛处，于是勃然大怒，宣布处死，但缓期7天，让法琳念观音菩萨，看到时候能不能保佑他脑袋不掉。七天后太宗遣人复审，法琳终于服软，拍马屁说：“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陛下“子育恒品”，就是当今观音。又捏准了太宗好名的软肋，说“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唯有伏尸之”。皇帝拿他没办法，再问他佛、道优劣，这次法琳回答称旨，于是顺坡下驴，免死流往益州为僧。法琳委屈不已，路上作《悼屈原篇》，在赴益州途中病故于百宇关菩提寺。法琳一死，佛教势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新秩序。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亲朋故旧日渐凋零，尤其635年高祖去世、636年长孙皇后辞世后，太宗环顾四周，虽然功业赫赫，但慈母早逝，两个同胞兄弟和十个侄儿死在自己手中，老父被逼退位后至死满怀戒心，不复当年融洽，人到中年又丧佳偶，爱女早夭，两个儿子钩心斗角，心情自非一般人所能体会。道教虽然能教人长生不老和房中术，但对心灵的安慰还是佛教更加拿手。可以说，此时这位皇帝难免会有一些佛家的情绪。大约在贞观14、5年前后（具体年代不详，但虞世南卒于贞观十二年,《旧唐书》中言此事在数年后），太宗梦见几年前去世的近臣、文学和书法好友虞世南，心头怅惘，颁下《为故礼部尚书虞世南斋僧诏》，很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
“故礼部尚书文懿公虞世南, 德行纯备, 文为辞宗。 夙夜尽心, 志存忠益。庵从物化, 忽移时序。昨因夜梦, 倏睹斯人。兼进谠言, 有若平生之日。追怀遗美,良用悲悼。宜资冥福, 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 斋五百僧, 造佛像一躯”。
约在梦见虞世南前后，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已去世五年的皇后追福。宏福寺乃是为其母亲太穆皇后所造，于是召唤几位高僧一起闲谈，“言及太后, 悲不自胜, 掩泪吞声。久而言曰: ‘朕以早丧慈亲, 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 上资宾佑。朕比以老子居左, 师等不有怨乎?’”主持道意回答说:“僧等比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语气七分软又带三分硬。于是太宗几乎乞求谅解一般说：“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既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法苑珠林》）这样一番认错加自我辩解的话出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宗之口，恐怕也是他意识到自己尽管身为帝王，却仍然不过是个凡人，生老病死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不得不试图向佛祖示好，以期增老父慈母和爱妻在幽冥之中的福分吧。
皇帝心中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贞观十八年（644 年），太宗在深感来日无多，积极筹划解决高丽问题的时候，接到了一道来自远方的上表，语气谦恭，充满期盼和忐忑。看到上表人的名号，他是否想起了17年前的往事呢？
六，西游记
隋大业八年(612年，一说大业十年，614年)，皇帝诏令洛阳度僧27名。一个小童因年龄太小，不在备取之列。大理卿郑善果碰巧遇上他，带有调侃地问到：“童子出家，意欲何为?”小童从容不迫，答道：“小子意欲远绍如来的慧命，近光遗传的大法。” 郑善果大为惊讶，见他对答如流，气宇轩昂，人才出众，当即破格录取，并向同僚夸赞道：“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门的教化。”这个小童就是日后的三藏法师玄奘。
玄奘，俗姓陈，本名祎，生于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据说祖上乃是东汉名臣陈寔（104—187年），世居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慧在隋初曾为江陵县令，大业末年（约610年后）挂冠隐居而终。史载陈慧好道，他的两个儿子却都是佛学大师。玄奘的二哥陈素，相貌堂堂，风姿逸秀，早年出家，居洛阳净土寺，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玄奘好佛不知是否受这位哥哥的影响。史载玄奘外貌和性格都酷似其父，而眉目疏朗、相貌庄严更要超出。八、九岁时就开始攻读经典，平时在家埋头用功，不大与其他儿童玩耍，可见其潜心向学。十一岁即能诵《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破格录取后，玄奘就在净土寺学《大般涅磐经》和《摄大乘论》，一听就懂，看两遍就能记得，不久崭露头角，初树声望。
大业末年，洛阳兵荒马乱，玄奘与其兄前往长安庄严寺，稍候转往兵火不及、名僧聚集的巴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法师讲《摄大乘论》，道基法师讲《杂阿毗昙心论》，惠振法师讲《阿毗昙八犍度论》，数年间究通诸部。道基法师感叹：“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武德五年（622），二十二岁的玄奘在成都城南空慧寺(即东晋慧远之弟慧持入蜀所建之金渊精舍)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玄奘离开生活了约七年的成都，沿长江东下参学。他先到荆州天皇寺开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荆楚名僧闻风会聚，连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法师也执礼甚恭。讲毕往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法师学《成实论》，继赴邺中(今河南安阳)听慧休法师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首尾达八月之久。这趟旅行实际上是玄奘在全国佛教界的初次亮相(《续高僧传•卷四》)。贞观元年（627），二十七岁的玄奘返回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诸僧研习《阿毗达摩俱舍论》、《摄大乘论》，从玄会法师研习《大般涅磐经》，很快通晓各家学说，被誉为佛门“千里驹”。据说萧瑀敬佩其人，想请他住持庄严寺，但遭婉辞。
二十年来游学各地的经历，玄奘深感各宗派义旨有殊，经典亦不尽同，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摄大乘论》和《瑜伽师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异类差舛，…，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决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于是他萌生了前往印度探求佛教经典本原的想法。此后，他有意结交西域各国客商僧侣，摸索取经路线。唐初立国不久，为了防范西突厥人入侵，在通向西域各地的主要门户设防极严，尤其是玉门关以西，关卡和烽燧比比皆是，老百姓不得随意西行。于是玄奘一回长安就正式向朝廷申请关防文牒，申请同去的还有几位僧人。
然而朝廷一直没有批复。今天很难了解申请不被获准的具体原因，因为日后太宗和玄奘都对此心照不宣、避而不谈。可能的原因很多，例如太宗已对佛教有戒心，不愿其发展过盛；玄奘游历颇广，与官场也有交往，万一西行被突厥人擒获，情报上会有损失；作为已经出名的高僧，国家正式批准出行后，万一被劫持之类，外交上是个麻烦。当然也有可能，这么一件小事还没资格进入御前会议讨论，直接在某个办事员的手上就毙了。总之，接下来的两年里，批复一直没有下达，几个盟友也都打了退堂鼓，只有玄奘仍在做准备（学梵文），伺机而动。
贞观二年（629），陕西、甘肃地区发生霜灾，粮食供应出了问题，朝延准许僧俗到丰收地区就食。大概在当年冬天，二十九岁的玄奘西行，经秦州（甘肃天水）、兰州抵达河西重镇凉州（甘肃武威），在此地遇到了麻烦。玄奘在凉州游历多个寺庙，开筵讲经，在折服僧众之余，也惊动了凉州都督李大亮。李大亮为人正直刻板，日后使节暗示进贡猎鹰，此兄立即给太宗写信，大意是说您曾吩咐不要地方进贡，如果现在这是您的本意，那就是出尔反尔；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那您就是所任非人。总之太宗左右不是人，只好大大夸奖了他一番，还送他一本《汉纪》。李都督严于执法，发现玄奘没有关碟意图西行，当即勒令他返京。在当地慧威法师协助下，玄奘连夜逃出凉州西行，李大都督也立即发出追捕文告。于是和尚不得不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徒步穿越千里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唐朝最西的边关瓜州。所幸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于追捕公文睁眼闭眼，招待了他一顿，还一起研讨佛法，听任玄奘在当地活动直至离去（有说独孤达本人或手下将追捕公文撕毁的）。17年后当玄奘重回瓜州时，独孤达已病逝多年。法师痛感人生无常，为独孤达通宵诵经，并将原拟送给他的一尊象牙佛雕供奉在榆林窟。
由于在瓜州活动自由，玄奘得以为西行作最后的准备。他首先找到一个叫石盘陀的外族和尚，并经此人介绍，从胡姓老人那里买来一匹多次穿行西域的老马。这两者不但对玄奘成功穿行西域功不可没，而且也很可能刺激了民间传说的产生。在榆林窟的那幅壁画里，一只猴子在前牵着一匹白马，而玄奘法师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夜渡疏勒河后，石盘陀即告别玄奘，此后玄奘孤身一人横穿大漠，寻着骨堆、马粪前行，成功越过玉门关外五座唐军的哨卡烽台。其中玄奘在越第一座烽台时还被守军抓获，但校尉、敦煌人王祥盘问后将其放行。越莫贺延大戈壁，经过十天跋涉，走出八百里流沙，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停留十数日后，崇信佛法的高昌国（吐鲁番一带）国王麴文泰遣使往迎，崇敬备至，准备延留玄奘于高昌定居。玄奘绝食三日，以明心志，麴文泰只好给他准备行装，赠送了四个侍者及黄金白银礼品等，出城远送数十里，同时还派人带着介绍信、绫绢五百匹和从骑六十人，护送法师直到西突厥叶护可汗处。
玄奘一行从高昌出发，经阿耆尼国(今焉耆),再西南行900多里到达屈支(今库车)，受到国王的欢迎和很高的礼遇，因风雪阻拦，在此停留60余日，待雪融路开后才离开, 屈支王又送骆驼与随从。西行600余里到跋禄迦国(今阿克苏)，又西行200 余里至大石城(今乌什)，转向西北，越凌山（拨达岭），至赤谷城，再向大清池（今伊塞克湖），之后又西行500里到西突厥可汗大帐所在的碎叶城。叶护可汗将玄奘待为上宾，“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拜迎，⋯⋯，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玄奘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突厥试图搞到什么情报（这可能也是唐廷不批准玄奘出行的原因之一），二则是玄奘此人确实善于搞好高层关系。突厥地区流行的乃是不禁酒肉、不忌杀生、不忌房事、不严戒律的小乘佛教，与玄奘的大乘佛教泾渭分明。北周保定二年，道判法师也曾西行取经，路经西突厥时可汗送他们4只羊充食，但他们固守戒律将羊放生，惹恼了可汗，遭到侮辱和驱逐（《续高僧传•道判传》）。玄奘能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喝酒吃肉，不摆出一副说教嘴脸，还喝点葡萄酒，当然大家都开心。临走时，可汗还特意派一名通晓汉语和中亚语言的人护送。
由于有了叶护可汗发出的书信，玄奘在大队人马护送下一路顺风。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经过笯赤建等十国，直抵迦毕式国（今阿富汗卡非里斯坦全部及葛尔班得、彭赤什尔两河流域），再到 逻斯（今江布尔），从 逻斯南行10余里经过了一座有300户汉人的小城，西南行200多里到白水城，再西南行500余里进入塔什干地区，再西南行200里到铁门。之后折向东南行，渡过阿姆河后到活国（昆都士），从此顺利进入天竺。必须指出的，有关路线和具体时间，目前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论。
玄奘在印度的经历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只需记得他游历小邦无数，拜访诸多僧侣，并在贞观七年（633）抵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在今巴腊贡），受到盛大欢迎，已年逾百岁的戒贤法师破例为玄奘精心讲授了大乘佛教中最玄奥的《瑜伽师地论》，这一讲就是一年零五个月，同听者数千人。此后他在寺中逗留数年（贞观八年至十二年，634—638)，接着在各地游历参学四年（贞观十二年至十六年，639—642)。642年，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戒日王邀请玄奘在首都曲女城（今加瑙吉市）主持法会，同时邀请了十八国国王莅临听法，召集了全印度沙门和僧众近6000余人参与辩论。法会持续十八天，玄奘法师获得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大乘教徒尊他为“大乘天”，与其辩论最激烈的小乘教徒，也敬佩地尊他为“解脱天”。可见玄奘此次留学，不仅是拿个一般的PhD，他已经拿到了佛教界的菲尔茨奖了。
这里还有个插曲，可以看出玄奘并非一个书呆子。早在贞观七年（633）玄奘会见戒日王时，王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并谈到《秦王破阵乐》。玄奘趁机大大吹嘘了一番大唐帝国和太宗皇帝，引发了戒日王对中国的思慕，并于贞观十五年（641）遣使来唐，实现了中印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现在我们不知道使节来唐庭时有没有提到玄奘，但估计起码会提起你们有个和尚在我们那里如何如何之类。太宗皇帝看到这么个积极主动免费承担起外交和宣传任务的和尚，就算他是个偷渡犯，大概也无从生气了。
