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與曾巩
五十岁的时候，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当中，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曾巩一家六位兄弟，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载、程颢，这一榜真可谓宋代的“龙虎榜”了！那么，欧阳修是如何修炼出如此明亮的“慧眼”，发现如此之多的俊彦之才的呢？狄青是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因战功卓著位居枢密使，成为最高军事首长。他为人质朴忠诚，然而在欧阳修等人的一再弹劾下，却被罢免了枢密使，不久郁郁而终。这究竟是私仇在作怪，还是积习在捣鬼？
-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1）
-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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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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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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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9）
-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10）
-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11）
-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1）
-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2）
-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3）
-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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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 曾巩
曾巩，字子固，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生于江西南丰，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病逝于江苏南京，享年六十五岁。曾巩是北宋著名散文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非常器重，但是我们当代人对他却不太了解。很多人都感到不解：曾巩名气这么小，凭什么入选“唐宋八大家”？-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
-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2）
-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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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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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唐宋八大家当中，唐代有韩愈、柳宗元两大家，宋代则有六大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欧阳修。
作为北宋数一数二的大文学家、大政治家，欧阳修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当我们走近他的时候，会发现在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个谜。比如：
二十出头的欧阳修，靠骈体文这块砖头敲开了进士科的大门，从此走上仕途，但他本人对骈体文一直都很不感冒，古文才是他的最爱。那么从写骈体文的考生到成长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期间，欧阳修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四十岁那年，欧阳修的仕途正如日中天，却突然被贬滁州，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与一桩不干不净的通奸案有关，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如果没有这场蹊跷的官司，欧阳修还能写出《醉翁亭记》这篇流传千古的名篇吗？
五十岁的时候，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当中，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曾巩一家六位兄弟，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载、程颢，这一榜真可谓宋代的“龙虎榜”了！那么，欧阳修是如何修炼出如此明亮的“慧眼”，发现如此之多的俊彦之才的呢？
狄青是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因战功卓著位居枢密使，成为最高军事首长。他为人质朴忠诚，然而在欧阳修等人的一再弹劾下，却被罢免了枢密使，不久郁郁而终。这究竟是私仇在作怪，还是积习在捣鬼？
谁也想不到，花甲之年的欧阳修，居然再次深陷“乱伦门”事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桃色事件总是纠缠着欧阳修？他本人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与说法吗？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2）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熊阔海坐在马尔林斯基咖啡馆里，口袋中只揣着一千元联银券，感觉自己很像是个乞丐。自从一年前他来到这里，各国间谍 就一直在用一种客气得近乎轻蔑的态度对待他，除非他正式提出要求，没有人会主动与他交易。最初他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听说，这里的人们一直在拿 他的前任与他作比较。他的前任是位银行家的儿子，一个风流倜傥的时代宠儿，在这里挥霍掉了自己的全部遗产，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熊阔海知道，在这一点 上，他永远也无法与前任相比，因为他虽然出身富有，但现在太穷了。
马尔林斯基咖啡馆的经理，远东情报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秘书别斯土舍夫亲 自将熊阔海的咖啡送了过来。他轻巧地俯下巨人般的身体，脸上堆满笑意，但眼睛却冰冷得吓人，口中道：您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团体的代表，同时，我们也愿意相信 您是一位值得信任的绅士，现在离新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您明年的会费想必已经准备好了吧？
然而，熊阔海并没有准备好。正常情况下，人 们在情报俱乐部里做的应该是一桩非常赢利的生意，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好几百名世界各国自行开业的“职业间谍”常年聚集于此的原因。他们不领政府薪水，全凭 倒卖情报过日子，即使没能发财，至少也可以让他们交得起这里昂贵的会费，同时还能在租界中生活得体面。但是，熊阔海做的交易太少了，而且多半是买而不是 卖，所以，他非但挣不上利润，甚至连生活费都很难维持。
别斯土舍夫讲完那番故意伤人的话便离开了，熊阔海拿起银茶勺慢慢地搅动浮着厚厚一层咖啡油的摩洛哥咖啡，心中很痛苦。在这里工作，即使是这样一杯咖啡也已经成为他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何况他还要面对所有人的势利眼。
但 是，他现在没有心思去生别斯土舍夫的闲气，那个家伙是他前任的好朋友，从一见面便对他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怎样才能既不让间谍们猜透他的 用意，又不用花费大价钱便买到有关小泉敬二的情报。如果他的真实目的被对方看透了，那么，这些“有奶便是娘”的家伙不但会向他漫天要价，更可恨的是他们还 会将他的真实意图再高价卖给日本人。
