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寶笈"特展之書法里的魏晉風度
故宮博物院為建院9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大展，其中9月將開幕的「《石渠寶笈》特展」尤為令人興奮，已經公布的部分展覽作品包括了《清明上河圖》、《伯遠帖》、《展子虔遊春圖》、《馮承素摹蘭亭帖卷》、《聽琴圖》、《明宣宗行樂圖》等家喻戶曉的名家書畫作品。「看展覽」也將分幾期介紹這些傳世的精品，此第一期介紹的是魏晉書法作品：
《馮承素摹蘭亭帖卷》
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充滿死亡、憂患、痛苦和多災多難的年代。因為直面生命的脆弱，親友的「一時俱逝」，讓當時的人變得敏感而自覺。
玄學興起，文學變化，風尚轉型（他們把讀經典的時間，用來清談、吃藥和喝酒）由此，也呈現了一批特立獨行、有人格精神的人。
在魏晉時代，士大夫們極端痛苦，卻又極端快樂地生活著。「魏晉風度」成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專有名詞，一種人格的範式，也是中國人精神品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羲之在永和九年
王羲之（西晉太安二年－東晉昇平五年，即303－361年），琅琊王氏，王導之侄，16歲時被郗鑒引為「東床快婿」。王羲之學書，初從衛夫人，後轉學鍾繇、張芝；博採眾長，推陳出新，精研書體，變質樸為流利妍美。
在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51歲的王羲之任會稽內史，以修楔的名義作東道，在今紹興蘭亭舉行了一次文人雅集，謝安、孫綽等41位當世風流人物雲集。大家欣賞山水、飲酒賦詩，暢敘懷抱，探討哲理，盡情歡樂。同時也感到時光流失，良辰不再，美景難得，悲從中來。以此為題，要求每人作四言詩和五言詩各一首，以此紀念。今存21人所坐詩37首。由王羲之記錄並作《蘭亭集序》（下簡稱《蘭亭》）。
文徵明《蘭亭修契圖》 故宮博物院藏（非展品）
永和九年，這是一個時間概念（353年），但作為《蘭亭》的開篇四字，出現了無限的想像空間。
從時間上講，這一年，王羲之51歲，而他所處的東晉立國已近40年，距離其亡國還有60年。從空間上講，王羲之從北方隨父輩遷至江南，這裡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縱游山水，俯仰宇宙，卻又喚起了家國之痛與生命之悲。這是貫穿於《蘭亭》字裡行間無法排遣的憂鬱情懷。
文章探討「死生亦大矣」的主題，儘管生死無法迴避，但在短暫中把握世界於人生，珍惜瞬間的快樂。在酒性達到高潮的時候，一種虛無主義的感傷在宴席間瀰漫，而這種感傷又以清新脫俗的語言和疏朗的格調錶述出來，帶有王羲之特有的通俗和魏晉風度形而上意義將此文一氣書成。
酒力催生佳作，相傳王羲之寫《蘭亭》，「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跋楔所書者」。因此，他自己也十分珍惜，把它作為傳家之寶。金聖嘆在《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九中贊：「此文一意反覆生死之事甚疾，現前好景可念，更不許順口說有妙理妙語，真古今第一情種也。」
這一幅書法一直傳到王羲之七世孫智永和尚，智永死前他將 《蘭亭》傳給弟子辨才和尚。辨才知道 《蘭亭》的價值，將它視為珍寶，藏在他臥室樑上特意鑿好的一個洞內。
當時，唐太宗李世民喜愛書法，尤愛王羲之。他舉全國之力尋找王羲之的字卻不得《蘭亭集序》，當李世民得知他此書也許在辯才和尚處，便多次派人去索取，可辨才和尚始終推說不知真跡下落。而後，唐太宗派監察御史蕭翼與辨才接近，尋機取得 《蘭亭》。蕭翼對書法很有研究，與辨才和尚言語投機。待兩人關係密切之後，蕭翼故意拿出幾件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給辨才和尚欣賞。辨才看後，不以為然地說:「真倒是真的，但不是好的，我有一本真跡倒不差。」蕭翼追問之下是辨才從屋樑上取下《蘭亭》真跡給蕭翼觀看，蕭翼隨即將其納入袖中，同時向辨才出示了唐太宗的 「詔書」。辨才方知上當。辨才失去真跡，積鬱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根據這一故事創作了一幅《蕭翼賺蘭亭圖》。閻立本在畫中將蕭翼的機智、狡猾和辨才和尚的謹慎、疑慮刻畫得非常傳神，人木三分。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宋摹本）遼寧省博物館藏（非本次展品）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非本次展品）
唐太宗從辨才和尚那裡得到《蘭亭集序》真跡之後十分高興，將其視為神品，令當時的書法名家趙模、馮承素等人臨摹數本，分賜親貴近臣。唐太宗生前對《蘭亭集序》愛不釋手，曾多次題跋，死後隨葬昭陵。至此，從353年王羲之寫出《蘭亭》，到649年《蘭亭》殉葬，真跡的遞藏史終結。後世所傳《蘭亭》多為摹本和刻本。
世間《蘭亭》無真跡，馮承素「響搨」成為真跡化生
在沒有影印技術的古代，唐代的複製方法是「響搨」（雙勾填墨）。這種方法的有點是比較接近原帖，但藝術、技術要求嚴格。唐太宗曾命供奉搨書人馮承素、趙模、諸葛貝等摹搨若干。另外一種複製方法是臨寫，傳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有臨本。此外，在傳世《蘭亭》中，還有大量刻本。法帖刻石（木）捶拓到北宋才興盛起來，其中以北宋流行的「定武本」最為著名。
《馮承素摹蘭亭帖卷》，白麻紙本，24.5x69.9cm
而此次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中即將展出的是馮承素的摹本。本幅由兩紙拼接，前紙13行，行距較松；後紙15行，行距偏緊。帖首前隔水上端有舊題「唐摹蘭亭」，左邊騎縫處殘留「神龍」 小璽半印，故稱「神龍本」。此本遞藏南宋內府、元代郭天賜、明代項元卞、清代內府，全卷鑑藏印多達百方，後紙有諸家題識觀跋十七則。
帖首前隔水上端有舊題「唐摹蘭亭」，左邊騎縫處殘留「神龍」 小璽半印，故稱「神龍本」。