离开中国16年后，玄奘终于在贞观17年（643年）启程回国，也就是著名的曲女城法会的第二年。这一次东归玄奘选择了一条新路，即丝绸之路的南道。选择这条路线，可能有几个考虑，首先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中道（即来时的路线）正值唐与西突厥交兵，安全没有保障。三年前（640年）高昌已被攻灭，而要到两年后（645年）唐军才彻底平定焉耆、库车等地。其次，丝绸之路南道正是当年佛教东传的路线，走此道可顺路考察佛教东传故事。辞别戒日王后，玄奘携带佛骨舍利、金银佛像和六百多部梵文佛经启程东归，途经西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于当年底到达活国（昆都士）。从活国东北行，越葱岭，途径十余国到达了揭盘陀国（今塔什干）,从此东下经800里冰雪，出葱岭至乌铩国（今莎车），再行500余里到达 沙国（今喀什）。而后东南行500里，渡叶尔羌河，越大沙岭至斫句迦国（今叶城），再东行800余里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三、四月间抵瞿萨旦那国(即于阗，今和田)。
到了家门口，和尚不走了。表面的理由是所乘大象病死，实际上是想起自己当年偷渡出境，理论上仍然是待罪之身。另外，关于太宗在贞观十一年后如何压制佛教的传闻恐怕也不会传不到玄奘的耳朵里。因此他觉得自己最好先试探一下，于是派人随商人入朝，带去了下面的表章：
奘闻马融该赡，郑玄就扶风之师；伏生明敏，晁错躬济南之学。是知儒林近术，古人独且远求；况诸佛利物之玄踪，三藏解缠之妙说，敢惮途遥而无寻慕者也。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辛苦，心愿获从。遂得观耆阇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继-纟+言]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
这篇表章写得非常巧妙。首先以儒家典故起笔，表明自己遵奉官方意识形态（就象现在写经济类文章起笔是马克思还是哈耶克还是大有分别的），并举先贤为自己辩解；接着说明自己西行取经的动机，并主动承认当年的错误；然后大肆讲了一番自己的见闻，表明此次回来肚子里还是有不少货的；再接着表功，自己在外不忘祖国，主动宣传，长了国家和皇上的脸面；最后解释为何自己不能立即回来负荆请罪而要逗留国外。
这些花样当然在太宗那里是一眼看破。不过报告中的几个关键词还是抓住了皇帝的心：“五万余里”，“风俗千别”，“见不见迹，闻未闻经”。于是过去的事情提也不提，简短而热情的手谕发出了：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太宗如此热切地欢迎玄奘，当然并非发自这种平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一个政治人物，他看待所有事情的眼光几乎都是政治的，功利的。而被他盯上的家伙也不要犯傻，就象圈里的一头猪，要是发现哪个人在深情的看着它，可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爱情即将来临，而是要立即反省自己是不是长得太壮了。
精明过人的太宗看到了玄奘归来的巨大价值。首先，此人穿越了整个西域和天竺，和学术界政界打得火热，大量地理人文资料和政治军事情报就在他的脑袋里，而且他是学问僧，不比那些做生意的在这方面满脑袋都是浆糊；再次，此人带回来大捆未经翻译的原版真经，国内那些靠几本破经就老跟政府唱反调的大师们可以闭嘴了；最后，这个人出国太久，国内没有根基，我可以把他树起来，同时也容易控制，这样政府就在佛教界成功打入了一个楔子。实际上，延安时代的老毛对张浩归来的欣喜也是一个道理。
基于上述考虑，太宗对玄奘的迎接规格可以说让人咋舌。朝廷以官方文书请于阗等西域诸国沿途护送玄奘东归，同时命敦煌官员西渡流沙迎接，鄯善官员至且末迎接。玄奘从和田出发后，西行400 里至吐火罗，再东行600余里到达且末，又东北行千余里到达楼兰境，由此进阳关，沿河西走廊，于贞观十九年（645年）阴历正月七日（又说二十四日，但考后续活动日期，七日更为合理）在盛大欢迎仪式中回到长安。此时太宗已前往洛阳筹备征高丽战事，留守的梁国公房玄龄等人出城迎接，史载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发轮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续高僧传•卷四》)
人在高潮的时候总是容易得意忘形，而玄奘此时却表现出过人的谨慎与精明。长安官员和百姓的隆重接待并未使玄奘彻底放心，他知道自己和佛法的命运皆在洛阳宫里的那个人手上。为了避嫌，他闭门谢客，匆匆整理带来的典籍，打点行装，五天之后（正月十三日）启程东行，奔波十天后，于二十三日壬辰抵洛阳，宿于鸿胪寺。等待一周后，二月初一己亥，首次觐见太宗于仪鸾殿，两人交谈，“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即从早6时至晚6时，直到宫门关闭。此次会谈没有留下官方纪录，但从日后玄奘弟子单方面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恐怕很是失望。
玄奘的本心，是想借助太宗的帮助，弘扬佛教；而太宗则主要对西域中亚诸国和印度五部的情况感兴趣。当时唐廷正处在解决西北、东北以及北部边疆问题的关键时期，在西面着力打击突厥在西域的霸权，继贞观六年（630）催垮北突厥、建西伊州（今哈密），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置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贞观十八年（644）占领焉蓍后，此时正准备征服龟兹（今库车）。一整天的谈话，重点不是商量如何在国内弘扬佛法，而是要玄奘汇报西域的情报。谈到最后，太宗认为这样精通外语又熟悉各国情况的人才不为朝廷效劳实在可惜，因此竭力劝玄奘还俗任官，玄奘只能极力推拒。
第一次见面，双方目标相差太远，估计都很不尽兴，于是二月初六，玄奘再次面见太宗，这次轮到和尚品尝被拒绝的滋味了。此次见面时候，玄奘申请去少室山少林寺“为国就彼翻译”。玄奘想去少林寺，可能有几方面考虑。首先，少林寺甘露台曾是跋陀当年翻译佛经之所，如今已成佛教胜迹。如果他也能在此译经，则前后译圣同在少林，不啻是一大佳话。其次，玄奘老家就在少林寺西北不远，去少林寺也有人老近桑梓的意思。最后，通过首次见面，玄奘可能已经发现离皇帝太近不利于学术自由，想脱离长安的政治控制了。
然而皇帝何等人。武德末年他被困在长安，急切想去洛阳而不可得，人同此心，他当然明白玄奘的心思。然而，就此放走玄奘，无疑将使自己的计划落空。唐前期寺院有几个密集中心，除京兆府有寺162所外，第二大中心就是河南府56所，其中洛阳29所、篙山6所。玄奘加入嵩山少林，无疑会大大加强河南府的佛教势力，而且毕竟离长安有一定距离，不利于对这个高僧的控制与使用。于是李世民一口回绝，赦命就在长安弘福寺翻译。
大家接着第三次见面，这次似乎在二月十一日，征高丽大军即将出发，太宗再次动员玄奘还俗做官，并企图生米做成熟饭，命玄奘同往辽东。可怜的和尚现在一定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写信汇报，当初偷偷摸摸走，现在偷偷摸摸回来就是了。他只好以佛法戒律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借口，“固辞不去。”皇帝看他无趣，只好放他一马，让他在洛阳“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置”。第二天（阴历2月12日，花朝节），皇帝率大军出发，玄奘则稍事停留后西返长安。
虽然初次会面两个人都各自吃了几个钉子，但整体气氛还是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玄奘的乖巧。玄奘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又熟知儒家经典，官场也是周旋过的，基本原理还是知道的。道宣就说他“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例如太宗问他西行路上如何战胜困难？他马上把功劳全部归于领导，尽管当年这个领导不仅不批准他出国，还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肉麻地吹捧说，自从您领导国家，全世界都为仁德和威严所慑服，“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这个马屁拍得死无对证，实在是高），而我就是沾了这个光，“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见惯了魏徵老婆婆嘴脸的太宗当即乐不可支，夸他“词论典稚，风节贞峻”，远远超过被前秦莆坚称为“神器’的道安。玄奘又表态说 “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现在译经也是为了国家。他甚至主动请求政府派兵把守译经所在的寺门，消除嫌疑，太宗大为高兴，说:“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
总体来看，玄奘此次拜见皇帝，气氛融洽，柔中有刚，虽然是各说各话，但也达成了基本妥协：国家全力资助玄奘翻译经文，玄奘也要尽快给政府搞出一本西域情报资料汇编。玄奘三月初返抵长安时，朝廷已给他准备好了当时长安寺院中条件最好的弘福寺作为译经场所。宰相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亲自出马，五月初译场准备工作就已一切就绪，“广招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玄奘彻底尝到了抱紧皇帝大腿的好处。在短短两个月组织起这样规模空前的译场和翻译班子，没有皇帝的特殊优惠和政府的财力资助是绝不可能的。全国调集而来的助手如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个个都是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没有政府撑腰，玄奘这个空降下来的海归“译主”也很难让他们心甘情愿服从。事实上，颇有一些外地的高僧闹情绪，坚决不给这个海归面子，在房玄龄多次命令下仍然“谢病不赴”。
翻译工作一旦开始，进度还是很快的。到阴历五月底，整个班子已经翻译出《大菩萨藏经》二十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十五卷。然而玄奘心里清楚，皇帝和朝廷更感兴趣的是他脑袋里的西域知识，于是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他也日以继夜地与辩机合作，撰写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西域和南亚诸国城邦的真实情况，用了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2卷、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注意到这部驰名中外的著作的书名突出“大唐”，并写上了“奉诏撰述”，可见玄奘为人的乖巧。
《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一百三十八国的资料和见闻，包括“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进〈西域记〉表》）。这些资料已被证明可信度极高，例如今天印度考古学家就是根据有关记载找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成道时的菩提树等历史遗迹。更为重要的是，《大唐西域记》并非一部走马观花的游记，它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情报汇编。试看其对西域几国的的描述：
阿耆尼国（焉耆）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葡萄、梨、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 褐，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迦蓝十余所，僧徒两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屈支国（库车）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 出葡萄、石榴, 多梨、枣、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铝、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微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也。迦蓝百余处，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不到两百字，一国的地理、交通、城防、气候、物产、金融、文字、风俗、法纪、国王秉性、国内政治特点等全部跃然纸上。我们不由不惊叹玄奘观察力之敏锐、全局把握之准以及记忆力之强。今天很多小资，千里迢迢到丽江泡上半个月，对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一问三不知，满脑袋就是那几个酒吧和几段露水因缘，实在是愧对祖先。
八，艰难求序
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大唐西域记》完成，玄奘松了一口气，将其与新译成的五部佛经捆绑销售，一并呈献给太宗，趁机上表请求皇帝“曲垂神翰，题制一序”，目的是拿到政治护身符，大大抬高佛教地位。然而不巧的是，很快发生了萧瑀事件。萧瑀崇佛，太宗与他亲密时也曾送他佛像、经书和袈裟。然而后来萧瑀多次受责，深感失意。就在本年，正好有一次太宗讽刺张亮信佛，动员他出家，萧瑀在一旁顺口请求也要出家，本来是闹情绪，但没料到皇帝一口答应，于是当庭反悔，回去后更加郁闷，自称脚生病不能上朝。太宗冒火，贬他为商州刺史，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表明自己对佛教的否定态度：“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这样一来，要太宗在一年之内写两篇主题截然相反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于是皇帝以“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为辞，拒绝了写序的请求，但对《大唐西域记》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全唐文》卷8）。