这时，一位眉目如画，皮肤细腻得会让少女妒忌的小个子男人坐到了他的桌边。熊阔海认得此人，也与他做过交易，他是国民党派驻在情报俱乐部的代表，是位有着少将军衔的高级间谍，名叫杨小菊。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3）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苏轼以自己卓越的才华震惊了欧阳修，而欧阳修也以豁达的胸怀为自己的得意门生登上文坛宗主的座位铺平了道路；苏辙也深得欧阳修的器重与关爱，他后来不仅成为宋代的大散文家，还官至参知政事，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苏 轼兄弟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官，他也不是欧阳修的门生，最初甚至与欧阳修并不熟识。但是当欧阳修认识到苏洵的才华之后，便极力向朝廷举荐，并 在文坛内外反复揄扬褒奖苏洵父子的文章。正是由于欧阳修的努力，苏洵父子的文章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这对于奠定苏洵在北宋文坛的 地位有直接的作用。王安石也不是欧阳修的门生，但通过曾巩的介绍，欧阳修对王安石非常欣赏，曾赋诗一首，称许王安石的诗文可与李白、韩愈比肩。然而，骄傲 的王安石对曾巩的推荐、欧阳修的器重似乎并不很在意。虽然如此，欧阳修依然在适当的时候向朝廷全力推荐王安石，在推荐信中，他称赞王安石“守道安贫，刚而 不屈”（《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
第三，欧阳修在整个唐宋八大家当中也居于领袖地位。苏轼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愈 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 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六一居士集序》）
大 意是说：韩愈去世后三百年，欧阳修出世，他推崇韩愈、孟子、孔子礼乐仁义的学说。欧阳修的文章简洁明快，诚实通畅，善于比喻联想，写得有理有据，令人折 服，所以天下人都尊崇他为导师。欧阳修在世的时候，不喜欢他的人，纷纷攻击他，但也只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却奈何不了他的言论。天下的读书人，无论是好人 还是坏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欧阳修，这就是当代的韩愈啊！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4）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也就是说，在唐宋八大家当中，真正率领天下读书人尊奉孔孟之道，提倡写作古文的领袖人物就是两个：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所 以我们说，欧阳修的这三个领袖地位决定了他是宋代六大家中的第一大家。对一般的读者朋友来说，欧阳修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还是他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关于 这篇散文，首先一个疑问就是：年纪并不太大的欧阳修，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在《醉翁亭记》中，他说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他的醉翁之意到底在哪儿呢？ 难道仅仅是在山水之间吗？
还是让我们来好好看看这篇《醉翁亭记》，文章一开篇就说：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环 绕滁州城四面的全是山，朝西南望去，那儿的森林与山谷特别幽美。远远望去，那郁郁葱葱幽深秀丽的地方，就是琅琊山啊。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流 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飞泻而出，这就是酿泉呀。峰回路转之际，看到一座亭子在酿泉之上如鸟儿展翼欲飞，非常精巧，这就是醉翁亭啦。
那么，这亭子是欧阳修修建的吗？非也。
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5）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建造亭子的是山里的僧人智仙，给醉翁亭取名儿的就是我这个滁州太守欧阳修呀！我跟朋友们来这醉翁亭饮酒，才喝了一点点就醉倒了，我的 年纪最大，所以给自己取个别号叫“醉翁”。我这个醉翁饮酒的本意并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呐！秀丽幽美的山水的乐趣，领会在内心深处，饮酒只不过是一种寄 托罢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醉，一个是乐。作者说自己来这亭子与朋友们饮酒，喝一点点酒醉了，难道是心里贪杯，却没 有贪杯的本事？不是，作者告诉我们，他是被滁州美丽的风景醉倒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我饮酒的本意 并不是贪杯，我贪恋的是眼前的美景，这喜悦藏在心里，这醉意浮现在酒中。酒不过是为我欣赏美景而助兴的啊！
所以，作者是因为美景而醉倒而 喜悦。可是，醉则醉矣，作者为什么要称自己为醉翁呢？要知道，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的欧阳修才不过刚刚四十岁，不惑之年，称翁，称老头子实在是太 早。有人可能会说，这也不奇怪，苏轼四十岁任密州知州时，就曾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词句，苏轼不也是自称老夫吗？杜甫诗云：“人生七 十古来稀”，七十岁对古人而言已经算是高寿了，也许，他们对四十岁的感觉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对五十岁甚至六十岁的感觉，是可以称之为老夫、老翁的。古人不像 现代人，总想把自己装扮得更年轻一点，他们似乎总喜欢将自己装扮得更老一些，总喜欢将自己称为老夫、老翁，这样似乎更有味道，更有厚度，也带有一些游戏人 生、人生苦短的味道。
欧阳修说自己喝了一点酒就醉了，在喝酒的人当中，年龄又最大，所以自号醉翁。其实，不管是不是醉翁，只要心理是年轻的，内心是快乐的，哪怕真的是八十岁的老翁也没关系。可是，紧接着，在文章中，这个所谓的醉翁似乎真的变成了一个精神颓废、容颜苍老的老头子了：
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聚会的快乐并不在于有音乐相伴，而是大家在一起快乐地玩耍游戏。你看，朋友们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尽情欢乐，好不热闹！可是在人群中，却有一个人容颜苍老、头发花白，很颓废地醉倒了，这个人是谁？就是我，滁州太守欧阳修啊！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6）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还说滁州的山水如何美丽，如何令自己心醉，如何令自己快乐吗？这才多长时间，怎么突然就真的变成了一个苍颜白 发的老头子了？怎么突然就如此颓废地醉倒在人群中了？我们不禁要问，在欧阳修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个所谓的醉翁到底有什么心事？欧阳修说自己的 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山水之乐，但是我们却很想知道，欧阳修究竟为什么会喝醉，而他的醉翁之意又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欧阳修在滁州期间的一首诗：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
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题滁州醉翁亭》）
四十岁怎么能算是老呢？我这个醉翁在这亭子里偶尔留下了一篇文章。一个人喝醉了就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哪里还会记得自己的年龄呢？山间的花朵在那里开放，微笑，但是却不能理解我的内心，只有山间的清风吹来，让我从醉态中醒来。
后来，欧阳修在给朋友的一首诗中也曾说道：“我昔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想当初我被贬到滁州的时候，虽然自称是醉翁，实际不过是个少年郎啊！
看来，欧阳修这个醉翁并没有完全醉倒，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不过他自己不愿意醒来罢了！他之所以喝醉酒，之所以要醉倒，只不过是为了忘记世间万物，忘记所有的烦恼，甚至不愿意记得自己的年龄，因为不仅是山间的花朵，就连人世间也未必都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这位所谓的四十岁的醉翁，之所以在滁州做知州，是被朝廷贬谪而来，并非自己自愿而来啊！
