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臨終追悔貶抑王昇

蔣經國臨終追悔貶抑王昇

 

 

．王丰

 

一直追隨蔣經國的王昇主持政工四年半是宦海生涯最高峰；後因與蔣經國意見相左而被調職；蔣孝武及一些人在蔣經國面前誣陷，終被遠派巴拉圭任大使；晚年蔣經國發現王昇的特務統治有用，惜為時已晚。

 

------------------------------------------------------------

 

當年在台灣被視為「政工教父」的王昇將軍，不久前去世。從王昇半生追隨蔣經國最後慘遭貶謫的內幕點滴，蔣經國晚年政治性格的幽微盡收眼底，更可從中略窺蔣家敗亡的機鋒。王昇將軍走了，但他政海浮沉的謎團仍未完全解開。

 

 

王昇和蔣經國的關係，緣起於抗戰時期的江西。王昇生於江西，一九三九年即二十五歲時參加「戰地幹部訓練團」。蔣經國自一九三七年四月由蘇聯回國後，被派赴江西省保安處任副處長，一九三九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贛縣縣長，期間推行「新贛南建設計劃」，作為顯示政績的起點。贛南班底則一直是蔣經國開疆闢土、接掌大位的基礎武裝，王昇始終是蔣經國周圍近臣「核心中的核心」；王、蔣之間的是非恩怨，卻要到台灣，才真正是「緣起緣滅」之地。

 

 

王昇是國民黨軍隊政工制度集其大成者。政工不是中國的土產，而是來自蘇聯的舶來品。民國初期孫中山苦於無自己信得過的軍隊，俄國人馬林向孫中山提議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黨軍」；繼之，俄國顧問鮑羅廷告訴孫文，俄國赤色革命之後，軍隊皆設置「黨代表」及「政委」制度，一則監督部隊長之忠誠，再則負責在戰場督戰。孫中山對此甚為欣賞，遂照搬蘇俄政工制度於軍校和國民革命軍。

 

 

國軍部隊總兵力在抗戰晚期超過了三、四百萬之眾，從抗戰勝利後打到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底，兵敗山倒，一路撤遷到台灣，國軍殘部已減縮成「六十萬大軍」。固然號稱「六十萬大軍」，實則大部分的撤台部隊，在國共內戰期間都遭受了嚴重戰損。退到台灣的部隊，由於派系複雜，番號零亂，建制殘缺不全，兵員不足吃空缺的情況比比皆是，「六十萬大軍」實係一支虛張聲勢的破敗殘軍。

 

 

更棘手的是，撤退來台的軍隊，不論是嫡系部隊或是雜牌部隊，蔣介石擔心當中潛伏了不少共產黨特工人員；部隊忠誠稍有怠忽，隨時可能變生肘腋，發生不測。為了整軍經武，徐圖再起，一方面積極整編補充訓練軍隊，一方面命令長子蔣經國建立新的政工制度，清理門戶，監督考核。

 

 

重建政工獲經國信任

 

 

在蔣經國麾下，王昇（字化行）不捨晝夜，席不暇暖，協助蔣經國重建政工，在北投原跑馬場的遍地草萊之中，創立政工幹部學校。不僅以政工穩定軍心，更為蔣經國紮根軍隊，擴大了權力版圖。鞠躬盡瘁，忠心護主，是王昇自始深得蔣經國信任的主因。

 

 

繼蔣經國之後，張彝鼎、蔣堅忍、高魁元、羅友倫先後接任總政戰部主任；最後，蔣經國把總政戰部主任的棒子交給了王昇。歷任主任當中，王昇堪稱蔣經國核心中的核心，權力亦達頂峰中的頂峰，可謂紅極一時。

 

 

國民黨、共產黨兩度是兄弟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的「黨軍」（即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隊伍），在蘇聯顧問協助下，全盤照搬蘇聯紅軍的政工制度，後來迭經改造，使這一制度稍稍「具有中國特色」。國共兩黨分分合合，國民黨「黨軍」和之後的「國軍」，其政工制度由於迭經變遷，兩黨的政工制度，儘管水火同源，本質相近，但在形式和做法上，卻各有巧妙不同。