请求被拒绝，玄奘当然失望透顶。但他深知“佛不自佛，唯王能兴”，新译佛经要广泛传播，佛教要提高地位，自己在佛教界的权威能否确立，最高领导人的序文不可或缺。于是他再次上表恳求太宗写序，先装可怜，表述了自己遭拒绝后举止失,“抚躬累息，相顾失图”，强调“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诠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期望“雷雨曲重，天文仰照”，使“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宏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全唐文》卷906）。太宗这次不好意思再一口回绝了，但也未明确答应，耍起了“拖”字诀。
转眼进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使李义表出使印度归来，奏称东天竺国王请求把道教经典《道德经》译成梵文后传入印度（也不知是真是假）。太宗当然高兴，命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组成一个30多人的班子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玄奘内心深处根本不认同道教，因此一百个不情愿，翻译过程中常常与道士发生争论。当道士们向宰相要求把《老子》的序文也译出来时，玄奘坚决拒绝了。紧接着又来了一本本土出产、来路不明，又与自己的法相宗相对立的《大乘起信论》，玄奘也只好遵命译为梵文。两本书由著名的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带走，可惜这些梵文版的《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今天均已失传。
圆满完成国家级课题后，玄奘又接到了紧急任务：前往玉华宫面圣。玉华宫前身为仁智宫，武德七年（624年）初建，开始时规模很小，以茅草覆顶，名为行宫，实为军事要塞。然而其自然景色和“地大无暑”的特点令因多年征战而风疾缠身、常年有气喘毛病的太宗难以忘怀。本年，在仁智宫旧址上扩建而成的玉华宫告成，太宗来此休养。此时恰好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归来，带着帝那伏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的一万多俘虏，其中一个自称医术高明的术士被送进玉华宫为太宗造延年之药。或许是需要翻译，或许是术士的到来勾起了皇帝对印度的兴趣，太宗令玄奘赶到玉华宫。这次见面刚开始火药味很浓，皇帝再次令玄奘还俗做官，玄奘死不答应。褚遂良在旁打圆场，太宗才息怒，表示愿继续资助翻译佛经，顺路又询问了刚刚译就的《瑜伽师地论》，玄奖于是讲解了大意。大概是玄奥的佛理与禅心定身的修行工夫与方士清虚无为的道术有相同之处，太宗来了兴趣，于是玄奘当即派人取来请皇帝亲览。
也不知是何缘故，大概是环境好、住得好、心情也好，太宗阅经卷后竟一反常态，连赞“佛教广大”，“莫测高深”，连“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澄之池方溟渤耳”。下令把玄奘新译的经论誊写九本流通全国，又赐给他价值百金的珍贵袈裟。和尚激动之余，也没忘了正事，再次提出写序的请求。太宗这次一口答应，于8月撰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下令列为所有经卷之首；同在玉华宫内的皇太子李治也写了《述圣记》。九月一日，朝廷诏令京城和各州度僧，每寺五人，玄奘所在的弘福寺特别优待度50人。贞观11年以来备受压抑的佛教，终于在玄奘的努力周旋之下，柳暗花明。
玄奘接到太宗《序》和太子《纪》后，万分激动。他在谢表中说自己如“亲承梵响，踊跃欢喜，如闻受纪，无任忻荷之极”（《全唐文》卷906）。佛教徒们也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歌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大唐三藏法师传》卷7）。在这欢腾雀跃的万众之中，弘福寺里一个叫怀仁的和尚发下宏愿，要集书圣王羲之的字刻此圣教序。
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大唐西域记》完成，玄奘松了一口气，将其与新译成的五部佛经捆绑销售，一并呈献给太宗，趁机上表请求皇帝“曲垂神翰，题制一序”，目的是拿到政治护身符，大大抬高佛教地位。然而不巧的是，很快发生了萧瑀事件。萧瑀崇佛，太宗与他亲密时也曾送他佛像、经书和袈裟。然而后来萧瑀多次受责，深感失意。就在本年，正好有一次太宗讽刺张亮信佛，动员他出家，萧瑀在一旁顺口请求也要出家，本来是闹情绪，但没料到皇帝一口答应，于是当庭反悔，回去后更加郁闷，自称脚生病不能上朝。太宗冒火，贬他为商州刺史，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表明自己对佛教的否定态度：“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这样一来，要太宗在一年之内写两篇主题截然相反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于是皇帝以“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为辞，拒绝了写序的请求，但对《大唐西域记》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全唐文》卷8）。
请求被拒绝，玄奘当然失望透顶。但他深知“佛不自佛，唯王能兴”，新译佛经要广泛传播，佛教要提高地位，自己在佛教界的权威能否确立，最高领导人的序文不可或缺。于是他再次上表恳求太宗写序，先装可怜，表述了自己遭拒绝后举止失,“抚躬累息，相顾失图”，强调“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诠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期望“雷雨曲重，天文仰照”，使“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宏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全唐文》卷906）。太宗这次不好意思再一口回绝了，但也未明确答应，耍起了“拖”字诀。
转眼进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使李义表出使印度归来，奏称东天竺国王请求把道教经典《道德经》译成梵文后传入印度（也不知是真是假）。太宗当然高兴，命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组成一个30多人的班子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玄奘内心深处根本不认同道教，因此一百个不情愿，翻译过程中常常与道士发生争论。当道士们向宰相要求把《老子》的序文也译出来时，玄奘坚决拒绝了。紧接着又来了一本本土出产、来路不明，又与自己的法相宗相对立的《大乘起信论》，玄奘也只好遵命译为梵文。两本书由著名的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带走，可惜这些梵文版的《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今天均已失传。
圆满完成国家级课题后，玄奘又接到了紧急任务：前往玉华宫面圣。玉华宫前身为仁智宫，武德七年（624年）初建，开始时规模很小，以茅草覆顶，名为行宫，实为军事要塞。然而其自然景色和“地大无暑”的特点令因多年征战而风疾缠身、常年有气喘毛病的太宗难以忘怀。本年，在仁智宫旧址上扩建而成的玉华宫告成，太宗来此休养。此时恰好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归来，带着帝那伏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的一万多俘虏，其中一个自称医术高明的术士被送进玉华宫为太宗造延年之药。或许是需要翻译，或许是术士的到来勾起了皇帝对印度的兴趣，太宗令玄奘赶到玉华宫。这次见面刚开始火药味很浓，皇帝再次令玄奘还俗做官，玄奘死不答应。褚遂良在旁打圆场，太宗才息怒，表示愿继续资助翻译佛经，顺路又询问了刚刚译就的《瑜伽师地论》，玄奖于是讲解了大意。大概是玄奥的佛理与禅心定身的修行工夫与方士清虚无为的道术有相同之处，太宗来了兴趣，于是玄奘当即派人取来请皇帝亲览。
也不知是何缘故，大概是环境好、住得好、心情也好，太宗阅经卷后竟一反常态，连赞“佛教广大”，“莫测高深”，连“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澄之池方溟渤耳”。下令把玄奘新译的经论誊写九本流通全国，又赐给他价值百金的珍贵袈裟。和尚激动之余，也没忘了正事，再次提出写序的请求。太宗这次一口答应，于8月撰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下令列为所有经卷之首；同在玉华宫内的皇太子李治也写了《述圣记》。九月一日，朝廷诏令京城和各州度僧，每寺五人，玄奘所在的弘福寺特别优待度50人。贞观11年以来备受压抑的佛教，终于在玄奘的努力周旋之下，柳暗花明。
玄奘接到太宗《序》和太子《纪》后，万分激动。他在谢表中说自己如“亲承梵响，踊跃欢喜，如闻受纪，无任忻荷之极”（《全唐文》卷906）。佛教徒们也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歌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大唐三藏法师传》卷7）。在这欢腾雀跃的万众之中，弘福寺里一个叫怀仁的和尚发下宏愿，要集书圣王羲之的字刻此圣教序。
十，终南山的落日
太宗和太子的文章，给了玄奘莫大好处：第一，佛教由他而声势大振；第二，带回来的新版经文正式被官方认可，取得了对旧版经文的绝对优势；第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获得了皇帝的背书。可以说，这两篇文字将玄奘牢牢地绑在了皇室的战车上，从此想跑也不行，何况也未必想跑。此后，玄奘在与太宗和皇室的交往中更加主动。他除了连续上表感谢皇帝与太子的恩惠，还就此留在玉华宫弘法台，一边翻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边与太宗评论过去旧译佛经的失误。回长安后，玄奘三天两头往皇宫跑，住在皇宫紫微殿弘法院，与太宗经常见面。
见面就要谈话，玄奘恪守一条规矩：奉承。自归国以来，他一直就沿着这条路子组织言辞，但以前往往言不由衷，多是空洞浮泛的套话。太宗给了他莫大恩惠之后，他在这方面也要格外用心了，于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一次吹捧终于上档次了，不仅系统、全面、具体，而且别出心裁。核心思想是强调太宗是罕见的“上智之君”，与普通君王本质不同，根本无须贤臣辅佐，“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接下来从个人素质、治理国家、感化蛮夷、对外征伐、征讨高丽、祥瑞灵异六个方面用华丽的排比句式，以“无假于人”为主题反复出现，并加以变奏：
陛下经纬八肱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风，稽领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画，一征斯畛，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藩，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碟，掠卒不获一人，皮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斩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知天地文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彩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
太宗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为亲王，为统帅，攻战无不胜，治理国家又是名垂千古，后宫大老婆小老婆个个聪慧，连一个看不上眼的小老婆也在若干年后折腾出了个古今唯一的女皇，做人做事到这种地步，不沾沾自喜就不正常了。然而贞观进谏成风，乡巴佬魏徵不提，就是李大亮、唐俭这些人也是随时随地借题发挥，收拾李二一下子。时人即谓，“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不但要听批评，皇帝自己还要主动拍下级马屁，经常夸这个夸那个，强调功劳都是大家的，搞个凌烟阁表扬栏。现在突然玄奘法师醍醐灌顶，让太宗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牛逼，谁都不靠就天纵圣明，自然是高兴到天上去了。当然皇帝的风度还是要的，史载太宗“甚悦”，当场投桃报李:“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从这件事来看，太宗晚年骄傲，恐怕玄奘也有份促成。
贞观二十二年冬十二月,长安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每逢阴天下雨，手心即痛，想起自己年幼时常常看到娘亲腹痛，当时不解，如今长大成人，感同身受，悲哀思念，于是为已去世十余年的长孙皇后建造慈恩寺，设计时从大明宫含元殿即可远眺此寺（为了方便以后上朝时抬眼即可看见。李治对母亲如此眷念，不知后来为何对自己唯一的舅舅又那么狠心）。玄奘被封为主持，任上座职，整个译场也从弘福寺迁入慈恩寺。迁移之日，太子、太子妃等在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太常寺卿江夏王李道宗以九部乐及彩车声乐送其入寺，一时风光无比。
然而无论如何辉煌，一个时代即将落幕。贞观廿三年(649)春，太宗身体日渐虚弱。玄奘暂时搁置翻译工作，陪同皇帝到终南山翠微宫休养。这次陪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此前不久，玄奘的得意助手、译场九大缀文之一、《大唐西域记》的纪录者辩机，因与太宗女儿高阳公主通奸事发而被腰斩处死，年方三十左右。此后官方继续到寺院追查，又杀另二名和尚和二名道士。这一事件让玄奘彻底领教了皇室威严莫测与翻脸无情的优良作风，而自己的寺庙和译场出了这么大的漏子，难免忐忑不安。只有紧紧跟着皇帝，才能避免有人趁领导生病脑子不清楚的时候进谗言暗算自己。