那 么，在欧阳修被贬来滁州之前，他担任过什么官职呢？他担任的是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龙图阁直学士是一个荣誉职衔，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是一个实 职，负责今河北南部、河南和山东北部地区的行政及官员考核工作，实际上是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首长，相比滁州知州职权与品级当然要大得多。那么，欧阳修的大 官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被贬呢？说起来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因为有人状告欧阳修私生活不检点，再说具体点，有人告他与自己的外甥女不干不净，有不正当关系。 这可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前面我们刚刚介绍过欧阳修，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具有崇高的地位，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来呢？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 回事呢？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7）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事情还得从十年前说起。欧阳修有一个妹妹，我们姑且就称她为欧阳氏吧。欧阳氏的丈夫叫张龟正，在与欧阳氏结婚前，张 龟正曾有一段婚姻，妻子去世后，留下一个女儿。与欧阳氏结婚后不久张龟正就去世了，丢下了这一对孤女寡母。这时候欧阳氏无依无靠，只好来到欧阳修的家里， 依靠欧阳修生活。这个小女孩也就成为欧阳修法律意义上的外甥女。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张龟正的女儿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就由欧阳修做主，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一个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修的做法有情有义，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妹妹，还照顾妹夫前妻的女儿，负责她的终身大事，把她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
但 是世上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再好，他的脑袋再聪明，也预料不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欧阳晟有一个男仆，这个男仆长得是青春年少，风流俊俏，这 位张氏也是美貌多情，两个人朝暮相处，眉来眼去，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欧阳晟发现了男仆与张氏之间的奸情之后，就将这两个人送交开封府右军巡院发落。
事 情发展到这一步，与欧阳修有没有关系呢？没有，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如果非得说有关系，那就是这个案子中的两位主角都算是欧阳修的亲戚。但是奇怪的是，当 时的开封府尹也就是开封市市长杨日严看到这个案子却异乎寻常的兴奋，决定把这个案子做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杨日严在益州做知州的时候，因为贪污渎职，遭 到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的弹劾，所以他对欧阳修一直怀恨在心，一直想要寻找机会打击报复。这一次他看到这个案子与欧阳修多多少少有点儿关系，觉得是天赐良机， 就想要深入发掘此案，将这个简单的通奸案复杂化，特别是想要将此案与欧阳修建立直接的联系，最好能挖出点欧阳修“阴暗”的秘密来，那就可以报这一箭之仇 了！
于是，杨日严就责令手下对张氏严加拷问，想要从张氏那儿拷问出来一些对他有利的东西，从而对欧阳修实施打击报复。
张 氏虽然迷恋男仆的风流俊俏，做出了出格的不体面的事情，可是她毕竟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人家，没见过什么世面，如果不是因为奸情东窗事发，被拘禁在 开封府，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开封府打什么交道。在狱吏的威逼恐吓、反复讯问、诱供之下，自然是惊恐万状，口不择言，为了早点把自己从这刑狱之地解脱出 去，她东拉西扯、胡言乱语，供词中涉及的大多是自己没有出嫁之前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仅污秽暧昧、骇人听闻，而且居然与欧阳修也有些关系。杨日严看到 张氏的这一番供词，真是大喜过望，这不正是他所想要的证据吗？这一下欧阳修要彻底完蛋了！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8）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当时，想要欧阳修完蛋的可不只是杨日严一个人。一两年前，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运动中，身任谏官的欧阳修曾对贾昌朝、陈执中等一班守旧官员展开激烈的抨击，现在贾昌朝、陈执中高居宰相之位，他们也想利用这个案件将欧阳修彻底整垮。可 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顺利。具体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孙揆秉公断案，他坚持认为，张氏案件的核心在于通奸一事，除此之外的其他事件，均不属于本案 所追究的范围；其二，张氏在刑狱之中心神不宁、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说出一面之词，仅仅以此为据难以断定欧阳修有什么罪责。因此，他坚持本案只以张氏与男仆通 奸这一事实来定罪，而绝不涉及其他事件。
这当然与杨日严、贾昌朝、陈执中等人所期待的目标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贾、陈二人立刻授意谏官钱明 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并意欲霸占张氏家财。为了加强弹劾的力度，圆满完成宰相们交给的任务，钱明逸可谓煞费苦心。他找出了一份自认为非常具有说 服力的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欧阳修的一首词：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
初 春的江南，柳叶还很稚嫩，别说游人不忍攀折，就是黄莺鸟也不忍心在如此柔弱的枝头吟唱。就是在这样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节里，我们的主人公出场了，这是 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她就好比那稚嫩的柳叶一样惹人爱怜。这是一个多么可爱活泼的少女！你看她：时而抱着琵琶调弦索调，若有所思，似乎是想要弹奏一段情长 意浓的曲子，可是不一会儿，她又与同伴们开始在台阶上玩耍簸钱的游戏，又是那么的调皮淘气！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那个时候眼中清纯可爱的少女啊，现在更 是妩媚动人了！
欧阳修这首词的本意，就是写一位美丽的少女在他心目中留下的美好印象，这个印象时隔多年，到现在更加深刻了。那么这首词为 什么会成为钱明逸控告欧阳修的证据呢？钱明逸振振有词地指出：当初这位张氏跟着欧阳氏前来投奔欧阳修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四五岁的样子，正是玩耍簸钱游戏的 年龄，可见欧阳修那个时候就盯上幼小的张氏了！现在他对张氏心怀不轨是早有前兆的！欧阳修与张氏通奸的事实是确凿的，是有历史证据的！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9）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由一首描写少女情状的小词推理出十余年后的通奸大案，钱明逸的逻辑推演能力与想像力真是高超！这本来是一桩子虚乌有的案件，更是一套 荒诞至极的逻辑，但是在当时那种氛围下，谁又敢公开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没有人出来戳穿真相，事情自然也就越抹越黑，以至于最后惊动了宋仁宗。仁宗是非常 器重欧阳修的，他当然不能容忍自己信任欣赏的官员做出这等伤天害理、有悖纲常的丑事。于是，朝廷下诏责令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主审此案，又派遣宦 官王昭明督办此案。为什么让王昭明这个宦官督办此案？此中也是大有深意。原来这也是宰相贾昌朝等人刻意设的一个“局”。一年前，欧阳修以 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之职出使河北，朝廷安排王昭明与他同行，欧阳修坚决拒绝，他说：“按照朝廷的惯例，我这样的官员出使地方州郡，不能与宦官同行，如果跟他 一起去，我觉得脸上无光，感到很羞耻。”朝廷拗不过欧阳修，就取消了这个决定。但是你想，王昭明听到欧阳修说这样的话，他能高兴吗？他能不记恨欧阳修吗？