簡要而言，共軍的部隊長（共軍稱「部隊長」為「指戰員」）下達的命令，必須要有「政委」的副署，才算是一道合法的命令。「政委」在軍隊當中，代表中共「黨組織」的「書記」。「指戰員」雖有戰略和戰術專業，擅長帶兵打仗，卻必須絕對服從「政委」（黨部「書記」）的政治領導，這就是中共的「黨指揮槍」的意思。

 

 

國民黨軍隊也有國民黨的黨部組織，但是，和共軍相較，國民黨軍隊「黨組織」的色彩比較淡化，軍隊裡邊的政工人員，固然同樣是軍中黨部的「書記」，國民黨軍隊政工扮演的「書記」角色，卻不似共軍政委那般強勢，「黨指揮槍」的色彩也沒有那麼濃。

 

 

國共兩軍政工有不同

 

雖然國軍政工人員同樣具有命令副署權，並負責對部隊長在內的官兵進行政治監視與考核，以防發生叛變或思想動搖等不忠行為，但畢竟不如共軍的「政委」擁有絕對權威。

 

 

簡單總結，共軍的「政委」，其地位實高於「指戰員」，「指戰員」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要接受「政委」的領導；而國軍的「政戰官」或「輔導長」，其階級在「部隊長」之下，徒然有監察、保防和考核的權力而已，不能和共軍那般，「以黨指揮槍」或者「以黨領政」。然而，國軍在政工嚴密的監督防範之下，更不能「槍桿子裡出政權」妄圖施行軍事政變。兩相比較，共軍「政委」職能兼具「領導」、「監督」、「監視」三者，國軍政工職能的重點是在「監督」、「監視」兩端。

 

 

監察防叛政工建奇功

 

 

是故，國軍自從建立綿密的政工網絡之後，已經演變成一個「超穩定結構」，並形成一種相互監視和制衡的機制。

 

 

在王昇等人的協助之下，國軍部隊建立了較諸大陸時期更強而有力的政工制度，並且草創了培育政工骨幹的「政工幹部學校」，在國軍內部形成了以蔣經國為中心的一股新的勢力體系。撤退到台灣的國軍部隊，從來不曾發生大陸時期動輒譁變、倒戈頻仍的情況，蔣經國、王昇和早期的政工人員居功不小。

 

 

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迄今，台灣「唯二」的兩次「類似政變」或「疑似政變」的事件，都在政工人員化解或者事前破解之下，化為無形。

 

 

最有名的孫立人叛變疑案，時任憲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舉報有功，最後循線追查出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的屬下有謀叛計劃，包括孫立人在內的一干人等，全部被捕。裝甲部隊湖口「兵變」事件，也是由於政戰官臨場機智，衝上司令台，奪下預備「叛變」的趙志華的手槍，逮送軍法審判。

 

 

這些功績，加上王昇對蔣經國始終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王昇更不諱言，他是蔣經國的「崇拜者」，他熱愛蔣經國這位老長官。蔣、王之間關係交好，從撤退來台，至少維繫了三十餘載蜜月期。然而，兩人關係亮起紅燈，則是民國七十二、三年間，此刻正是王昇由紅轉黑的轉折點。一場發生於民國七十二（一九八三）年三、四月間的口角衝突，是蔣、王兩人思想分歧、新恩舊怨徹底表面化的導火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蔣、王矛盾，終於在各種因素併發的情況下，一發不可收拾。

 

 

民國七十二年三、四月間某日上午，蔣經國在總統府約見王昇。開門見山，蔣經國平靜地告訴王昇：政工人事權的事，我跟你提了好多次了，你始終不贊成，但我還是決心調整制度。蔣說：時代變了，軍隊政工的人事權，應該全部劃歸部隊長，從政工轉移至「參一」或「聯一」部門，由部隊長統一人事權，今後政工不再掌管部隊政工的人事權。