玄奘满腹心事，陪着病重的太宗，说游历见闻，讲佛法神通，同时也在喜安殿翻译经卷。四月辛酉，太宗崩于含风殿。当玄奘随灵枢由苍翠的终南山缓缓而下时，大概脑海中会浮现出他第一次与李世民在洛阳相见、畅谈终日的情景吧。
太宗和太子的文章，给了玄奘莫大好处：第一，佛教由他而声势大振；第二，带回来的新版经文正式被官方认可，取得了对旧版经文的绝对优势；第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获得了皇帝的背书。可以说，这两篇文字将玄奘牢牢地绑在了皇室的战车上，从此想跑也不行，何况也未必想跑。此后，玄奘在与太宗和皇室的交往中更加主动。他除了连续上表感谢皇帝与太子的恩惠，还就此留在玉华宫弘法台，一边翻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边与太宗评论过去旧译佛经的失误。回长安后，玄奘三天两头往皇宫跑，住在皇宫紫微殿弘法院，与太宗经常见面。
见面就要谈话，玄奘恪守一条规矩：奉承。自归国以来，他一直就沿着这条路子组织言辞，但以前往往言不由衷，多是空洞浮泛的套话。太宗给了他莫大恩惠之后，他在这方面也要格外用心了，于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一次吹捧终于上档次了，不仅系统、全面、具体，而且别出心裁。核心思想是强调太宗是罕见的“上智之君”，与普通君王本质不同，根本无须贤臣辅佐，“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接下来从个人素质、治理国家、感化蛮夷、对外征伐、征讨高丽、祥瑞灵异六个方面用华丽的排比句式，以“无假于人”为主题反复出现，并加以变奏：
陛下经纬八肱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风，稽领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画，一征斯畛，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藩，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碟，掠卒不获一人，皮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斩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知天地文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彩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
太宗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为亲王，为统帅，攻战无不胜，治理国家又是名垂千古，后宫大老婆小老婆个个聪慧，连一个看不上眼的小老婆也在若干年后折腾出了个古今唯一的女皇，做人做事到这种地步，不沾沾自喜就不正常了。然而贞观进谏成风，乡巴佬魏徵不提，就是李大亮、唐俭这些人也是随时随地借题发挥，收拾李二一下子。时人即谓，“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不但要听批评，皇帝自己还要主动拍下级马屁，经常夸这个夸那个，强调功劳都是大家的，搞个凌烟阁表扬栏。现在突然玄奘法师醍醐灌顶，让太宗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牛逼，谁都不靠就天纵圣明，自然是高兴到天上去了。当然皇帝的风度还是要的，史载太宗“甚悦”，当场投桃报李:“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从这件事来看，太宗晚年骄傲，恐怕玄奘也有份促成。
贞观二十二年冬十二月,长安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每逢阴天下雨，手心即痛，想起自己年幼时常常看到娘亲腹痛，当时不解，如今长大成人，感同身受，悲哀思念，于是为已去世十余年的长孙皇后建造慈恩寺，设计时从大明宫含元殿即可远眺此寺（为了方便以后上朝时抬眼即可看见。李治对母亲如此眷念，不知后来为何对自己唯一的舅舅又那么狠心）。玄奘被封为主持，任上座职，整个译场也从弘福寺迁入慈恩寺。迁移之日，太子、太子妃等在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太常寺卿江夏王李道宗以九部乐及彩车声乐送其入寺，一时风光无比。
然而无论如何辉煌，一个时代即将落幕。贞观廿三年(649)春，太宗身体日渐虚弱。玄奘暂时搁置翻译工作，陪同皇帝到终南山翠微宫休养。这次陪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此前不久，玄奘的得意助手、译场九大缀文之一、《大唐西域记》的纪录者辩机，因与太宗女儿高阳公主通奸事发而被腰斩处死，年方三十左右。此后官方继续到寺院追查，又杀另二名和尚和二名道士。这一事件让玄奘彻底领教了皇室威严莫测与翻脸无情的优良作风，而自己的寺庙和译场出了这么大的漏子，难免忐忑不安。只有紧紧跟着皇帝，才能避免有人趁领导生病脑子不清楚的时候进谗言暗算自己。
玄奘满腹心事，陪着病重的太宗，说游历见闻，讲佛法神通，同时也在喜安殿翻译经卷。四月辛酉，太宗崩于含风殿。当玄奘随灵枢由苍翠的终南山缓缓而下时，大概脑海中会浮现出他第一次与李世民在洛阳相见、畅谈终日的情景吧。
十一，两姑之间难为妇
由于在太子时期就与玄奘多次往还，因此高宗对玄奘的恩宠较之太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即位后，批准玄奘在慈恩寺营建一座佛塔，用以安置佛经、佛像及舍利，以防火灾。原拟建高30丈的石塔，后因费用太多而改砖造，仿印度攀堵婆式设计塔形，每层中心藏存舍利粒。永徽三年（652 年）三月，大雁塔建成，至今仍是西安名胜。塔建成第二年，太宗的《序》和高宗的《记》也被刻石树碑，嵌于大雁塔南门两侧，而书写碑文者则是贞观、永徽年间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托孤重臣褚遂良。皇帝、重臣、美文、佳墨，交相辉映，不啻是佛教、慈恩寺乃至玄奘本人的护身法宝。
终太宗一朝，玄奘虽然甚得皇帝欢心，也拿到了不少好处，但其心中仍有不甘，因为贞观十一年制定的“道先佛后”的政策始终未能动摇。新皇帝上台，玄奘似乎看到了希望，因此更加用心靠拢朝廷、结交皇室。随着永徽年过去，高宗逐步从太宗及其老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掌握了全部权力，玄奘觉得有必要重点巴结一下了。显庆元年（656）正月，唐高宗立李弘为皇太子，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派遣朝臣们行香。玄奘趁机请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向高宗汇报，由朝廷派官员监阅、管理翻译事务，派大臣参与译经润色，进一步将译经变成国家重点工程，主动置于政府监控之下。皇帝同意，派出以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待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等高官为核心的班子，帮助把关润色。玄奘并请高宗为寺撰文建碑，皇帝应允，写了一篇文章，玄奘得寸进尺，上表提出“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高宗开始未答应，但经再次上表，终于允诺。四月，高宗亲撰石碑刻成，玄奘大肆炒作，率僧尼至芳林门远迎，官府也组织了庞大的太常九部乐和京师长安、万年二县仪仗队送碑入寺。史载，“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据说有百余万人围观（可能夸张了）。皇帝在安福门楼看到玄奘如此拿自己的墨宝当回事，自然是“望之甚悦”。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武则天册立为后，玄奘与皇室的互动更加紧密，也更加复杂。显庆元年（656年），皇后难产，祈求佛祖佑护，并应允如顺利生产，孩子将皈依三宝。玄奘一边作法事，一边不断上奏，安慰皇室。例如在一封表章上，他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显庆殿，于是告诉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诞。奘深怀优惧，愿乞平安。若如所祈，为陈喜相。”赤雀乃“示平安之仪”。这些糊弄人的鬼话还真应验了，男婴顺利生下，即是后来的中宗李显。武则天为此赏赐玄奘袈裟，并信守诺言，由玄奘收李显为徒，号“佛光王”。当年太宗找到玄奘，成功地在佛教界打了个楔子，如今玄奘也在皇室里钉了个钉子。只是可怜佛光王，上有母老虎娘亲，旁有绿帽子老婆，下有蛇蝎女儿，真是八辈子才能修到的福分。
永徽、显庆年间的玄奘已经50余岁，然而他却比以前更加活跃于皇宫内外。例如，他曾赴鹤林寺为高祖的婕好薛夫人落发受戒，随即又为德业寺尼姑数百人受菩萨戒。除了与皇室往来，政府高官他也是一个不得罪，极力周旋。例如永徽二年（651年）正月里，就有宜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等官员请玄奘为他们受菩萨戒和说法，而玄奘的助手、高僧道信病死，也请这些官员为其撰写碑文，应酬不断。此外，来长安的印度僧人很多，他们携带礼品，与玄奘书信问候颇繁；日本、新罗等国的僧人也慕名前来，应接不暇。
作为一个一心想尽快翻译经文、弘扬佛法的高僧，这些俗务无疑极大地耽误了玄奘的工作进程。然而他这么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他个人的地位、名望都拜朝廷所赐，造塔、写经、塑像的一切经济来源都离不开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资助；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借助朝廷力量弘扬本派学说。事实上，作为海龟，玄奘一回国就面临着土鳖们的排挤和妒嫉。佛教本来就有大乘、小乘，“空”、“有”两宗的分野，玄奘回来后又发生了新旧两派之争。玄奘创立法相宗，借助朝廷力量大力推广新译佛经，使靠旧译经吃饭的各派对其侧目相视。熊十力在分析唐代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时就指出，“佛徒居士之浸渍于旧经中者，己沦肌浃骨，骤闻新学，势不相融，不相融则集矢于奘师。”永徽六年（655）五月，新旧两派打起来了。玄奘翻译出印度逻辑学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后，其弟子纷纷造作文疏，各陈己见。曾任太常博士、太常丞的吕才（他也是著名的《九功舞》、《秦王破阵乐》、《上元舞》的谱曲者），抓住玄奘门徒神泰、静迈、明觉三家义疏中的矛盾，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提出40余条疑问。双方的争论从五月延至十月，学术官司打到皇帝面前，高宗敕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玄奘) 与吕公对定”，具体过程不甚了然，亲玄奘的佛教徒记载说“词屈，谢而退”，但实际上很可能借助了朝廷的高压。
另一件有趣的事也发生在永徽六年（655年），印度高僧布如乌伐邪看到佛教在中国如此吃香，不禁也想来分一杯羹，于是携带经典五百余夹、共1500余部来到长安，但不久就灰溜溜的打道回府了，《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提到这是玄奘排挤压制所致。虽然今天很多崇拜玄奘的学者认为这是佛教旧派对玄奘的中伤，但此事发生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可怜的玄奘，不但要面对本土土鳖们的围攻，还要提防更新更正宗的洋鬼子来抢地盘，也只好日益抱紧皇帝的粗腿，为皇家分忧解难。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高宗对玄奘一直礼遇有加。玄奘生病，皇帝派太医为他治病，请他入皇宫休养，到明德宫避暑邀请他同住，至于平常赏赐的金银财物更是不计其数。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皇室和朝廷自长安前往洛阳，一住就是一年，玄奘也陪同前往。由于他的出生地游仙乡控鹤里仅在洛阳东约35公里处，因此就近还乡。其父母已早逝，大哥、三哥家中之人也已零落殆尽，只有一姐远嫁。玄奘为父母扫墓，看望了姐姐，迎送威仪全由朝廷资给，围观者一万余人，可谓衣锦还乡。
就在已经到达人生顶峰之际，玄奘却出人意料地在本年九月二十日向高宗上表，再次请求入少林寺翻译佛经。我们记得上一次提出这个要求还是贞观十九年与太宗首次见面时候，为何现在再度提出？要探究其中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玄奘在与皇室的周旋中深感艰难，而且他已敏锐的发觉了一些微妙而不祥的征兆，急于抽身而出了。
首先，与皇室打教导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致使翻译工作进展缓慢。仅举一例即可知与皇室的交道不好打。“佛光王”诞生前后，玄奘首先要做法事，为皇后平安“加佑”(显庆元年十月)，为见“赤雀”致贺表（十月五日），为“佛光王”诞生进贺表（十一月五日），生满三日进贺表（十一月七日），满月剃发进贺表（十二月七日），周岁进贺表、上法衣（显庆二年十一月五日），烦不胜烦。岁月不饶人，玄奘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急需集中集中完成未竟之业。
长期的交往也使他发现，高宗其实是个很不好相与的人。虽然在一般人心目中，高宗懦弱无能，在他父亲心目中也过于温和柔弱，但所有的事情，尤其是早年身体尚可时的表现，都说明这是个心中很有主意很有原则的皇帝。尊崇道教、限制佛教不仅是高祖、太宗一以贯之的基本政策，也是王朝和李姓皇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利益所在。几乎所有的积极进取、维护李唐利益的皇帝（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武宗）都奉行尊道抑佛的方针（宪宗是个例外）。他尊重玄奘这个高僧，更多是因为“高”而非“僧”，是将其作为一流水平的学者、满腹经纶的文学侍从之臣来看待的，是开明治国的点缀。因此，尽管皇帝对玄奘恩遇无比，但并不因此就对佛教作根本性的让步，反而延续既定方针，抑制佛教。永徽六年（655年），朝廷继贞观十一年“先道后佛”政策之后又宣布了“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宗教政策，虽然第二年在抱病的玄奘屡次上表恳求后废除，但不啻是对佛教的又一次打击。显庆年间，屡次兴建道观，例如显庆元年（656年）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年）立宏道观。有时候，皇帝甚至表现得连玄奘的面子也不想给。就在此次玄奘回乡省亲风光了一把之后，朝廷下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