所以，宋仁宗安排王昭明督办此案，在宰相贾昌朝等人看来，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个能够将欧阳修置于死地的好机会！王昭明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欧阳修定为重罪！
然而天佑好人，这一次贾昌朝等人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怎 么回事？贾昌朝等人千算万算都算到了，就是没算到天下像他们这样没人性的人毕竟是少数，有良心有公心的人毕竟是多数。宦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人们厌弃的 一个群体，因为宦官做的坏事太多，但是也有一些宦官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汉代的蔡伦、唐代的高力士、明代的郑和等等，这一次欧阳修运气好，碰到了王昭明这个 有良心有公心的宦官。
王昭明虽然之前与欧阳修有那么点小摩擦，小小的不愉快，但是王昭明本人并非一个公报私仇的小人，相反，他是一个公私 分明的人。王昭明一接手这个案件，心里就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主审官苏安世心里也很明白宰相为什么让他们来审案子，明白宰相希望他们俩将此案审出什么结果。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10）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但是审来审去，的确证据不足，很难将此案定性为欧阳修与张氏通奸，那怎么办呢？苏安世就跟王昭明商量，说不如就按照宰相的意思办，精 心援引相关法律条例，罗织罪名，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欧阳修定案算了！没想到王昭明正义凛然地说：皇上之所以派我来监督办案，就是想要揭开事实的真相，就是 要让我们做到秉公断案，怎么能够胡乱罗织罪名呢？他说：我因为职责的缘故，经常侍奉在皇帝的身边，听皇上三天两头念叨欧阳修如何有才华，如何忠诚朝廷，现 在你如此草率地定案，无非是害怕宰相怪罪不好交代，无非是想要迎合宰相的意图，可等到将来有一天，这个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吃罪得 起，我王昭明吃罪不起！王昭明一番话深深触动了苏安世的内心。这可真是难办，一方面是宰相的威逼，一方面是事实的真相，天平究竟该倒向哪 一边呢？苏安世还算一条汉子，经过反复思量，他与王昭明最终决定维持原判，只认定张氏与男仆通奸这一案情，欧阳修与张氏通奸罪名不成立。但也许是为了照顾 到陈执中、贾昌朝等人的面子，又给欧阳修加了一条罪名，那就是欧阳修动用张氏的钱财购买田产，却将田产归入妹妹欧阳氏名下，属于侵夺他人财物，以此对欧阳 修提出弹劾。
案件的审理终于有了最终的结果。宰相们本来想以通奸之罪整倒欧阳修，没想到最终只能以侵夺他人财产的罪名弹劾欧阳修，这个结果虽然不是他们期待的，却也只能愤懑地接受，而苏安世与王昭明二人却因为主持公道而被贬官。
对于欧阳修的惩罚结果就是：贬官滁州。在《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差知滁州制》中，朝廷对欧阳修所犯错误进行了归纳，大体说来就是三条：
第一，不该抚养张氏这个“出非己族”的外甥女；第二，不该将张氏嫁给远房侄子欧阳晟；第三，至于说到欧阳修侵夺张氏财物，相关证据不足，但是也许事出有因。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整个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皇上写了一道谢恩的奏章。在这奏章里，他写了自己为什么被贬滁州，其中原因说出来也很可笑：
第一，我只恨自己没有未卜先知的神通。我不该收养这个张氏，我没有预料到当年年仅四五岁的张氏长大后会私通男仆，做出丑事，这也许是我的过错；第二，我不该将张氏嫁给欧阳晟。
第一讲 醉翁之意在哪里（1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可是这个张氏本来不是我的亲外甥女，而欧阳晟更是我的远房侄子，这两个人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本质上并不是近亲结婚。再说 了，张氏嫁给欧阳晟之后，与我远隔千里之遥，她做什么说什么我哪里能够知道呢？第三，说到侵吞张氏财产，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唉，想要整倒我，什么 理由找不到？欧阳修最后说：我这次为什么被贬？原因很简单，傻子都能看出来。这几年，我在朝廷担任谏官之职，遇到朝廷大事，往往一马当 先，直陈时弊，抨击权贵，得罪的人太多了！这一次我要是不离开朝廷，攻击我的人就不会消停。所以，要想证明我清白无辜，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交给法官来审 理，要让我远离险境，就将我放逐到远离京城的地方。我走了，大家就都消停了，矛盾就消失了，斗争就停止了！当然啦，我这次之所以能够有惊无险，主要还是因 为皇上您圣明，对我多加保护，要是没有您，我怎么能够有滁州这样一个好去处呢？这话要是再朝后面多说点，那就是：我要不是被贬滁州，还写不出《醉翁亭记》 这样的千古名篇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醉翁亭记》。《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真的在乎山水之间吗？欧 阳修总不能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贬谪之间”吧？有的时候，实话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太难听太难看。现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阳修说自己“苍颜 白发”，说自己“颓然”而醉了。谁遭遇这么一档子倒霉恶心的事儿，谁身上被泼了这么大一盆子脏水，不都得未老先衰吗？也只有颓然而醉让自己暂时逃避一下这 无穷的烦恼了！
话说到这儿，我们发现，这次欧阳修的绯闻案背后实际上有一张很大的罗网，这张罗网一直悄悄地张开在欧阳修的头顶上。欧阳修这次被贬不过四十岁左右，从他二 十四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也才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而真正到朝廷的中央机关工作的时间才不过三四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欧阳修能得罪多少人，得罪的有多 深，竟然让他遭遇了如此严重的暗算？套用一句俗话说，欧阳修到底动了谁的奶酪？到底从哪一张虎口里夺了人家的食？从表面看，欧阳修遭遇的是一起绯闻案，但 是这件绯闻案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大的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不了解这里边的秘密，我们就只能在醉态中理解《醉翁亭记》，永远不可能了解其中的真实内 涵，也永远无法了解醉翁的真实面目。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将滁州的山水之美、人情之乐、醉翁之意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如此之 美的文学佳篇背后却隐藏着丑恶的阴谋——欧阳修身陷一桩莫名其妙的“绯闻案”，如果不是办案人员秉公执法，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毁在了一帮居心叵测的阴谋家 手中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欧阳修遭遇如此险恶的政治迫害呢？在他的从政生涯中，究竟得罪了何方神圣，以致先遭恶意诽谤，诽谤不成又被贬滁州？
还 是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欧阳修的这起所谓“绯闻案”。我们会发现，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是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的结 果。而所有这些精心的安排与策划都是要导向一个逻辑的终点，就是要将欧阳修整倒，让他万世不得翻身！退一万步讲，即便不能将欧阳修整倒，也要将他搞臭，最 好是臭不可闻，人人避之而唯恐不及，这样其实也就是整倒了！
