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的家族式的传承

说到笔法的神秘性，笔法之祖，一般推到蔡邕。

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记载：蔡邕受于神人，显然是神秘化了。蔡邕所处汉代，书法已经很成熟，产生象蔡邕这样笔法技术成熟的书家应不足为奇。蔡邕的《九势》，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笔法的纲领性文件。

笔法神秘传承之一，家族式的传承

先看传承脉络。自蔡邕始传承脉络如下：

蔡邕传之崔瑷及女蔡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郗超、谢拙，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阮研、孔琳之，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褚遂良。

其一，欧阳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外甥张旭，张旭传之李白、徐浩、颜真卿，颜真卿传之柳公权、怀素、邬彤、韦玩。

其二，褚遂良传之薛稷、李北海

书法传承是家族式的，有严密的自我封闭的性质，是不对外相传的，既使当场表现书艺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以上传承，若干人等间的关系，要么是父子、父女、师徒，要么是亲戚，而且居多是亲戚，就这说明外人不可得而闻焉，神秘得很。

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余罢秩醴泉,特诣京洛,访金吾长史张公,请师笔法。长史于时在裴儆[jǐng]宅憩止，有群众师张公求笔法,或存得者,皆曰神妙。仆顷在长安二年师事张公,皆不蒙传授,人或问笔法者，皆大笑而已，即对以草书,或三纸、五纸,皆乘兴而散,不复有得其言者。仆自再于洛下相见，眷然不替。仆因问裴儆:“足下师张史有何所得?”，曰:“但书得绢、屏、素数十轴，亦偿请论笔法,惟言倍加功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

长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视,拂然而起。仆乃从行来至竹林院小堂,张公乃当堂踞床而坐,命仆居于小榻而曰:“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也。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须思妙”。

这里，颜真卿叙述了得到张旭笔法的不易：一是颜真卿两次求师笔法。即“余罢秩醴泉”和“仆顷在长安二年师事张公”这两次。二是“人或问笔法者，皆大笑而已”，包括裴儆在内，张旭只给作品，不作正面回答，更可以看出笔法的珍贵。三是笔法是精微的艺术，非志士高人不能领悟其妙。

笔法神秘传承之二，笔法力效了得

笔法是书家长期书写实践中总结的用笔经验或用笔规律，掌握它对于后学者是十分有益的，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历代书家对它都是极为重视的。钟繇得《笔法》后，从此得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的道理，由是书法更妙；其后晋人宋翼得钟繇《笔势论》，“依此法学，名遂大振”（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陈图后》）；人称书圣的王羲之，也曾从父亲王旷那里得到了一本论用笔的秘著，书艺得以大进，使卫夫人吃了一惊；这种记述，屡见不鲜。因此，人们对这种笔法经验的重视当在情理之中。

在古代以书取士的时代，这种宝贵的笔法经验（也可以说是决窍）是保密的，书家们把它当成了“祖传秘方”秘而不传，其所藏笔法论著，或携之入土，或仅作家传，即使千金亦无法求得，这也从侧面说明这种笔法经验（规律）对于掌握书写技术具有很好的效用及悟出这种笔法规律的难度。

因此，有的书家为了获得它就下了大力甚至不择手段：钟繇从韦诞手中借不到蔡邕的《笔法》，诞死后，他就“盗发其冢”；宋翼则“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通过“破钟公墓”而获取钟繇的《笔势论》；欧阳询则是花了“三百缣”的高价弄得了王羲之为教子笔法所绘的《指归图》；清代张照，年轻时为学到书家王鸿绪的笔法，竟躲在王的楼上，透过楼板缝隙偷看王写字；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书法家们对于笔法经验的重视，而元代赵孟俯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充分肯定了这种用笔规律（经验）的存在

笔法神秘传承之三，笔法难于言传

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笔法难于言传。这也像是宗教，明明主张不立文字，却又不能没有卷帙浩繁的经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古人大概不擅长科学论证式地传授，而强调启示和开悟。所以，宋以前论笔法，大多采用比喻的形式，相互传授，也犹如禅宗的公案。宋以后人，大概是嗜欲深了，所以天机浅了，论笔法，也逐渐理性起来、实际起来了。比如，唐以前说用笔：“锥划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惊蛇入草、飞鸟出林”等，都是比喻。而后世种种笔法、结构法，说得越来越细。唐以前的比喻，很有文学艺术的色彩，然而无法操作，只能悟；后世生发开来，说得越来越细，操作性也不见得强，而往往苛细得让人头晕，言者未必了了，闻者当然昏昏的情况是常有的。

最后，还是看看传承笔迹吧。

蔡邕《熹平石经》，碑石共46个，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土，据说现已集存8000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初为司徒桥玄属官，出补平河长。灵帝时召任郎中，校书于东观，迁议郎。后因弹劫宦官，遭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不敢归里，亡命江湖十余载。献帝时，董卓专权，强令邕人都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迁都长安后，封高阳乡候。董卓遭诛后，他亦被捕，死于狱中。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