更为关键的是，玄奘现在面对的不仅是皇帝，还有皇后。虽然“佛光王”拉近了玄奘与武后的关系，但他其实十分难做。高宗身体不好，武后在显庆年间开始染指皇权，而且其虐杀情敌的行径必然给玄奘留下深刻印象。武后一直偏好佛教，后来更是利用佛教为自己夺权服务，直至以佛自比。然而武后的佛与玄奘的佛相去甚远。玄奖自印度回国后，一直提倡以“五种姓”说为核心的新唯识学，而此一学说有很强的贵族色彩，宣称一部分人注定不能成佛。武后是个身为妇女却要成佛当皇帝的人，当然不喜欢这种缺少惊喜、没有想像力的学说，她要的是类似《大云经》那种信口开河又理直气壮、玄乎其玄又通俗易懂的东西。事实上，武后掌权之后，直接继承发扬玄奘新唯识学的窥基法师颇受冷遇，而与其对立的圆测法师则被待为上宾。因此尽管表面上双方关系融洽，但这种骨子里天生的疏离，聪明如玄奘者是不会感觉不到的。
显然，继续留在长安与皇室周旋，很可能会被皇后利用，这是深受李家父子厚恩的玄奘不想也不敢的局面；何况那个可能利用你的人本身对你并无好感。抽身而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于是玄奘上表请求往少林寺，写得极为婉转，说自己从幼年开始学佛求法，现在年事已高，最近几年身体虚弱，希望能隐居少林，赶紧将佛经翻译完成。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高宗与他老爸考虑问题是一样的，一口回绝，而且要他今后不要再提此事，吓得玄奘“不敢更言”。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二月，玄奘随高宗返回长安。由于慈恩寺名声在外，过于喧闹，因此入住新竣工的西明寺。然而，西明寺也并不清静，每日拜访者络绎不绝，同时玄奘还要作为政府专家，与朝廷史官们一起编撰《西域图志》，朝廷也常常派人咨询西域、印度等问题。纠缠不清的俗务和依附于皇权的苦闷，使这位高僧渐渐“积气成疾”。显庆四年（659年），玄奘再次申请离开长安。在《重请入山表》中，他说自己“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来，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廖，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讵几”，几乎是哀哀求告，十分可怜。高宗这两年也是疾病缠身，大概感同身受吧，于是终于批准他离开京师，前往玉华寺翻译经卷。
由于在太子时期就与玄奘多次往还，因此高宗对玄奘的恩宠较之太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即位后，批准玄奘在慈恩寺营建一座佛塔，用以安置佛经、佛像及舍利，以防火灾。原拟建高30丈的石塔，后因费用太多而改砖造，仿印度攀堵婆式设计塔形，每层中心藏存舍利粒。永徽三年（652 年）三月，大雁塔建成，至今仍是西安名胜。塔建成第二年，太宗的《序》和高宗的《记》也被刻石树碑，嵌于大雁塔南门两侧，而书写碑文者则是贞观、永徽年间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托孤重臣褚遂良。皇帝、重臣、美文、佳墨，交相辉映，不啻是佛教、慈恩寺乃至玄奘本人的护身法宝。
终太宗一朝，玄奘虽然甚得皇帝欢心，也拿到了不少好处，但其心中仍有不甘，因为贞观十一年制定的“道先佛后”的政策始终未能动摇。新皇帝上台，玄奘似乎看到了希望，因此更加用心靠拢朝廷、结交皇室。随着永徽年过去，高宗逐步从太宗及其老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掌握了全部权力，玄奘觉得有必要重点巴结一下了。显庆元年（656）正月，唐高宗立李弘为皇太子，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派遣朝臣们行香。玄奘趁机请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向高宗汇报，由朝廷派官员监阅、管理翻译事务，派大臣参与译经润色，进一步将译经变成国家重点工程，主动置于政府监控之下。皇帝同意，派出以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待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等高官为核心的班子，帮助把关润色。玄奘并请高宗为寺撰文建碑，皇帝应允，写了一篇文章，玄奘得寸进尺，上表提出“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高宗开始未答应，但经再次上表，终于允诺。四月，高宗亲撰石碑刻成，玄奘大肆炒作，率僧尼至芳林门远迎，官府也组织了庞大的太常九部乐和京师长安、万年二县仪仗队送碑入寺。史载，“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据说有百余万人围观（可能夸张了）。皇帝在安福门楼看到玄奘如此拿自己的墨宝当回事，自然是“望之甚悦”。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武则天册立为后，玄奘与皇室的互动更加紧密，也更加复杂。显庆元年（656年），皇后难产，祈求佛祖佑护，并应允如顺利生产，孩子将皈依三宝。玄奘一边作法事，一边不断上奏，安慰皇室。例如在一封表章上，他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显庆殿，于是告诉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诞。奘深怀优惧，愿乞平安。若如所祈，为陈喜相。”赤雀乃“示平安之仪”。这些糊弄人的鬼话还真应验了，男婴顺利生下，即是后来的中宗李显。武则天为此赏赐玄奘袈裟，并信守诺言，由玄奘收李显为徒，号“佛光王”。当年太宗找到玄奘，成功地在佛教界打了个楔子，如今玄奘也在皇室里钉了个钉子。只是可怜佛光王，上有母老虎娘亲，旁有绿帽子老婆，下有蛇蝎女儿，真是八辈子才能修到的福分。
永徽、显庆年间的玄奘已经50余岁，然而他却比以前更加活跃于皇宫内外。例如，他曾赴鹤林寺为高祖的婕好薛夫人落发受戒，随即又为德业寺尼姑数百人受菩萨戒。除了与皇室往来，政府高官他也是一个不得罪，极力周旋。例如永徽二年（651年）正月里，就有宜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等官员请玄奘为他们受菩萨戒和说法，而玄奘的助手、高僧道信病死，也请这些官员为其撰写碑文，应酬不断。此外，来长安的印度僧人很多，他们携带礼品，与玄奘书信问候颇繁；日本、新罗等国的僧人也慕名前来，应接不暇。
作为一个一心想尽快翻译经文、弘扬佛法的高僧，这些俗务无疑极大地耽误了玄奘的工作进程。然而他这么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他个人的地位、名望都拜朝廷所赐，造塔、写经、塑像的一切经济来源都离不开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资助；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借助朝廷力量弘扬本派学说。事实上，作为海龟，玄奘一回国就面临着土鳖们的排挤和妒嫉。佛教本来就有大乘、小乘，“空”、“有”两宗的分野，玄奘回来后又发生了新旧两派之争。玄奘创立法相宗，借助朝廷力量大力推广新译佛经，使靠旧译经吃饭的各派对其侧目相视。熊十力在分析唐代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时就指出，“佛徒居士之浸渍于旧经中者，己沦肌浃骨，骤闻新学，势不相融，不相融则集矢于奘师。”永徽六年（655）五月，新旧两派打起来了。玄奘翻译出印度逻辑学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后，其弟子纷纷造作文疏，各陈己见。曾任太常博士、太常丞的吕才（他也是著名的《九功舞》、《秦王破阵乐》、《上元舞》的谱曲者），抓住玄奘门徒神泰、静迈、明觉三家义疏中的矛盾，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提出40余条疑问。双方的争论从五月延至十月，学术官司打到皇帝面前，高宗敕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玄奘) 与吕公对定”，具体过程不甚了然，亲玄奘的佛教徒记载说“词屈，谢而退”，但实际上很可能借助了朝廷的高压。
另一件有趣的事也发生在永徽六年（655年），印度高僧布如乌伐邪看到佛教在中国如此吃香，不禁也想来分一杯羹，于是携带经典五百余夹、共1500余部来到长安，但不久就灰溜溜的打道回府了，《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提到这是玄奘排挤压制所致。虽然今天很多崇拜玄奘的学者认为这是佛教旧派对玄奘的中伤，但此事发生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可怜的玄奘，不但要面对本土土鳖们的围攻，还要提防更新更正宗的洋鬼子来抢地盘，也只好日益抱紧皇帝的粗腿，为皇家分忧解难。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高宗对玄奘一直礼遇有加。玄奘生病，皇帝派太医为他治病，请他入皇宫休养，到明德宫避暑邀请他同住，至于平常赏赐的金银财物更是不计其数。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皇室和朝廷自长安前往洛阳，一住就是一年，玄奘也陪同前往。由于他的出生地游仙乡控鹤里仅在洛阳东约35公里处，因此就近还乡。其父母已早逝，大哥、三哥家中之人也已零落殆尽，只有一姐远嫁。玄奘为父母扫墓，看望了姐姐，迎送威仪全由朝廷资给，围观者一万余人，可谓衣锦还乡。
就在已经到达人生顶峰之际，玄奘却出人意料地在本年九月二十日向高宗上表，再次请求入少林寺翻译佛经。我们记得上一次提出这个要求还是贞观十九年与太宗首次见面时候，为何现在再度提出？要探究其中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玄奘在与皇室的周旋中深感艰难，而且他已敏锐的发觉了一些微妙而不祥的征兆，急于抽身而出了。
首先，与皇室打教导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致使翻译工作进展缓慢。仅举一例即可知与皇室的交道不好打。“佛光王”诞生前后，玄奘首先要做法事，为皇后平安“加佑”(显庆元年十月)，为见“赤雀”致贺表（十月五日），为“佛光王”诞生进贺表（十一月五日），生满三日进贺表（十一月七日），满月剃发进贺表（十二月七日），周岁进贺表、上法衣（显庆二年十一月五日），烦不胜烦。岁月不饶人，玄奘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急需集中集中完成未竟之业。
长期的交往也使他发现，高宗其实是个很不好相与的人。虽然在一般人心目中，高宗懦弱无能，在他父亲心目中也过于温和柔弱，但所有的事情，尤其是早年身体尚可时的表现，都说明这是个心中很有主意很有原则的皇帝。尊崇道教、限制佛教不仅是高祖、太宗一以贯之的基本政策，也是王朝和李姓皇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利益所在。几乎所有的积极进取、维护李唐利益的皇帝（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武宗）都奉行尊道抑佛的方针（宪宗是个例外）。他尊重玄奘这个高僧，更多是因为“高”而非“僧”，是将其作为一流水平的学者、满腹经纶的文学侍从之臣来看待的，是开明治国的点缀。因此，尽管皇帝对玄奘恩遇无比，但并不因此就对佛教作根本性的让步，反而延续既定方针，抑制佛教。永徽六年（655年），朝廷继贞观十一年“先道后佛”政策之后又宣布了“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宗教政策，虽然第二年在抱病的玄奘屡次上表恳求后废除，但不啻是对佛教的又一次打击。显庆年间，屡次兴建道观，例如显庆元年（656年）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年）立宏道观。有时候，皇帝甚至表现得连玄奘的面子也不想给。就在此次玄奘回乡省亲风光了一把之后，朝廷下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
更为关键的是，玄奘现在面对的不仅是皇帝，还有皇后。虽然“佛光王”拉近了玄奘与武后的关系，但他其实十分难做。高宗身体不好，武后在显庆年间开始染指皇权，而且其虐杀情敌的行径必然给玄奘留下深刻印象。武后一直偏好佛教，后来更是利用佛教为自己夺权服务，直至以佛自比。然而武后的佛与玄奘的佛相去甚远。玄奖自印度回国后，一直提倡以“五种姓”说为核心的新唯识学，而此一学说有很强的贵族色彩，宣称一部分人注定不能成佛。武后是个身为妇女却要成佛当皇帝的人，当然不喜欢这种缺少惊喜、没有想像力的学说，她要的是类似《大云经》那种信口开河又理直气壮、玄乎其玄又通俗易懂的东西。事实上，武后掌权之后，直接继承发扬玄奘新唯识学的窥基法师颇受冷遇，而与其对立的圆测法师则被待为上宾。因此尽管表面上双方关系融洽，但这种骨子里天生的疏离，聪明如玄奘者是不会感觉不到的。
显然，继续留在长安与皇室周旋，很可能会被皇后利用，这是深受李家父子厚恩的玄奘不想也不敢的局面；何况那个可能利用你的人本身对你并无好感。抽身而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于是玄奘上表请求往少林寺，写得极为婉转，说自己从幼年开始学佛求法，现在年事已高，最近几年身体虚弱，希望能隐居少林，赶紧将佛经翻译完成。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高宗与他老爸考虑问题是一样的，一口回绝，而且要他今后不要再提此事，吓得玄奘“不敢更言”。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二月，玄奘随高宗返回长安。由于慈恩寺名声在外，过于喧闹，因此入住新竣工的西明寺。然而，西明寺也并不清静，每日拜访者络绎不绝，同时玄奘还要作为政府专家，与朝廷史官们一起编撰《西域图志》，朝廷也常常派人咨询西域、印度等问题。纠缠不清的俗务和依附于皇权的苦闷，使这位高僧渐渐“积气成疾”。显庆四年（659年），玄奘再次申请离开长安。在《重请入山表》中，他说自己“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来，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廖，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讵几”，几乎是哀哀求告，十分可怜。高宗这两年也是疾病缠身，大概感同身受吧，于是终于批准他离开京师，前往玉华寺翻译经卷。