为了要让这所有的环节都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就必须调动众多“专家”下大力气 深挖细嚼。难道不是吗？在这个案件中，前有开封府尹杨日严拷问张氏，在张氏的胡言乱语中抽绎蛛丝马迹，编织出舅舅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通奸的绯闻大案，紧接 着又寄希望于主审官孙揆一路挖掘，无奈孙揆坚持原则，只论张氏与男仆一案，与此案无关事宜一概不论。无奈之下，贾昌朝、陈执中等宰相不得不赤膊上阵，委托 谏官钱明逸挖空心思居然从欧阳修的一篇婉约小词入手，以此为证据证明欧阳修多年以来心思就不端正，所以必然犯下通奸大罪。之后趁热打铁，又派得力干将苏安 世以及与欧阳修素有仇隙的王昭明专审此案。结果又是一个没想到，王昭明与欧阳修固然有不愉快的交往，但是此人人品不错，拒绝制造假案冤案，而苏安世在如此 大案面前，更担心一朝翻案，自己吃不了要兜着走，所以只好以财务问题弹劾欧阳修，将其贬往滁州。
应该说，这一帮人在案件审理的程序与人事安排上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打倒欧阳修这个并无多少官场根基的年轻官员，他们值得下如此大的本钱吗？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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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值得。为什么？因为表面看来只是在对付欧阳修，但是在整个事件的背后，其实隐含着非常深刻的背景。我们必须要将这个深刻的背景揭示出来，才能真正看清整个事件的真相，才能真正理解欧阳修被诬陷被贬谪的内在原因。我 们知道，欧阳修做官的时候，北宋立朝已经七十多年。早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针对唐朝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的痼 疾，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当时的丞相赵普给赵匡胤出主意：“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 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说白了，就是要将天下的兵权、财权、政权都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强化中央集权，这个政策从此 成为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本国策。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统一，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昌明有极大的好处。但是凡事有一利就 必有一弊，三权集中给北宋王朝带来的最大不良后果就是“三冗两积”。
所谓“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费。所谓“两积”，就是积贫、积 弱。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第一个重大政治举措就是“杯酒释兵权”，将将军手中的兵权统统收归“国有”，全部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为了抵御北 方的辽国与西夏，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宋朝豢养了数量庞大的雇佣军，就是拥有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根据《宋史·兵志》记载，北宋的常规雇佣兵数量增长得很 快：
(宋太祖)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宋太宗）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宋真 宗）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宋仁宗）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 制，以为定额。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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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到了欧阳修的时代，北宋的总兵力达到将近一百三十万人。而每位士兵每年的军饷支出就达到三十至五十贯（1贯=1千文），以 此来计算，每年仅仅军饷一项的支出就达到六千五百万贯，这还不包括各种装备、粮草的供给支出，而北宋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不过一亿贯左右。如此算来，北 宋仅军费一项开支就至少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战争时期也许还会更多，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比例！要知道，即便是在所谓的强汉盛唐王朝，也根本无法 支撑如此高昂的军费开支。宋朝由于农业土地政策的相对开放，商业活动的逐渐活跃，国家经济日趋繁荣，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但是收入增长得再快，也赶不上支出 增长得快呀！我们经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宋朝是所谓的重文轻武，其实恰恰相反，就军费开支而言，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比宋朝更重视军事，宋朝防范与警惕的是军人势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自然成为宋朝的一个最沉重的负担。这就是冗兵之弊。
在 冗兵的同时，又出现了冗官之弊。宋朝统治阶层警惕军人武将势力，相应的，就非常重视文人的势力，重用文官阶层。文官是宋朝政治的核心支柱，他们不仅掌握着 国家的政权、财权，也掌握着兵权。为了笼络文人，有宋一代大开科举、恩荫两途，招收文人入仕。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录取数量大大增加，唐代每年录取的进 士人数，多者不过三四十人，少者仅十余人，唐代近三百年时间，录取进士总数不过近万人。两宋三百多年时间，每年录取进士多者三四百人，少者也一两百人，录 取的总数达四万余人。唐代进士中榜之后并不能立即授官，而宋代中进士之后便可立即授官。总而言之，为了笼络文人，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广揽 人才，在三百多年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官群体。为了维护这个文官群体的稳定与发展，朝廷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北宋时期，官员最多的时候达到将近五 万人，那么这些人的俸禄也就是工资水平如何呢？
宋朝的工资水平在历朝历代中绝对名列前茅。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宋朝收入最高的官员 是宰相和枢密使，每月的工资是三百贯，一百石禄粟，此外还供给春、冬服各二十匹绫、三十匹绢、一匹罗、一百两绵；地方州县官员多者每月二十贯，少者十二三 贯，京官中收入最少的官员每月也有七八贯。除了这些正式工资之外，宋朝官员还有公用钱、给券等额外收入，各级官员还占有大量田产，有佃户专门为之耕种。此 外，朝廷还包揽了官员的茶、酒、厨料、木柴、炭、盐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料、伙食费等诸多费用。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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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算一笔简单的账。取京朝官各级官员工资的代表值，算出一个工资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是多少？从三百贯到八贯，平均值是一个月七 十贯，姑且打一个折扣，就算四十贯。人数上再打点折扣，按照五千人来计算，一个月的支出就是二十万贯，一年的支出就是二百四十万贯，占据一亿贯财政总收入 的百分之二点四，而实际的数字显然比这个要大得多。高额的军费开支、官俸开支给宋代的国家财政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使得本来繁荣殷实的 宋代经济步履维艰——道理很简单，收入再多，也赶不上支出的多，入不敷出，天长日久，如何能不积贫、积弱？这个贫，指的就是国家慢慢贫了，老百姓慢慢贫 了。富的是谁呢？富的是庞大的官僚阶层，他们拥有巨大的国家财富与资源，作为这个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部分成员逐渐由这个国 家的柱石蜕变为国家的蛀虫，进取心渐渐被享乐心所取代，终日里吟诗作赋、歌舞升平，对于朝政则是苟且终日，无所用心，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甚至贪污腐化、 结党营私。天长日久，国家失去了活力，政权失去了活力，老百姓对政权也失去了信心。
