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他帮助父亲李渊建立了唐王朝,积极推行各项得力措施,使我国得到了空前的稳定和统一,国势逐渐强大和统一,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书法艺术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代。李世民身为一国之君,他不但提倡书法艺术活动,还亲自参与这项活动,以他的地位和在书法上的造诣,对初唐书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时代书凤的形成,李世民和他的臣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在当时书坛上处领导地位,他们左右着书法的发展, 一个以李世民为中心的书法流派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他们的书学理论思想完全一致,集中反映了唐初时期的审美风尚,李世民在书法上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书名为政名所掩,对后世远远不如欧、虞等人的影响大。本文试就他的书艺特点和书学思想进行粗浅地分析,以管窥当时书坛的审美风尚和初唐书风形成的深刻历史原因。
书法活动事迹
李世民极其喜爱书法艺术,积极参与和倡导书法活动,他说 “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可以说,他一生从没有停止过对书法的研究,经常与他的臣下进行讨论。虞世南一死,他就觉得无人可以论书,丞相魏征就给他推荐了“下笔猷劲,甚得王逸少体”的褚遂良。
李世民大力提倡书法艺术,置书学博士,以书取士;设弘文馆,专门培养书法人材。见之于史籍的主要事迹还有:
1、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帝首为真草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
2、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玄武门,帝操笔做飞白书,众臣乘醉就帝手中竟取,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登御床,罪当死,请以付法。帝笑日:“昔闻婕妤好辞辇,今见常侍登御床,不之罪也。”
3、及修《晋书》,亲为王羲之传做赞。
4、太宗书各体皆工,而于右军书特留赏,心摹手追,也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轴。
唐太宗热衷于书法,“购求天下名迹,以充内府”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许多二王简札的唐摹本,还有不少的响拓本,与当时李世民专门冯承素、赵模等人摹书,有极大的关系,客观上对这些珍品的收集与保护,为后世提供了不少的资料。
至于《兰亭序》,就更是众所周知的公案,因他生平极爱此帖,最后以之殉葬。
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初唐出现了象陆柬之那样效法《兰亭序》的杰作,但《文赋》的气质和神情也始终略逊一筹。 怀仁又集大王字为《圣教序》。从此,天下皆以王为法、 为宗。
书法艺术特色
初唐的书法极其漂亮,其面貌就象从齐梁宫体诗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清新、刚健、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展现出来。
李世民的书法也不例外,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神品列三人,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李世民名列妙品之首,他说:“既即位,购求天下名书以充御府,锐精临写,特爱羲之,首与虞世南,褚遂良书法,二人皆贤者也,因其论书,可以及政矣。翰墨所挥,遒动妍逸,鸾凤飞翥,虬龙腾跃,妙之最者也”。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他的作品有《祠晋铭并序》,还有《温泉铭》及《淳化阁帖》中的一些简短信札。前两种是一种风格,因为都是书碑,与平时挥毫确有不同。《淳化阁帖》中的短札和虞世南的行书,形神俱似。
从书法的源流上讲,他师法虞世南,虞世南又是智永的学生,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李世民也算得上是王羲之的正传了。 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行草书方面。
从东晋以来,几乎都是走二王的路子,南朝的智永是二王之后的行书大家,但他与王羲之相比,只有很小的变化(只是变了某些结体),虽然在引带上及连笔形态上有所增多,但整个的体势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并且他的行草书也只是些寸纸小字,可以说他只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书艺,而没有发扬光大,对王羲之的行草书进行体势变革的首先是李世民、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欧和虞都以楷书名世,因而,李世民的行书在书法史上也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他的《晋祠铭并序》是现存最早的行书入碑例,这是历代公认的行书佳作,此碑飞逸洒脱,骨格雄奇,笔力遒劲,气象深阗。因为他极力地追求骨力,因此显得笔力特别的强。《温泉铭》唐拓孤本,从中可以看出褚遂良的深刻影响,体势与宋代米芾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骨力比米芾更强一些。
李世民对当时人的影响很大, (包括许多著名书家在内)。我们看欧阳询和褚遂良的早期作品,如《房彦谦碑》及《伊阁佛龛记》,存有很多的北碑气息,后来逐渐与南帖的秀润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初唐那种轻盈华美,风流敏丽,云雾轻笼的气质与风格,也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追求。
李世民师法王羲之,而又有所变化。他追求骨力的同时又表现了秀美,这种相反的美的趣味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与褚、虞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终究是表现了—种暂新的面貌。
褚遂良传世的行书作品,如《枯树赋》,除去骨力弱于李世民外,比李世民的行书显得更为飘逸和跌宕。李世民在对古人和今人学习的过程中,能取其神遗其貌,形成与别人迥然不同的面貌,这正显示了李世民在书法上的革新成就。
书学理论思想
李世民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书法作品,还有不少的书法论文传世,反映了他的审美思想和创作原则。总起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追求平正、中和的中庸之美,提倡骨力、追求神气的审美理想,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
中庸之美是我国封建社会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特点是带有政治、人伦道德的色彩。正如虞世南所说的,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李世民把这种追求也很明白地表达出来了。他说:“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心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这是书法创作中的中庸心理。“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这里不仅道出了笔墨、点画的中庸审美心理,还说明了书法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而是能表现一种神气,是一种只可神会,而不可言传的情趣之美。
在唐之前,书法这种艺术活动,只是士大夫消遣的玩物而已,到了李唐王朝,李世民等人则将书法纳为政治的附属,将古代中国的儒化了的理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贯穿到了书法艺术中去。书家的那种端庄、严正的品格在书法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严谨守法度,端严庄重的唐代书风(特别初唐及中唐的楷书)整个尚法书风的倾向也与此有关。
唐朝的建立,南朝大部分门阀势力被镇压下去,改变了以往的取仕制度,使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具有了一种进取心。在思想上,对追求功名又有了热心,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魏晋时期人们那种内在心灵的哲学思辩为矫健的具有青春想象力的热情所替代。这种审美心理表现于书法小就是骨力的追求,李世民明确提出: “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 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在创作中, 追求骨力,形和势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他追求骨力的目的是要求表现出神气来。 “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合,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他还详尽地论述了心、气、神的关系, “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神是心表现出来的,而心为筋骨。那么所谓的“神”也就是“筋骨”“骨力”,他追求的骨力正是神气的具体体现。
六朝以来,不少书论家论述了创作主体的心态问题,“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要求绝对的精神专注, “心必静而已矣”,要求人静,排除杂念,然后神臻笔端,不能以力求也。
在《王羲之传论》中,李世民阐明了自己的审美批评观.“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批评的标准是所谓的“尽善尽美”。用这个标准去评价前代 的书家“献之虽有文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挟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赢而不放纵。”萧子云书法“仅得成书,无丈夫气。”
在他的著述中,这种标准始终贯穿于创作与鉴赏中。
此外,还有一些技法方面的论述,大致与前代无二,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关于执笔的论述“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平。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宜。”后世论执笔,多受其影响。
李世民在书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与一般的书家不同,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定具有特殊的贡献。
【明慧网2006年8月10日】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朝书家李世民(图)
图片:晋祠铭 |
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温泉铭》便是行书入碑的代表作。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他亲自为王羲之写传记,不惜重金搜购王羲之墨迹三千六百纸。
李世民“以书师虞世南”(《宣和书谱》),常与虞世南论书,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唐太宗书法师承魏晋,《书小史》称其“工隶书、飞白,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晋祠铭》为其书法杰作,当时各国使节都将精拓本带回去,广泛宣传。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去世的前一年。原石早佚,一九00年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
《温泉铭》书风激跃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贴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法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额高106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
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做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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