十二，玉华寺里说般若
玉华寺，就是太宗时代的玉华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玄奘曾与太宗在此欢聚多日，《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的《记》都是在此写就。永徽二年（651年），关中蝗灾，高宗舍宫改名玉华寺，为太宗祈福，并将宫内原百姓田宅归还本主。显庆四年（659年）十月，玄奘率领众弟子来到玉华寺。山水依旧，物是人非，当年与太宗相谈甚欢的场景已经过去十二年，太宗已辞世十年，而玄奘也已是60岁老人了。四年之后，高僧也将与世长辞。
不知是预感到来日无多，还是为了将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玄奘在玉华寺的工作几乎可以用狂热来形容。虽然他在玉华寺译经只有四载，但译出佛经14部682卷，占其平生总译经75部1335卷的一半以上。在他从印度取经归来的19年中，每年平均译经70卷，而去世前在玉华寺的四年中，平均每年译经170卷。这还是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的成果，可见其为佛法鞠躬尽瘁的精神。
他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将《大般若经》译出来。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意为“智慧到达彼岸”，长达600卷20万字，是玄奘一生所译佛经中最大的一部。初到玉华，玄奘一边翻译其他小经，一边为翻译《大般若经》做准备。译场日程安排严密，云光殿、嘉寿殿、庆福殿、八桂亭和玉华殿都作为译场。显庆五年（660年）正月一日，玄奘在玉华寺玉华殿开译《大般若经》。翻译过程中，玄奘惟恐难以完成，稍有精神便日夜劳作，并经常勉励诸僧“此经部轴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经过数年辛苦，此经终于在他去世前完成。译成当日，玉华寺举行了隆重的请经仪式。
就在这四年中，长安城里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玄奘可能要庆幸自己已经远离旋涡中心了。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高宗在武后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这个动作一般认为并非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参杂了高宗与武后的矛盾。显庆五年（660年）以后，武后对政权已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而且其利用佛教的意图也日益明显，帝、后矛盾已在酝酿之中，而两年后（664年）就爆发了企图废后与诛杀上官仪事件。当然此时双方尚未撕破脸皮，但选择这个时候发出诏令，无疑是高宗想投石问路，警告一下武后派势力，力图挽回局势。
然而僧侣反应激烈。二十一日，京城僧侣二百余人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收回成命。二十五日，西明寺道宣向当时仅有六岁的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这无疑是想同时取悦于高宗和武后。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启荣国夫人杨氏。到这时，帝、后斗法的阴影已经若隐若现了。太宗皇帝当年发出“道先佛后”诏令后，僧侣也是聚众请愿，而皇帝的强硬将他们吓了回去。这回高宗却硬不起来，但又不好自打耳光，只好在五月十五日搞大民主，“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试图发动群众斗和尚。和尚代表西明寺道宣、大庄严寺威秀、大慈恩寺灵会、弘福寺会隐等三百余人也到场陈情。表决结果让高宗大跌眼镜，统计出1539人同意不拜，354人要求拜。面对如此悬殊的结果，高宗只好在六月八日恨恨的发出《停沙门拜君诏》。
玄奘身为德高望重的高僧，在这件事上却保持了异常的沉默。他利用自己不在京师的优势，装聋作哑。本来他对此类事情历来热心，例如显庆元年（656年）就曾抱病屡次上表恳求废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诏》，但这次玄奘深知其中可能有帝后矛盾的因素，因此两头不得罪，置身事外。整个事件中，全国高僧共正式上表9封，且多措词激切。而玄奘仅仅是在事件高潮已经过去后，由其助手、贞观十九年（645年）即为译场缀文大德的静迈上表作了一下象征性参与，而且文辞委婉，立论避开佛家经典，反而从儒家角度出发，对皇权大表忠心。这样谨慎的处理方式，可能也让年迈的玄奘大为伤神吧，不过好在高僧的大限即将来临，也无须劳心费神了。
龙朔三年（663年）开始，玄奘疾病缠绵，经久不愈。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他来到玉华殿译场，一口气译完了一卷《咒五首经》，然后开译另一部佛教大典《大宝积经》。刚刚校译了几行，玄奘便感不适，慢慢合上经本，对众僧说：“看来我寿期已满，大限不会太远。”当天，他前往兰芝谷礼拜辞别俱胝佛像后，回肃成院安歇。正月初九傍晚，玄奘在肃成院后面跨一条小水渠时不慎跌倒，摔伤小腿。可能并发感染，正月十三日后，玄奘病情渐重，气息微弱，沉沉昏睡，偶有梦语。十六日，他从昏睡中醒来，将衣物资财全部赠给僧众，不无感慨的说：“我来玉华，本缘《般若》，今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你们送我，宜从俭约，只可以芦席裹躯，择山间幽僻处安置，勿过宫寺。”此外，直至临终前，玄奘还惦念着让高宗再为经文写序，以期身后佛教能继续得皇室扶持。
麟德元年二月六日甲申子时（664年3月8日凌晨0-1时)，终其一生为宏大佛法而奔波劳碌、殚精竭虑的玄奘与世长辞。道宣记录下了高僧的临终场景：
至五日中夜，弟子问曰：“和尚定生弥勒前否?”答曰：“决定得生。”言迄气绝。
消息传到京师长安，朝野僧俗为之俱悲。史载，玄奘遗骨从玉华缓缓南下，于麟德元年（664）三月十五日抵大慈恩寺，四月十四日葬于长安东郊沙河东岸白鹿原，建塔供养。归葬时，仕女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
玉华寺，就是太宗时代的玉华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玄奘曾与太宗在此欢聚多日，《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的《记》都是在此写就。永徽二年（651年），关中蝗灾，高宗舍宫改名玉华寺，为太宗祈福，并将宫内原百姓田宅归还本主。显庆四年（659年）十月，玄奘率领众弟子来到玉华寺。山水依旧，物是人非，当年与太宗相谈甚欢的场景已经过去十二年，太宗已辞世十年，而玄奘也已是60岁老人了。四年之后，高僧也将与世长辞。
不知是预感到来日无多，还是为了将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玄奘在玉华寺的工作几乎可以用狂热来形容。虽然他在玉华寺译经只有四载，但译出佛经14部682卷，占其平生总译经75部1335卷的一半以上。在他从印度取经归来的19年中，每年平均译经70卷，而去世前在玉华寺的四年中，平均每年译经170卷。这还是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的成果，可见其为佛法鞠躬尽瘁的精神。
他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将《大般若经》译出来。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意为“智慧到达彼岸”，长达600卷20万字，是玄奘一生所译佛经中最大的一部。初到玉华，玄奘一边翻译其他小经，一边为翻译《大般若经》做准备。译场日程安排严密，云光殿、嘉寿殿、庆福殿、八桂亭和玉华殿都作为译场。显庆五年（660年）正月一日，玄奘在玉华寺玉华殿开译《大般若经》。翻译过程中，玄奘惟恐难以完成，稍有精神便日夜劳作，并经常勉励诸僧“此经部轴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经过数年辛苦，此经终于在他去世前完成。译成当日，玉华寺举行了隆重的请经仪式。
就在这四年中，长安城里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玄奘可能要庆幸自己已经远离旋涡中心了。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高宗在武后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这个动作一般认为并非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参杂了高宗与武后的矛盾。显庆五年（660年）以后，武后对政权已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而且其利用佛教的意图也日益明显，帝、后矛盾已在酝酿之中，而两年后（664年）就爆发了企图废后与诛杀上官仪事件。当然此时双方尚未撕破脸皮，但选择这个时候发出诏令，无疑是高宗想投石问路，警告一下武后派势力，力图挽回局势。
然而僧侣反应激烈。二十一日，京城僧侣二百余人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收回成命。二十五日，西明寺道宣向当时仅有六岁的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这无疑是想同时取悦于高宗和武后。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启荣国夫人杨氏。到这时，帝、后斗法的阴影已经若隐若现了。太宗皇帝当年发出“道先佛后”诏令后，僧侣也是聚众请愿，而皇帝的强硬将他们吓了回去。这回高宗却硬不起来，但又不好自打耳光，只好在五月十五日搞大民主，“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试图发动群众斗和尚。和尚代表西明寺道宣、大庄严寺威秀、大慈恩寺灵会、弘福寺会隐等三百余人也到场陈情。表决结果让高宗大跌眼镜，统计出1539人同意不拜，354人要求拜。面对如此悬殊的结果，高宗只好在六月八日恨恨的发出《停沙门拜君诏》。
玄奘身为德高望重的高僧，在这件事上却保持了异常的沉默。他利用自己不在京师的优势，装聋作哑。本来他对此类事情历来热心，例如显庆元年（656年）就曾抱病屡次上表恳求废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诏》，但这次玄奘深知其中可能有帝后矛盾的因素，因此两头不得罪，置身事外。整个事件中，全国高僧共正式上表9封，且多措词激切。而玄奘仅仅是在事件高潮已经过去后，由其助手、贞观十九年（645年）即为译场缀文大德的静迈上表作了一下象征性参与，而且文辞委婉，立论避开佛家经典，反而从儒家角度出发，对皇权大表忠心。这样谨慎的处理方式，可能也让年迈的玄奘大为伤神吧，不过好在高僧的大限即将来临，也无须劳心费神了。
龙朔三年（663年）开始，玄奘疾病缠绵，经久不愈。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他来到玉华殿译场，一口气译完了一卷《咒五首经》，然后开译另一部佛教大典《大宝积经》。刚刚校译了几行，玄奘便感不适，慢慢合上经本，对众僧说：“看来我寿期已满，大限不会太远。”当天，他前往兰芝谷礼拜辞别俱胝佛像后，回肃成院安歇。正月初九傍晚，玄奘在肃成院后面跨一条小水渠时不慎跌倒，摔伤小腿。可能并发感染，正月十三日后，玄奘病情渐重，气息微弱，沉沉昏睡，偶有梦语。十六日，他从昏睡中醒来，将衣物资财全部赠给僧众，不无感慨的说：“我来玉华，本缘《般若》，今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你们送我，宜从俭约，只可以芦席裹躯，择山间幽僻处安置，勿过宫寺。”此外，直至临终前，玄奘还惦念着让高宗再为经文写序，以期身后佛教能继续得皇室扶持。
麟德元年二月六日甲申子时（664年3月8日凌晨0-1时)，终其一生为宏大佛法而奔波劳碌、殚精竭虑的玄奘与世长辞。道宣记录下了高僧的临终场景：
至五日中夜，弟子问曰：“和尚定生弥勒前否?”答曰：“决定得生。”言迄气绝。
消息传到京师长安，朝野僧俗为之俱悲。史载，玄奘遗骨从玉华缓缓南下，于麟德元年（664）三月十五日抵大慈恩寺，四月十四日葬于长安东郊沙河东岸白鹿原，建塔供养。归葬时，仕女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
礼敬玄奘法师！
一代高僧，泽波后世。
一代高僧，泽波后世。
十三，身后寂寞事
玄奘虽死，佛道斗争仍在继续，而帝后斗法也参杂其中。愈到晚年，高宗愈向高祖、太宗的基本国策回归，不断加大扶持道教的力度。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免徭役一年；在兖州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旧唐书•高宗本纪》）。武后为了争取主动，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上表请令王公百僚皆 子》，每岁明经科与《孝经》、《论语》同样作为考试内容。仪凤三年（678年）五月，高宗更下诏，规定《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而在此年，皇帝还下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将道士作为皇室宗族来看待。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高宗再次下诏，强调李唐与老子和道教的渊源，并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大赦天下，诸州皆置道观。然而他在宣诏时已“气逆不能上马”，当晚即崩于真观殿。
然而即便是高宗如此扶持道教，佛教在武后的暗中支持下还是势力日盛。玄奘身前作出种种努力都没能使朝廷调整佛道名位，在他去世十年后的上元元年(674年)却实现了。高宗作出重大让步，下诏佛道平等：“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如若玄奘还在，也不知是喜是悲。虽然皇帝颁布了他梦寐以求的政策，然而皇权从对他有恩的李家手中渐渐旁落，天边乌云渐渐聚拢，也未必是高僧所乐见的吧。