冗官之弊是如此，冗兵更麻烦。宋代的军事体制是，中央 掌握调兵权，军队将领只有训练权，这两个权力彼此制衡。中央军队的数量与各地方军队数量的总和大体相等，也是彼此制衡的。再一个，宋朝军队的将领经常调 换，这些将领是没有子弟兵的，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全都集中在中央。总之，全国最多的钱财在中央，最精锐的部队在中央，最大的权力 在中央，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但是，在这样一个彼此牵制、互相制衡的体制当中，军队就很难提高它的战斗力，简言之，这是一支庞大的却缺乏 战斗力的部队。
正是在这样的总的形势与背景下，刚刚亲政不久、年仅二十三岁的宋仁宗决心厉行改革，改变陈陈相因、万马齐喑的陈腐局面。那 么，由谁来积极推动这改革呢？宋仁宗看中了那位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的范仲淹。仁宗任命四十四岁的范仲淹担任右司谏，主要负责为改 革朝政出谋划策，为革除时弊摇旗呐喊。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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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二十七岁的欧阳修才不过是洛阳西京留守手下一名小小的推官。对于范仲淹这位忧国忧民、直言敢谏的前辈，他充满了仰慕之情。可是，范仲淹新官上任不久，欧阳修却给他写了一封措辞颇为奇特的信，我们且来看看这封奇怪的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信一开头就说：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
您做的这个右司谏，七品官，小官，不值得祝贺。我之所以还向您表示祝贺，没别的，就是因为谏官这个官，干系天下的得失，干系正确的舆论导向，太重要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不是只有七品之大吗？
欧 阳修指出：现在的官员，不管做到多大，不管你是兵部、吏部、礼部的最高首长，还是州府县郡的最高首长，你所掌管的不过是一个部门一个州县的事务，要论担当 天下民生社稷的大事，只有两个官够格：宰相，运行天下社稷之大事；谏官，议论天下社稷之大事。所以读书人做官，做不到宰相的位置，好歹也要坐一坐谏官这把 板凳！谏官的品级虽然很小，但是含金量与宰相一般高。
何以见得？
欧阳修说：一件事，天子说做不得，宰相说做得。天子说做 得，宰相却说做不得。朝堂之上，能够跟天子争个上下的也只有宰相。一件事，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可行，谏官说不可行，在大殿之上能够跟天子争是非 的，也只有谏官。所以你看看，谏官虽小，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甚至比宰相还重要，为什么？宰相犯了错误，被官场讥笑，可是谏官犯了错误，却会受到君子的 嘲笑。官场的讥笑不过一时而已，很快就过去了，君子的嘲笑却会永著史册，“垂之百世而不泯”，实在是太可怕了。
看看这个右司谏，虽然只有七品，却要担负天下重任，经受百代万世的考验，这种官，不是贤能之士做不了。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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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会说：欧阳修说了半天，将七品右司谏吹得这么高，这不是在吹捧范仲淹么？好像是，可又不是，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欧阳修笔锋一转，就开始找范仲淹的不是了：洛 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 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
大家都知道朝廷为什么任命您做这个谏官，因为您直言敢谏，因为您贤能智慧，因为您才华卓著。可是自从您到任之后，大家伙儿翘首以盼，就等着您出手亮本事呢，等来等去就是没等来，大家心里不免有点儿疑惑：是大家看错了人呢？还是您心里有数，准备伺机而动呢？
欧阳修接着说：唐代有个谏官叫做阳城，做谏官到第六七个年头上，才做了两件跟谏官有关的事情，多亏阳城做谏官时间长，如果只做五六年，那可能就一事无成了。所以韩愈后来写文章讽刺阳城做谏官不合格。
现 在朝廷做官的人往往两三年就调一次职，您要是再不抓紧时间尽到谏官的职责，那可就太令人失望了！读书人没有发达的时候，常常恨自己怀才不遇，发达了之后， 却又说这件事不属于我的职责，我不好说，或者说我官职低，没法说，总之推三阻四就是不敢讲话。长此以往还要我们这些当官的人做什么？
这还是吹捧范仲淹吗？显然不是。二十七岁的西京留守推官在给四十四岁的堂堂谏官范仲淹提要求，希望范仲淹能够尽快进入角色，抓紧时间为朝廷做事。可见，欧阳修不是个马屁精，而是一个积极拥护改革、渴望有为天下的人。
范 仲淹当然不负众望，三年以后，仁宗皇帝又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相当于皇帝的御用政治顾问，继续推行政治革新。这期间，欧阳修也官拜馆阁校勘，负责收集、整 理、编纂皇家图书馆的重要书籍、文件。这个官听上去没意思，实际很重要。为什么？在宋代，最大的两个官，文者宰相，负责政务，武者枢密使，负责军务。宰相 与枢密使的人选，十有八九都从专为朝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这两种官职中选出。而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人选又十有八九从馆阁校勘这一类馆阁之职中 选出。简单说，这个官职就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预备队。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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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做了天章阁待制以后，宰相吕夷简很郁闷。为什么？因为范仲淹改革朝政，首当其冲要改的就是吕夷简任宰相十余年来的政治风气与复 杂的关系网。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为朝廷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是有功之臣，但是他在任期间，跋扈专权，排斥异己，朝廷所任官员多出吕门。我们刚才说到冗官、 冗费的弊端，主要就是官僚阶层的弊端，要整顿官场弊端就必须整饬吏治，而要整饬吏治就必然会涉及吕夷简的利益。那怎么办呢？吕夷简也不是 笨蛋。他看准范仲淹是个杀伐决断、不留情面的人，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让范仲淹出任开封知府，这是个很繁琐的工作，需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事务，吕夷简的本意是 想借着这个官职缠住范仲淹的手脚，这样他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关注革新朝政的事情了。没想到范仲淹是个能力超强的人，他不仅将开封府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 条，而且一点也不耽搁推行改革朝政。
范仲淹是个敢想敢做的人，他给宋仁宗呈上了一张《百官图》。他拿着这张图，当着仁宗与吕夷简的面，分 析百官升降的奥秘。比如某某这样升官就是符合程序的，某某这样就不符合程序，某某这样做是出于公心，某某这样做就是出于私心。他还提醒仁宗：“官人之法， 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简单说，就是皇帝应当将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的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 手中，而不应该都交给宰相。这样的行为与话语毫无疑问深深刺痛了吕夷简。