 

 

意見不合王昇摜軍帽

 

 

政工體系的人事權力劃歸部隊長，聽起來並非大事，但是，卻攸關政工體制的完整性問題。蔣經國的話語中明顯透露出一種訊息，當上總統之後，他已經和先前當國防部長、總政治部主任時期的觀念逐漸不同。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時期的蔣經國，將政工權力無限上綱，甚至他剛當總統之後，還設置了「劉少康辦公室」，把政工的權限範圍從軍中延伸擴大到社會。

 

 

誰曉得不過五年功夫，蔣經國非但想限縮政工的權限，而且還要剝奪軍中政工的人事權。王昇聽完蔣經國的講話，當即不表贊同，他反問，一旦政工的人事權轉移給部隊長，一切都要聽從部隊長的命令，政工人員還有何監督考核的權力？政戰部門從此成為拔掉牙齒的老虎，名存實亡。多年辛苦經營擘劃的政工制度，可能毀於一旦。

 

 

不假辭色，王昇直接與蔣經國抗顏。他不僅列舉國民黨兵敗大陸的歷史教訓，更引證幾個案例，提醒蔣經國。

 

 

王昇之所以堅持他的看法，是因為他沒有看清楚一個事實：得到江山的蔣經國，對政工的思維已經迥異於過去。而王昇堅持的政工制度，則是來台初期蔣經國早先的政工思維。王昇的觀念，來不及跟著蔣經國轉變調整，這是王昇當時致命傷。

 

 

舊的蔣經國和新的蔣經國，尖銳地對立起來了！王昇的內心深處，活著的是一個舊的蔣經國。

蔣經國觀念上傾向部隊長制度，王昇則堅持政工的人事權仍應歸政工部門掌握，不宜放給部隊長，以免削弱政工。王昇堅持的原因是：現在中共和台獨那麼囂張，哪能削弱政工力量？

 

 

兩個人看法天差地別，在總統辦公室僵持不下。講到最後，王昇氣不過，一手拍打沙發椅的扶手，一手拿起大盤軍帽往茶几上重摜：「拿掉政工的人事權，你殺了我都不幹！」「你不聽我的意見，我寧可辭官不幹！」說完，王昇氣呼呼拿起軍帽，頭也不回走出蔣經國辦公室。這下子，蔣經國心裡面極不痛快。立刻電召高魁元將軍（曾任國防部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要職），蔣經國怒氣沖沖地對高魁元說：「請你傳話給王化行，我蔣經國連共產黨都不怕了，還會怕他嗎？他要辭官不幹就不幹好了，算啦！」

 

 

高魁元勸慰王昇檢討

 

 

高魁元聽蔣經國這番火氣沖天的話，一時還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辦，他約見了他的好朋友，也是王昇的副手蕭政之將軍，商議這事該如何是好。蕭將軍說：「經國先生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事情？這道理很清楚，他對你發牢騷就是要請你轉告王化公嘛！」

 

 

高魁元直接找到王昇，以軍校四期學長的口吻，開門見山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不可以對總統不敬，更何況教育長（指蔣經國）身體不好，我們做部下的人怎麼忍心再刺激他呢？化行，我希望你寫個報告，跟總統道歉。」幾番勸慰，王昇總算消了火氣，聽從學長規諫，恭恭謹謹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向總統蔣經國「悔過」。

 

 

王昇向蔣經國修書道歉，是出自一片赤忱，他對政工制度的堅持依舊不退卻。短時間內，政工制度固然暫時不動，但已經失去蔣經國的背後「加持」，顯然不像過去那麼強而有力。

 

 

蔣孝武嫉妒傷口灑鹽

 

 

總統府口角之爭，王化行和蔣經國之間的裂痕，隱隱若現。此刻，反而在「傷口」上灑鹽的，厥為蔣經國的二子蔣孝武。

 