武后掌权后，佛道形势为之一变。她为了以周代唐，依靠佛教大造舆论。然而前面已经提到了，玄奘的学说和武后的兴趣并不合拍，因此虽然佛教时来运转，玄奘这一派系却反而越来越吃不开，逐步淡出权力中心了。
玄奘在世时，辩机是其得意门生，然而贞观末辩机惨死。另一个更年轻的得意门徒是窥基，俗姓尉迟。看到这个姓氏，大家恐怕可以猜到他的出身了。其叔父就是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敬德，父亲是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油县开国公尉迟敬宗。因其出身高贵，而且据说年轻时富贵本色不改，因此民间传说中称其为“三车和尚”，出行时总有三辆车相随，前车载经论书籍，中车自御，后车载家仆妓女和美味佳肴，后来遇到文殊菩萨而改邪归正云云。事实上，窥基年幼好学，因早年丧母，有出世之意。贞观19年玄奘归来后，在长安偶遇年仅十四的窥基，有意度为弟子，于是亲自上门劝说乃父。贞观二十二年，正式剃度。显庆元年后，窥基一直追随玄奘翻译经典，大有所成。在玄奘入寂后，作为嫡系弟子的窥基自玉华寺重返大慈恩寺从事撰述，挟玄奘余威，将新唯识学推向极端，创立贵族气息极为浓厚的法相宗慈恩系学说。
与窥基分庭抗礼的圆测，乃新罗国王孙，3岁出家，武德初入唐，贞观二年（628）15岁时受教于法常与僧辩，由于当时玄奘也在长安受教于法常与僧辩，因此两人勉强可算师兄弟。玄奘回国后，他并未参与翻译工作，但显庆三年（658）玄奘自洛阳回京入住西明寺，圆测作为随从助手之一陪同入住。圆测尊崇玄奘，但似乎两人并无明确的师徒关系，亦师益友的成分更大一点。玄奘去世后，圆测继续居西明寺，糅合新旧两家学说，创立了西明系唯识学。由于圆测的入门恩师法常与僧辩都出于道岳，道岳师从道尼，道尼又曾非正式地师从南梁时来中国宏法的摄论宗初祖真谛大师，因此其初入佛门近20年都淫浸于旧学，其著作中也对真谛与玄奘同等尊崇（皆尊称为三藏），而在具体学说中则多倾向真谛。西明系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主五种姓说，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最终都能成佛，因此与慈恩系针锋相对。
两派学说的斗争在窥基和圆测在世时还是非常温文尔雅的。窥基返回长安后，声势逼人，圆测为了表明态度，很快离开长安，“往依终南山云际寺，又去寺三十里，闲居一所，静志八年”（《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并序》）。随着武后逐步掌权，以及慈恩系学说本身贵族气太重，平民色彩更浓的西明系学说逐渐占据上风。圆测被邀请还西明寺再讲本系学说，而窥基则表示退让，离开长安，咸享四年（673）及永隆年间(680-681)两次游五台，登太行山，沿途顺路讲经说法。他最后一次出游在五台山华严寺栖托逾年，还京后次年即告入灭，时为永淳元年（或说二年）。比窥基年纪更大的圆测却活得更长，而且更得武后青眼相加，几乎成为武后的御用法师，垂拱年间（665一688），新罗国王屡次请唐廷让圆测归国弘法，但武后始终不允。
然而西明系学说也未能长盛不衰。由于玄奘所创的法相宗新唯识学过于拘泥于印度佛典的信条，义理繁琐，思辨高妙，但却曲高和寡。慈恩和西明两派的长期争斗又削弱了本宗力量，例如西明系就被慈恩系目为本宗异端，大加诋毁，乃至今日西明系著作留存甚少。此后，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创立的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次第兴起，法相宗逐步衰落。玄奘跋山涉水，弘扬佛法，本宗学说却很快衰落，身后寂寞，若泉下有知，恐怕心有不甘。然而佛法毕竟因他而广布，也算不负此生。而且窥基一传弟子慧沼，慧沼传智周，智周传新罗智风、日本玄肪，日后成为日本法相宗，也算墙里开花墙外香，或许对玄奘也是一丝安慰吧。
玄奘虽死，佛道斗争仍在继续，而帝后斗法也参杂其中。愈到晚年，高宗愈向高祖、太宗的基本国策回归，不断加大扶持道教的力度。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免徭役一年；在兖州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旧唐书•高宗本纪》）。武后为了争取主动，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上表请令王公百僚皆 子》，每岁明经科与《孝经》、《论语》同样作为考试内容。仪凤三年（678年）五月，高宗更下诏，规定《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而在此年，皇帝还下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将道士作为皇室宗族来看待。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高宗再次下诏，强调李唐与老子和道教的渊源，并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大赦天下，诸州皆置道观。然而他在宣诏时已“气逆不能上马”，当晚即崩于真观殿。
然而即便是高宗如此扶持道教，佛教在武后的暗中支持下还是势力日盛。玄奘身前作出种种努力都没能使朝廷调整佛道名位，在他去世十年后的上元元年(674年)却实现了。高宗作出重大让步，下诏佛道平等：“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如若玄奘还在，也不知是喜是悲。虽然皇帝颁布了他梦寐以求的政策，然而皇权从对他有恩的李家手中渐渐旁落，天边乌云渐渐聚拢，也未必是高僧所乐见的吧。
武后掌权后，佛道形势为之一变。她为了以周代唐，依靠佛教大造舆论。然而前面已经提到了，玄奘的学说和武后的兴趣并不合拍，因此虽然佛教时来运转，玄奘这一派系却反而越来越吃不开，逐步淡出权力中心了。
玄奘在世时，辩机是其得意门生，然而贞观末辩机惨死。另一个更年轻的得意门徒是窥基，俗姓尉迟。看到这个姓氏，大家恐怕可以猜到他的出身了。其叔父就是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敬德，父亲是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油县开国公尉迟敬宗。因其出身高贵，而且据说年轻时富贵本色不改，因此民间传说中称其为“三车和尚”，出行时总有三辆车相随，前车载经论书籍，中车自御，后车载家仆妓女和美味佳肴，后来遇到文殊菩萨而改邪归正云云。事实上，窥基年幼好学，因早年丧母，有出世之意。贞观19年玄奘归来后，在长安偶遇年仅十四的窥基，有意度为弟子，于是亲自上门劝说乃父。贞观二十二年，正式剃度。显庆元年后，窥基一直追随玄奘翻译经典，大有所成。在玄奘入寂后，作为嫡系弟子的窥基自玉华寺重返大慈恩寺从事撰述，挟玄奘余威，将新唯识学推向极端，创立贵族气息极为浓厚的法相宗慈恩系学说。
与窥基分庭抗礼的圆测，乃新罗国王孙，3岁出家，武德初入唐，贞观二年（628）15岁时受教于法常与僧辩，由于当时玄奘也在长安受教于法常与僧辩，因此两人勉强可算师兄弟。玄奘回国后，他并未参与翻译工作，但显庆三年（658）玄奘自洛阳回京入住西明寺，圆测作为随从助手之一陪同入住。圆测尊崇玄奘，但似乎两人并无明确的师徒关系，亦师益友的成分更大一点。玄奘去世后，圆测继续居西明寺，糅合新旧两家学说，创立了西明系唯识学。由于圆测的入门恩师法常与僧辩都出于道岳，道岳师从道尼，道尼又曾非正式地师从南梁时来中国宏法的摄论宗初祖真谛大师，因此其初入佛门近20年都淫浸于旧学，其著作中也对真谛与玄奘同等尊崇（皆尊称为三藏），而在具体学说中则多倾向真谛。西明系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主五种姓说，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最终都能成佛，因此与慈恩系针锋相对。
两派学说的斗争在窥基和圆测在世时还是非常温文尔雅的。窥基返回长安后，声势逼人，圆测为了表明态度，很快离开长安，“往依终南山云际寺，又去寺三十里，闲居一所，静志八年”（《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并序》）。随着武后逐步掌权，以及慈恩系学说本身贵族气太重，平民色彩更浓的西明系学说逐渐占据上风。圆测被邀请还西明寺再讲本系学说，而窥基则表示退让，离开长安，咸享四年（673）及永隆年间(680-681)两次游五台，登太行山，沿途顺路讲经说法。他最后一次出游在五台山华严寺栖托逾年，还京后次年即告入灭，时为永淳元年（或说二年）。比窥基年纪更大的圆测却活得更长，而且更得武后青眼相加，几乎成为武后的御用法师，垂拱年间（665一688），新罗国王屡次请唐廷让圆测归国弘法，但武后始终不允。
然而西明系学说也未能长盛不衰。由于玄奘所创的法相宗新唯识学过于拘泥于印度佛典的信条，义理繁琐，思辨高妙，但却曲高和寡。慈恩和西明两派的长期争斗又削弱了本宗力量，例如西明系就被慈恩系目为本宗异端，大加诋毁，乃至今日西明系著作留存甚少。此后，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创立的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次第兴起，法相宗逐步衰落。玄奘跋山涉水，弘扬佛法，本宗学说却很快衰落，身后寂寞，若泉下有知，恐怕心有不甘。然而佛法毕竟因他而广布，也算不负此生。而且窥基一传弟子慧沼，慧沼传智周，智周传新罗智风、日本玄肪，日后成为日本法相宗，也算墙里开花墙外香，或许对玄奘也是一丝安慰吧。
十四，“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
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那些伟大的人已经先后离去。太宗皇帝今天仍安睡于昭陵之中，有爱妻陪伴，功臣宿旧依然四面拱卫。武则天在多年奋斗后仍旧回复李家媳妇的身份，回到她少女时代的春宫情郎身边，一起安卧乾陵。玄奘于麟德元年（664）葬于白鹿原，总章二年（669）迁葬于樊川北原大遍觉寺，后改称兴教寺。改葬时曾开棺瞻仰遗体，“众咸叹异，经久埋瘗，色相如初”。此后，窥基和圆测也先后入葬兴教寺，直至今日三塔仍屹立在兴教寺内。
此后的事情扑朔迷离。一般的说法是，唐末黄巢之乱，乱军在兴教寺发塔，法师遗骸为寺僧护携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百余年后，宋端拱元年（988），金陵（今南京）天禧寺住持可政在废寺危塔中发现顶骨，看碑文得知是玄奘顶骨后当即哭倒，遂亲自背负，千里迎归南京供奉，初葬于天禧寺东岗。
明洪武十九年（1386），寺僧守仁及居士黄福灯等将其迁葬于天禧寺南岗，建三藏塔供养。成祖永乐六年（1408），天禧寺毁于大火，再建大报恩寺，继续供奉玄奘顶骨。1856年，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虽然三藏塔建有地宫并未全毁，但自此玄奘顶骨便埋没了一百多年。清末，此地建江南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后改为金陵兵工厂。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施工中发现废塔地宫，发掘出安奉玄奘顶骨的石函。由于玄奘算是日本法相宗的老祖宗之一，日本人很崇拜他，因此日军严密封锁消息，试图将灵骨偷偷运回日本。然而消息走漏，南京各界纷起，汪精卫政府也迫于舆论压力，与日军频繁交涉，妥协方案是将灵骨分为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供奉于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的砖塔，一份由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人分往日本）；一份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当时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
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的那份灵骨在光复后于1945年迎请到毗卢寺供奉，1963年又奉迎至栖霞寺。文革开始，南京市佛教协会将顶骨送市文管会保存，73年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专设“玄奘法师纪念堂”，正中心设十三层密檐楠木塔，将灵骨请回安奉于此中。
送往北平的那一份灵骨经历了较多波折。首先，一部分被分出迎往日本，此后进一步分为三份，两份供奉在奈良市的药师寺和琦玉县的慈恩院，另一份经章嘉大师、印顺老法师及李天春居士极力争取，于1955年分送台湾，供奉在日月潭畔玄奘寺慈恩塔内。
留在北平剩下来的灵骨，又分送四处：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和成都文殊院。其中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那一份于1955年在以郭沫若为团长的文化访问团出访印度时赠送给印度，安奉在玄奘当年留学的那烂陀寺。文革期间，北京、广州、天津三寺均遭冲击，北京与广州的两份灵骨不知去向，而成都文殊院方丈宽霖法师为保护顶骨终日将其缠在腰间，终于保灵骨平安，安奉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交好，奈良药师寺曾派人护送灵骨来华，在兴教寺内短期供奉，后又带回日本。1996年，日本奈良建三藏院，南京灵谷寺将一份灵骨舍利送往奉安。1998年，台湾创办玄奘大学，南京灵谷寺又将一份玄奘顶骨舍利送台湾供奉。
因此今天玄奘顶骨包括遗失的共有11份，其中南京供奉两份，成都供奉一份，台湾供奉两份，日本供奉三份，印度供奉一份，国内遗失两份。玄奘生前为弘扬佛法，孤征十八载，独行五万里，死后千年则四海为家，遍受尊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在极乐世界亦必拈花微笑不止。
《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记》先后四次刻石立碑。永徽四年（653）褚遂良楷书刻石立于慈恩寺大雁塔，世称“雁塔圣教”；龙朔三年（663）褚遂良书的临本刻石立于同州（陕西大荔），世称“同州圣教”；显庆二年（657）王行满楷书刻石立于河南偃师，世称“河南圣教”；咸享三年（672年），玄奘逝世后8年，怀仁集王羲之行书最终完成，刻石立于弘福寺。今天此碑陈列在西安碑林第二室东侧第二排南数第一的位置，高3.5米，宽1米，螭首方座，书法秀劲超群，一气呵成，世称“千王碑”。其拓本则拜现代印刷技术所赐，已遍藏于书法爱好者的书房之中。