吕夷简在仁宗耳边吹风说，范仲淹这个人太过迂阔，不过浪得虚名，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本事。范仲淹听说后，索性给仁宗上奏章，明确指出仁宗应当将朝廷大权独揽于一身，不能给宰相留出以权谋私的空间。他还给宋仁宗讲了一个 历史故事，说西汉成帝时期，外戚王氏专权，人神共愤。汉成帝为此专门拜访宰相张禹，向他请教如何应对。岂料张禹出于明哲保身、阿附王氏的私心，居然宽慰汉 成帝不必介意民众的舆论，认为不存在王氏专权的事实。汉成帝信以为真，从此放松了警惕，结果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灭亡。范仲淹对宋仁宗说：当今朝廷中也 有张禹这样的人，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报喜不报忧，皇上要对他们保持警惕！这个故事的针对性实在是太强了，锋芒直指当朝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岂能咽下这口气？他立刻上书仁宗，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关系。而范仲淹也毫不示弱，严词痛斥吕夷简的言行。革新与保守这两股政治势力终于开始了激烈的交火！范仲淹在官场上，向来以耿介刚正、忠直敢言、不畏权贵而闻名，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员。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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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主持改革朝政将要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他受宋仁宗的重托，不畏权贵勇于改革；一方面，又将得罪深受宋仁宗器重的老宰相 吕夷简。最终的结果令人心痛，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为了维护政局的总体稳定，也为了维护吕夷简这位老宰相的利益，经过再三权衡，不得不以“私结朋党、离间 君臣、越职言事”的莫须有罪名将范仲淹贬出京城，而且将范仲淹的所谓罪状张榜公布在朝堂之上，并严令百官不得再议论此事！一时间，朝廷上下噤若寒蝉，一派 肃杀景象……然而，正义的声音终究是遮蔽不了的。
范仲淹被贬饶州，要走的时候，没人敢给他送行，同为天章阁待制的王质， 却偏偏带上酒去范仲淹家给他饯行，不但饯行，还特意在范家多住了几日。有人就警告王质说：你不要命了！小心人家告你结党营私，治你的罪！王质的回答掷地有 声：我不怕，范仲淹是个君子，做事坦荡荡，我如果做了他的朋党，我将不胜荣幸！如果有告密者将我与范君的谈话记录下来告诉皇上，那我还真得谢谢他！我想这 未尝不是老百姓的福气！
集贤校理余靖不顾禁令，站出来给皇上上奏章说：范仲淹只不过是说话得罪了宰相，如果因为这个而遭到重罚，这恐怕不 是太平盛世的为政之道吧？希望皇上收回成命！同为馆阁校勘的尹洙做得更绝，他上书朝廷主动检举揭发自己，说自己跟范仲淹关系密切，亦师亦友，是典型的范仲 淹一党，既然范仲淹被贬了，我也理应被贬。
好，一个范仲淹，一个余靖，一个尹洙，十天之内，都纷纷遭到贬谪，范仲淹被贬饶州，余靖被贬筠州，尹洙被贬郢州。
朝廷的正义之士纷纷站出来呼吁公道，又纷纷被宰相轰出了朝廷。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刻，欧阳修终于站出来说话了。正所谓：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欧阳修终于爆发了，引起他爆发的不是别人，正是左司谏高若讷。
一 天，几位官员一同到余靖家中去做客，也许是为他饯行吧。席间，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仅不说如何规谏仁宗、宰相，救助范仲淹等人，反而大放厥词，非议范仲淹， 认为他罪当贬黜。欧阳修当时气坏了，就想马上跟高若讷争个是非曲直，可是碍于人多嘴杂，有些话不好说，回到家里气得实在不行了，于是铺开纸，拿起笔，给这 位高若讷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信一开头，欧阳修就表达了第一个疑惑：老高您到底是不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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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说，自己十七岁那年，朝廷举行科举进士考试，考中进士的大多是闻名遐迩的天下名士，唯独这个高若讷，虽然名列其中，却无声无息，从来不曾听说过，这个高若讷到底算不算是个名士呢？这是欧阳修的第一个疑惑，而且是少年时代就存在心里的疑惑。紧接着，欧阳修又表达了第二个疑惑：您老高到底是不是一位贤能之士呢？
欧 阳修与这位高若讷其实并不熟悉，对他的了解还是通过好朋友尹洙知道的。尹洙对高若讷评价挺高，说他“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可是欧阳修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说，正直的人是不可能委屈妥协的，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够明辨是非，这个高大人如果具备这两大优点，却在谏官的位置上默默无言，恐怕有问题！
第三个疑惑：您到底是个真君子还是假君子？
表 面看来，您是一脸的正气，谈古论今，褒善贬恶，好像是个真君子！可是前几天咱们在余靖家中见面，您作为谏官，在那里极力诋毁讥笑范仲淹，我就觉得您有问 题。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人都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极为刚正博学的人，立身处世始终如一。他因为得罪了宰相而被贬，您作为谏官不为他辩护，却跟在人家屁股后头也 诋毁他，这真是天下第一等咄咄怪事！
所以综合来看，我对您的疑惑还是有道理的，思来想去，觉得您不可能是个真君子，您是个假君子，是个真小人，只有这样，您的所有言行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有人可能会说，欧阳修这么说是不是太刻薄了？老高既然是谏官，他对文武百官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与看法，范仲淹又不是十全十美之人，岂能保证所有的事情做得都很好？老高这么说也许有他的道理。对此，欧阳修早有准备。他说：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
人 的性格，刚正果敢也罢，怯懦软弱也罢，都是天生的，很难改变。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对他求全责备，何况一般人呢？就拿高若讷来说吧，他虽然是个谏官，但是既 要奉养老母亲，又非常迷恋官位，既害怕受冻挨饿，又贪图钱财俸禄，所以对宰相的意见连个屁也不敢放。这都是人之常情，说到底，他就是个平庸的不称职的谏官 罢了。既然如此，我们大家也就认了，可怜您不过一个庸人，也就不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您了。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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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降低了对您的要求，您自己却蹬鼻子上脸，自己把自己当回事了，当君子了！您胆小怕事、资质平庸，不敢给范仲淹 做辩护也就算了，您保持沉默也没人怪您，可您偏偏不，偏偏还要作出一副器宇轩昂、洋洋得意的样子，您诋毁范仲淹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与平庸罢了！我告 诉您，“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一个人能力、胆量有大小，能否做成是否敢做这是一回事，可是如果“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靠着一点小聪明 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与过失，那就是君子之贼，就是君子的敌人！有人可能又会问，这都是欧阳修的一面之词，他就喜欢范仲淹，他们是一党的，他当然专替范仲淹说话，凡是说范仲淹不好的人他都骂，高若讷也不例外。这个问题当然很关键，范仲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是个君子还是贼子？这的确需要辨明。
欧阳修认为，从范仲淹近三四年来的表现看，不仅是个君子，而且是个有能力的君子，他不仅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与重用，而且深得朝中大臣们的拥戴。问题在于，对于谏官高若讷来说，范仲淹不管是不是君子，是不是贤能之人，他这个时候批评范仲淹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
第一，范仲淹如果不是贤能之人，是无能之人，甚至是个坏人，那么，当初皇上任命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的时候，你这个做谏官的跑哪儿去了？为什么当时不拦着皇上，不劝阻皇上呢？怎么现在成了事后诸葛亮，开始打马后炮了？