 

蔣經國從江西贛南時期，即是王昇的直屬長官。專員公署規制不大，人員之間往來密切，各人的兒女私事，也瞞不過彼此。到台灣之後，經國先生的地位越來越顯要，有些事不方便自己做。住在新竹的章孝嚴（現已改姓蔣）、章孝慈兄弟和亡母章亞若的親屬一家子，生活清苦，需要有人經常照管。經國先生就把這個私密事務，委由王昇負起照顧之責。王化行初接此「任務」不免有些惶恐，又不知以何標準照管孝嚴兄弟，蔣經國告訴他：「就以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標準照顧他們。」這一點，頗符合經國先生平淡、平凡、平實的一貫原則。

 

 

從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時期，一直到民國六十年代的台灣新竹時期，王昇始終以極為低調隱密的形式，默默負起照料章家兄弟生活之責。

 

 

基於對蔣經國的耿耿之忠，王昇二十餘年如一日地照料孝嚴、孝慈兄弟，王化行萬萬沒有想到，嫡庶之爭，竟成為蔣經國第二位嫡子蔣孝武羅織罪證整肅他的導火線。

 

 

蔣孝武從德國返台之後，蔣經國除了次第安排他在黨部和輔導會歷練，孝武個人的旨趣傾向往情報機關發展。回想蔣經國來台之初，蔣介石苦心孤詣為「傳子不傳賢」鋪路，首先就是安排蔣經國負責整合戴笠死後，群龍無首的情報單位。到了蔣經國坐上總統大位，竟又低調地讓孝武插足情報組織，難免予人瓜田李下，項莊舞劍之議。

 

 

民國六、七十年之間，正是王昇如日中天的階段。情報頭子的神經系統是最敏感不過的，沈之岳，這位急功近利的情報大亨，似乎看穿了蔣經國有意讓蔣孝武接班的心思，他也看穿了蔣經國晚年盲目相信兒子的致命弱點，開始在蔣二公子跟前投其所好，大作關係，大獻殷勤。未幾，惟蔣二公子馬首是瞻的沈之岳，兩人關係已經如膠似漆，時有熱線電話互通聲氣。

 

 

沈之岳向孝武獻殷勤

 

 

平常日子，更相約打高爾夫球，邊走邊聊。沈之岳向蔣孝武報告近日重要情資，孝武則趁此時機，向沈之岳發號施令。沈之岳常常趁四下無人，從懷中抽出一封致蔣經國的密函，交給孝武轉給他父親。孝武不僅成了蔣經國和情報機構之間的「信差」，更成了蔣經國下達指令的傳話人。情報單位的大小官員，當年誰敢不買「孝武先生」的帳？

 

 

沈之岳是何許人也？他是什麼出身的呢？國府老一輩搞情報的人似乎都略有耳聞，可是卻都所知有限，說明此人的神秘性及深不可測。據沈之岳對友人宣稱，他抗戰之前，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激進學生，某次被軍統局人員逮捕後，將他「五花大綁」。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經過軍統局人員反覆遊說之後，沈之岳竟答應為國民黨政府作情報工作。從反蔣反國民黨，到一夕之間成為他原本心目中的軍統爪牙，變化之大，讓人深覺神乎其技，更令議者懷疑他說話的真實性。

 

 

沈之岳自稱「奉命」於抗戰期間，「潛伏」進入陝北紅區，就讀延安抗日大學，甚至還吹噓曾經滲透混進了毛澤東身邊，成為毛的秘書，後來又叛逃回到白區，為軍統工作云云。

 

 

沈之岳當上調查局長之後，就連直屬上司、負責督導他的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也曾經告訴親密友人：沈之岳深不可測，總是唯唯諾諾、笑臉迎人，從不隨意開口發表意見，真不知他腦袋裡究竟想些什麼？

 

 