与玄奘一生有缘的玉华寺在天宝之乱后荒废。杜甫曾北行至此，触景伤情，写道：“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今天的玉华寺遗址，在陕西省铜川市玉华村北2公里的玉华山，石室中仍有佛像一尊，侧刻“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珈佛像供养”。往事越千年，云雾氤氲，松涛阵阵，一代高僧在昏黄油灯下正襟危坐，执笔而书：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那些伟大的人已经先后离去。太宗皇帝今天仍安睡于昭陵之中，有爱妻陪伴，功臣宿旧依然四面拱卫。武则天在多年奋斗后仍旧回复李家媳妇的身份，回到她少女时代的春宫情郎身边，一起安卧乾陵。玄奘于麟德元年（664）葬于白鹿原，总章二年（669）迁葬于樊川北原大遍觉寺，后改称兴教寺。改葬时曾开棺瞻仰遗体，“众咸叹异，经久埋瘗，色相如初”。此后，窥基和圆测也先后入葬兴教寺，直至今日三塔仍屹立在兴教寺内。
此后的事情扑朔迷离。一般的说法是，唐末黄巢之乱，乱军在兴教寺发塔，法师遗骸为寺僧护携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百余年后，宋端拱元年（988），金陵（今南京）天禧寺住持可政在废寺危塔中发现顶骨，看碑文得知是玄奘顶骨后当即哭倒，遂亲自背负，千里迎归南京供奉，初葬于天禧寺东岗。
明洪武十九年（1386），寺僧守仁及居士黄福灯等将其迁葬于天禧寺南岗，建三藏塔供养。成祖永乐六年（1408），天禧寺毁于大火，再建大报恩寺，继续供奉玄奘顶骨。1856年，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虽然三藏塔建有地宫并未全毁，但自此玄奘顶骨便埋没了一百多年。清末，此地建江南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后改为金陵兵工厂。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施工中发现废塔地宫，发掘出安奉玄奘顶骨的石函。由于玄奘算是日本法相宗的老祖宗之一，日本人很崇拜他，因此日军严密封锁消息，试图将灵骨偷偷运回日本。然而消息走漏，南京各界纷起，汪精卫政府也迫于舆论压力，与日军频繁交涉，妥协方案是将灵骨分为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供奉于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的砖塔，一份由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人分往日本）；一份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当时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
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的那份灵骨在光复后于1945年迎请到毗卢寺供奉，1963年又奉迎至栖霞寺。文革开始，南京市佛教协会将顶骨送市文管会保存，73年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专设“玄奘法师纪念堂”，正中心设十三层密檐楠木塔，将灵骨请回安奉于此中。
送往北平的那一份灵骨经历了较多波折。首先，一部分被分出迎往日本，此后进一步分为三份，两份供奉在奈良市的药师寺和琦玉县的慈恩院，另一份经章嘉大师、印顺老法师及李天春居士极力争取，于1955年分送台湾，供奉在日月潭畔玄奘寺慈恩塔内。
留在北平剩下来的灵骨，又分送四处：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和成都文殊院。其中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那一份于1955年在以郭沫若为团长的文化访问团出访印度时赠送给印度，安奉在玄奘当年留学的那烂陀寺。文革期间，北京、广州、天津三寺均遭冲击，北京与广州的两份灵骨不知去向，而成都文殊院方丈宽霖法师为保护顶骨终日将其缠在腰间，终于保灵骨平安，安奉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交好，奈良药师寺曾派人护送灵骨来华，在兴教寺内短期供奉，后又带回日本。1996年，日本奈良建三藏院，南京灵谷寺将一份灵骨舍利送往奉安。1998年，台湾创办玄奘大学，南京灵谷寺又将一份玄奘顶骨舍利送台湾供奉。
因此今天玄奘顶骨包括遗失的共有11份，其中南京供奉两份，成都供奉一份，台湾供奉两份，日本供奉三份，印度供奉一份，国内遗失两份。玄奘生前为弘扬佛法，孤征十八载，独行五万里，死后千年则四海为家，遍受尊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在极乐世界亦必拈花微笑不止。
《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记》先后四次刻石立碑。永徽四年（653）褚遂良楷书刻石立于慈恩寺大雁塔，世称“雁塔圣教”；龙朔三年（663）褚遂良书的临本刻石立于同州（陕西大荔），世称“同州圣教”；显庆二年（657）王行满楷书刻石立于河南偃师，世称“河南圣教”；咸享三年（672年），玄奘逝世后8年，怀仁集王羲之行书最终完成，刻石立于弘福寺。今天此碑陈列在西安碑林第二室东侧第二排南数第一的位置，高3.5米，宽1米，螭首方座，书法秀劲超群，一气呵成，世称“千王碑”。其拓本则拜现代印刷技术所赐，已遍藏于书法爱好者的书房之中。
与玄奘一生有缘的玉华寺在天宝之乱后荒废。杜甫曾北行至此，触景伤情，写道：“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今天的玉华寺遗址，在陕西省铜川市玉华村北2公里的玉华山，石室中仍有佛像一尊，侧刻“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珈佛像供养”。往事越千年，云雾氤氲，松涛阵阵，一代高僧在昏黄油灯下正襟危坐，执笔而书：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于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一次吹捧终于上档次了，不仅系统、全面、具体，而且别出心裁。核心思想是强调太宗是罕见的“上智之君”，与普通君王本质不同，根本无须贤臣辅佐，“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接下来从个人素质、治理国家、感化蛮夷、对外征伐、征讨高丽、祥瑞灵异六个方面用华丽的排比句式，以“无假于人”为主题反复出现，并加以变奏：
陛下经纬八肱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风，稽领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画，一征斯畛，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藩，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碟，掠卒不获一人，皮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斩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知天地文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彩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
太宗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为亲王，为统帅，攻战无不胜，治理国家又是名垂千古，后宫大老婆小老婆个个聪慧，连一个看不上眼的小老婆也在若干年后折腾出了个古今唯一的女皇，做人做事到这种地步，不沾沾自喜就不正常了。然而贞观进谏成风，乡巴佬魏徵不提，就是李大亮、唐俭这些人也是随时随地借题发挥，收拾李二一下子。时人即谓，“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不但要听批评，皇帝自己还要主动拍下级马屁，经常夸这个夸那个，强调功劳都是大家的，搞个凌烟阁表扬栏。现在突然玄奘法师醍醐灌顶，让太宗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牛逼，谁都不靠就天纵圣明，自然是高兴到天上去了。当然皇帝的风度还是要的，史载太宗“甚悦”，当场投桃报李:“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从这件事来看，太宗晚年骄傲，恐怕玄奘也有份促成。
陛下经纬八肱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风，稽领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画，一征斯畛，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藩，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碟，掠卒不获一人，皮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斩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知天地文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彩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
太宗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为亲王，为统帅，攻战无不胜，治理国家又是名垂千古，后宫大老婆小老婆个个聪慧，连一个看不上眼的小老婆也在若干年后折腾出了个古今唯一的女皇，做人做事到这种地步，不沾沾自喜就不正常了。然而贞观进谏成风，乡巴佬魏徵不提，就是李大亮、唐俭这些人也是随时随地借题发挥，收拾李二一下子。时人即谓，“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不但要听批评，皇帝自己还要主动拍下级马屁，经常夸这个夸那个，强调功劳都是大家的，搞个凌烟阁表扬栏。现在突然玄奘法师醍醐灌顶，让太宗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牛逼，谁都不靠就天纵圣明，自然是高兴到天上去了。当然皇帝的风度还是要的，史载太宗“甚悦”，当场投桃报李:“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从这件事来看，太宗晚年骄傲，恐怕玄奘也有份促成。
按法师传的记载，贞观二十二年李二把和尚请到玉华宫，两人先是闲谈，说些“这里天气不错啊哈哈哈”“陛下身体不错啊哈哈哈”之类的话，然后李二开始逼和尚还俗，出来做官辅佐他，说是“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一个好汉三个帮，俺现在身边缺人才，自己没法治理国家啊……
这时候和尚的原话“此言將誡中庸非為上智……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然后开始发挥上面那些长篇大论，意思是李二你就自己老老实实干活吧，万事“无假于人”就行了。
这一番大肆吹捧之后，李二当场的反应就是“帝甚悦”，自然，也得谦虚几句“你把俺捧得太高了”。这时候褚遂良跳出来说不高不高，“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爝何功。”，附合和尚说所有成绩都应该归功于领导。
李二随后的反应很有意思，“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眾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糖衣我吃下了，炮弹给你踹回去。你真以为这和尚是在捧我？他不过是自己不愿意还俗作官，所以才拼命天花乱坠的拍我马屁而已。
对于这个过程，后来执笔的僧人“彥悰”在记载旁边有个注解议论，原文为“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
。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月且而優劣見矣。”——通篇的大意是夸唐僧的口才好，临机应变能力强，那么急迫的时候，居然能舌灿莲花一口气拍出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的华丽马屁来，以此解救了自己的窘境。
由此可见，唐僧的这个“无假于人”华丽变奏，第一不是书面奏章，而是现场发挥（真牛啊。。。。），第二，听了这个超级马屁后，李二高兴是很高兴的，但半点也没被唐僧骗住，对他的用心清楚得很，不过是给个面子，不再逼他还俗罢了。
这时候和尚的原话“此言將誡中庸非為上智……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然后开始发挥上面那些长篇大论，意思是李二你就自己老老实实干活吧，万事“无假于人”就行了。
这一番大肆吹捧之后，李二当场的反应就是“帝甚悦”，自然，也得谦虚几句“你把俺捧得太高了”。这时候褚遂良跳出来说不高不高，“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爝何功。”，附合和尚说所有成绩都应该归功于领导。
李二随后的反应很有意思，“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眾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糖衣我吃下了，炮弹给你踹回去。你真以为这和尚是在捧我？他不过是自己不愿意还俗作官，所以才拼命天花乱坠的拍我马屁而已。
对于这个过程，后来执笔的僧人“彥悰”在记载旁边有个注解议论，原文为“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
。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月且而優劣見矣。”——通篇的大意是夸唐僧的口才好，临机应变能力强，那么急迫的时候，居然能舌灿莲花一口气拍出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的华丽马屁来，以此解救了自己的窘境。
由此可见，唐僧的这个“无假于人”华丽变奏，第一不是书面奏章，而是现场发挥（真牛啊。。。。），第二，听了这个超级马屁后，李二高兴是很高兴的，但半点也没被唐僧骗住，对他的用心清楚得很，不过是给个面子，不再逼他还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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