此卷所見「神龍」印，郭天賜至元癸巳（1293年）的題跋指為唐中宗的年號印。中宗李顯為武則天所出，一生兩次登基。郭天賜把此本《蘭亭》定名為「神龍本」。他說：「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跡上雙勾所摹。」郭天賜所說的「馮承素等」只對出自於誰之手做了整體判斷。
元代郭天賜跋
到了明代萬曆五年（1577年），這本《蘭亭》轉到項元卞手中，他題「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楔帖」由此坐實為馮承素摹本。但項元卞卻把馮承素和「神龍」年號印聯繫起來，赴會成中宗時代的人，而這一判斷在歷史上不被認同。
明代項元卞題「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楔帖」
無論如何，這本《蘭亭》是公認的唐人摹本，很多特點都符合米芾《書史》所記他當時收藏的最佳唐摹本。啟功《蘭亭帖考》中認為「從摹本的忠實程度方面來看，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
世間《蘭亭》無真跡，人們一直把唐代摹本當作真跡的化生。1965年郭沫若發起的懷疑《蘭亭》真實性的「反應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論辯也正是針對「神龍本」：
1965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誌發表了一篇《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誌（晉代）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而與唐以後的楷法相一致。從布局看，蘭亭序》開頭，「歲在癸丑」的「癸丑」二字，像是後人加上去的，原來是空白。再者，《蘭亭》「悲從中來」的思想情感與王羲之本人不符。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王羲之遺留下來的作品。
郭沫若認為最有可能「偽造」這一《蘭亭》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和尚，且「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也是禪師口吻。
對此，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書法家高二適不以為然，寫了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與之爭論：唐初諸家都學王書，沒有理由否定他們的鑑別力。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於隸書，而《蘭亭序》卻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且《蘭亭序》的美學趣味和魏晉風度一致。高二適認為《蘭亭序》仍是王羲之手筆，並非後人偽作。
然而，他們所爭辯的《蘭亭》均為馮承素所摹的「神龍本」。在摹寫《蘭亭》的時候，身處唐代，也許人本身已經失去了魏晉時代的風範；有沒有可能在無意中將唐代的風氣融入書寫中？或者是有意識的把《蘭亭》原有的審美基調適當的往唐太宗或者初唐的趣味上靠？也很有可能在原有《蘭亭》的結構上加了唐代書法的起、收筆等書寫動作？這一切也許只有《蘭亭》真跡出現的那天才可能揭曉，而《蘭亭》真跡也許早不存在於世。
「三希」之稀《伯遠帖》
那麼，我們還有沒有機會看到真正的晉人手跡？將在《石渠寶笈》特展上展出的《伯遠帖》里，觀眾可以真正悟到「魏晉風度」。
王珣的《伯遠帖》在乾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1764年）收入清宮內務，經乾隆品題，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並藏在養心殿西暖閣內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
而「三希」里《快雪時晴》是唐人摹本，《中秋帖》是宋代米芾的臨本，都不能真正體現東晉人的「江左風流」（《伯遠帖》卷首乾隆御書）。其中唯一能一窺南朝文人雋朗風神笑貌的只有王珣的《伯遠帖》。《伯遠帖》也成為觀察晉人原跡手帖的最好依據。
王珣 伯遠帖 25.1x17.2cm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伯遠帖》是一封信，王珣和朋友談起「伯遠」這個人，在青年求學時表現優秀，特別出眾。但因為自幼多病，淡泊悠遊山水。沒想到剛出仕不久，卻亡故了，生死永隔，再不得相見了。
王珣（350-401年）是王導第三個兒子王洽的孩子，《世說新語》里記錄，王珣處於政治權利的核心，在大臣間爭權角力之時，常常表現出政治世家的權謀機智。從《伯遠帖》中我們依稀看到在政治權謀和生命本質實有虛無之間，魏晉的世家子弟的複雜心事。
附：何為《石渠寶笈》
石渠寶笈 線裝影印本（2010年版）
《石渠寶笈》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宮廷編纂的大型著錄文獻，共有三編，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編纂，初編成書於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冊；三編成書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書中收錄的均為清朝宮廷所藏之書畫作品。收錄藏品計有數萬件之多。
其中著錄的清廷內府所藏曆代書畫藏品，分書畫卷、軸、冊九類；每類又分為上下兩等，真而精的為上等，記述詳細；不佳或存有問題的為次等，記述甚簡；再據其收藏之處，如乾清宮、養心殿、三希堂、重華宮、御書房等，各自成編。一套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套現存台北。
附：全本《伯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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