王永樹的話中似乎也懷疑沈之岳的「底子」有問題。

情治單位首長競相貼近孝武，提供各種「秘密情報」，以示阿諛。孝武不知從何處得知，王昇奉蔣經國之命，照顧章孝嚴、章孝慈兄弟生活，按月到新竹致送章家生活費用。蔣孝武猛然聽見章孝嚴的名字，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人影，他想起民國五十幾年間，似乎和章孝嚴同在「政治作戰學校」（「政工幹校」擴大之後改名為「政戰學校」）受訓。

 

 

父親當總統之後，孝武方才首次得知父親有兩名非婚生兒子，基於嫡庶之爭，及為母親蔣方良打抱不平的心態，孝武心裡頗為憤恚，他把這股怒火延燒到王昇頭上。

 

 

孝武知悉孝嚴、孝慈兄弟身份之後不久，又聽聞台視總經理石永貴，某次竟邀請章孝嚴到台視演講，孝武連忙派人調查，是誰出的主意，要石永貴請章孝嚴演講？這也說明了初時孝武很擔心章孝嚴、章孝慈兄弟可能搶了他的風頭，故而深忌孝嚴兄弟，不免爾虞我詐，時存戒心。

 

 

幫派救國論軍人錯愕

 

 

章家兄弟身世被孝武識破，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民國六十六年「中壢暴力事件」之後，黨外人士積極串聯活動，孝武在情報工作上頗思振作，急於在父親蔣經國面前力求表現，爭取接班機會。某次，情報首長在南部召開例行會報，會議由蔣經國主持，孝武不敢當著蔣經國的面在會上發表高見。散會以後，孝武攔住幾位負責情報的將領，高談闊論：「黨外分子最近南北串聯，愈來愈不像話，我父親年紀大了，萬一有個閃失，軍隊又控制不了，如何是好？」蔣孝武又稱：「情治單位有必要結合『社會力量』，來對付黨外分子。」「到時候，情報單位要配合這些『社會力量』！」孝武所謂的「社會力量」，就是社會上的幫派勢力之意。

 

 

幾位高級將領私下表示，孝武的「幫派救國論」，簡直就是胡鬧，本不予理會，而蔣二公子卻不僅止於徒託空言，還想付諸行動。某日，蔣孝武造訪政工出身的調查局局長阮成章，欲推銷他的「幫派救國論」，卻為阮成章轟出辦公室。之後，他還想找王昇提議「幫派救國論」，也沒被接受。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王昇與蔣經國口角事件之後一個月，蔣經國突然調王昇為「三軍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不久，王昇主導的「劉少康辦公室」也熄燈打烊。此時，包括過去副手蕭政之在內的故舊，都勸告王昇：「經國先生對你有誤會，你應該去解釋解釋…」王昇回說：「這有什麼好解釋的，我坦蕩蕩，不用解釋！」言下之意，我王化行規規矩矩的，不用憂讒畏譏。王昇為人不善謀略，可見一斑。

 

 

蕭政之曾經開王昇玩笑說：「你什麼都好，就是不懂政治作戰！」王昇聞言大異：「我搞了那麼多年政工，你還說我不懂政治作戰？」蕭政之故意逗他：「你說你懂政治作戰，那你會欺騙人嗎？你會說假話嗎？」

 

 

管教孝武反而增敵意

 

 

經國先生曾經交代王昇，把孝武當成自己兒子嚴管嚴教，王昇信以為真，時常對孝武嚴厲管教，卻招致孝武強烈敵意，甚至演變成日後橫遭陷構的遠因。

 

 

早已對王昇多所不滿的蔣經國，陸續接到更多有關王昇及其政戰系統部屬的「黑材料」，這些「黑材料」全是情報單位有計劃蒐集而來，孝武顯然是教唆者，而沈之岳即為命令執行者。

 

 

有關王昇的部分，「黑材料」指控的「證據」到底是什麼呢？話說王昇被轉調「三軍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後，仍有不少友人和門生故舊時常進出王昇辦公室或寓所，絡繹不絕與老長官面會敘談。王昇門前車水馬龍，竟也成為調查局誣陷王昇「奪權謀反」「證據」之一。

 

 

總統府口角事件的五個月後，民國七十二年八月間某日，蔣經國召見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蔣經國語帶慍怒：「我要把王化行調走，調得愈遠愈好！」於是，他被外放為巴拉圭大使，巴拉圭和台灣恰在地球的兩端。

 

 

王昇堅決反對以暴力手段執行任務，他曾經力阻國府特工在巴拉圭殺害中國大陸特工。人算不如天算，他絕對不曾料到，作家江南寓所的兩聲槍響，改變了國府的命運。蔣孝武的「幫派救國論」為國府惹來天大麻煩；江南命案，更是蔣經國進退失據、內外交困的開始；直至病魔纏身，暴卒寓所，江南事件陰影始終是蔣經國心頭沉重陰霾。

 

 

江南命案成經國噩夢

 

 

最初，蔣經國想把江南案辦到情報局長汪希苓為止，汪氏因此大表不滿，私下抱怨無端代人受過，揹了黑鍋。蔣經國召見汪氏，當面「安慰」。但是，蔣經國這種「掩耳盜鈴」之法，逃不過美國的耳目，中情局極可能擁有國府相關涉案人的通聯記錄，因此，美方始終懷疑孝武及蔣經國均和本案脫不了干係，華盛頓對台北當局施壓，強逼國府將孝武外派。於是，和情報機關有著盤根錯節關係的孝武，被迫離開台灣，外派新加坡。出使新加坡之前，蔣孝武在七海官邸拜別蔣經國，情緒激動之下，蔣孝武跪地痛哭，蔣經國也感傷落淚。

 

江南命案，孝武的接班夢幻成為泡影，蔣經國陷入希望幻滅的痛苦深淵。

 

 

蔣來不及重新重用王

 

 

一九八七年初冬，其時蔣經國已病入膏肓，唯有大量服用類固醇藥物，力撐參加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大會」。民進黨國大代表在後側座位叫囂反蔣口號，蔣經國心裡很生氣，但隱忍未發。會後某日，蔣經國急召總統府國策顧問蔣彥士到七海官邸。

 

 

躺在床上的蔣經國，氣若游絲地問：「王化行最近如何？」蔣彥士回答，王昇在巴拉圭幹得不錯，很受巴國朝野歡迎。蔣經國說：「叫他回來吧！還是王化行說得對，我還是要重用王化行！」一味姑息台獨分子、飽嚐教訓的蔣經國幾經反省，終於醒悟到王昇過去批評他的逆耳忠言，確實言之有理。

 

 

蔣彥士起身告辭時，蔣經國在病床上再三叮囑：「你先安排王化行回來，我要給他更重要的任務。」

 

 

回到寓所，蔣彥士趕緊打越洋電話向王昇「報喜」：「化行，恭喜你，教育長今天召見我，提起要重新重用你…」隔著一道太平洋，王化行不慍不火，心如止水，猶如入定老僧。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王化行在巴拉圭亞松森任所接到蔣經國的死訊。台北外交部轉來繼任總統李登輝的命令，所有駐外大使一律堅守崗位，不准返國奔喪，王昇悲恨交加。那句「我還是要重用王化行！」已隨蔣經國一起被蓋上棺蓋。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凌晨，蔣孝武猝死於台北榮民總醫院，死因成謎。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總統府國策顧問沈之岳病逝，當時，兩岸已經開放六、七年。某日，蔣彥士遇見蕭政之，蔣彥士嘖嘖稱奇說：沈之岳過世，大陸竟然也有人悼念他。據說，大陸友人贈輓聯悼念沈之岳曰：「一事二主、兩皆無傷」，事過境遷，輓聯之事已真假難辨，不可考也。

 

 

 

■

*作者王丰，傳記作家，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畢業，蔣家歷史研究專家，著有《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宋美齡—美麗與哀愁》等。曾任台灣《新新聞》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