第二，范仲淹如果是个好人，是个贤能的人，是个君子，那么，他现在遭人陷害，你作为谏官，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说话？我告诉你，无论范仲淹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你都难逃其咎，你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朋友们，这就是文章的力量！正看是你错，反看也是你错。为什么有的人说，一支纤纤细笔胜过千军万马？道理就在这儿，这种严密的强大的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足以致对方于死地。
在这封信的最后，欧阳修说：
第一，既然你不能胜任谏官的职责，那你最好就离开谏官的位置。
第 二，你明明不是个称职的谏官，可是在余靖的家中，你还腆着脸去见士大夫们，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二字！我悲哀的不是你不知羞 耻，而是你作为大宋谏官不知羞耻，将来这件事记载在历史上，蒙受羞辱的不是你这个君子之贼，而是我们大宋王朝啊！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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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你是个不知羞耻的君子之贼，但我还是想拜托你一件事情，希望你能最后尽一尽谏官的职责：如果你依然认为范仲淹应当被贬，那 么，我为他说话，自然也是邪恶的朋党之人了。希望你将我给你的这封信交给皇上，让天子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范仲淹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 啊！大家看到了，在这篇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中，欧阳修对高若讷的质疑与抨击，如山呼海啸，狂风暴雨，一发不可收拾！又好似一连串猛烈的 组合拳，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欧阳修还顺手送给高若讷一个标志性的称号——君子之贼，这称号像一柄利剑，将高若讷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高若讷收到欧阳修这封信之后，气疯了，他立刻给仁宗上书，连同这封信一并交付朝廷。在奏章中，高若讷说：
我 自从做谏官以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恪尽职守，朝廷上下，有目共睹。范仲淹被贬，欧阳修指责我不吭气，不说话，未尽到谏官的职责。我以为，如果朝廷贬谪 范仲淹于理不合，我自当上书谏诤。可是在我看来，范仲淹任官以来为人处事多有过失，现在被贬，的确有他应该反省的地方。倒是欧阳修一再强调范仲淹的才华天 下无双，却无辜被贬，这分明是在指责皇上故意驱逐贤能之士，欧阳修的举动实在给皇上给朝廷脸上抹黑啊！
高若讷的奏疏一上，对欧阳修的贬谪 令就下达了，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令。此事在当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的蔡襄，当时就写了一首诗，诗曰 《四贤一不肖》，就是四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四个好人是谁呢？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个坏人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就是高若讷。这个诗刚一写出来，立 刻就流传开了，很多人争着抄写，有些商人甚至把这首诗买去，然后转手卖个好价钱。契丹国的使者出使北宋，来到东京偷偷买了好多份，带回契丹国去了。很多年 以后，有人在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还在墙上看到贴的这首诗。大家想想，这首诗在当时影响有多大！是这首诗的影响大吗？不是，是这些忠 臣、贤能之臣遭到的迫害，以及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引起了极大的公愤。
第二讲 偏向虎山行（12）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大家可能会问，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的时候，如同火山爆发，现在被贬了，他是什么反应？我告诉你，欧阳修状态好得很。他的好朋友尹 洙曾问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给高司谏的信写得太激烈了，太过分了，太伤人了？有没有后悔？欧阳修的回答很坚决：没有，完全没有。我给高司谏写信的时候，就知 道此人并非君子，因此发于义愤而猛烈地抨击他，根本就没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我后悔什么？现在，我们如果回头再看《醉翁亭记》，就会深深 感觉到，欧阳修这个醉翁并不是一个醉醺醺的小老头，倒像是一个出手迅猛的打虎英雄。这是欧阳修自从二十四岁考中进士以来第一次震动官场，他之前在洛阳做官 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在政坛上展现他的个性和风采。而这第一次的展现就是如此的个性鲜明，无所畏惧。这种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个性与气节，有时候表 现得虽然有点儿意气用事，但是它奠定了欧阳修一生无私无畏，不惧是非，大胆议政参政，勇于执政的政治个性与政治作风，这样的个性与作风伴其一生再也没有改 变过。范仲淹推动的这次朝政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欧阳修的这封信实际上再次吹响了要继续推行朝政改革的号角。欧阳修的这次亮相与呐喊，实际上代表了改革派 的整体亮相与呐喊。
有人也许会问：欧阳修这次被贬夷陵，与他之后被贬滁州，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醉心山水美酒，自称 醉翁，算不算政治意志颓废呢？当然不算。这一次欧阳修致信高若讷，愤而出击，为范仲淹抱打不平，只是他作为一个有着正义感与进取心的年轻官员，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发出的一声吼叫，这最多也只能算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是与那些政治保守派之间的口舌之战，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也就是说，欧阳修不仅向着虎 山行，还要深入虎穴，打大老虎。那么，被贬夷陵之后的欧阳修到底又有哪些表现呢？他又是怎么打的老虎？再换句话说，欧阳修究竟动了谁的奶酪，引得各路老 虎、狮子纷纷对他展开围攻？醉翁亭上的欧阳修，他的醉翁之意到底在哪里呢？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三十岁的欧阳修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为了给范仲淹抱打不平，他愤笔写下言辞激烈的《与高司 谏书》，指责高若讷是“君子之贼”，是典型的小人，从而得罪了朝廷，被贬到遥远的湖北夷陵担任县令。经过长途跋涉，欧阳修带着家人来到了夷陵。在这穷乡僻 壤之地，欧阳修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的政治前途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欧阳修此时的处境不由让我们想起唐代的柳宗元，柳宗元被贬永州的时候，也是三十一二岁的年纪。那个时候柳宗元真的是万念俱灰，陷入到深深的绝望当中。同样是三十岁出头的年龄，欧阳修的表现与柳宗元可完全不一样。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与尹师鲁第一书》）
五 六十年以来，大家都习惯了沉默畏惧，谨小慎微，这种风气代代相传，陈陈相因。忽然看到我们做出这样惊世骇俗之事，就算是家里烧火做饭的老厨娘，也都惊讶得 不得了，大家都纷纷议论说，怎么就窜出这么一个年轻人，胆子这么大，敢给当时的谏官写这样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公开自己批评的态度。
你看，欧阳修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一点儿都没有沮丧，一点儿都没有绝望，相反，是骄傲，是振奋，是为自己的行为、言论能够扫荡沉闷黑暗的官场与社会风气而自豪。他的这种心态跟当年柳宗元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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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被贬之后，与柳宗元的表现不同，与韩愈被贬后的表现也不一样。想当初韩愈为了劝谏唐宪宗奉迎释迦牟尼佛指骨，勇上《论佛骨 表》，痛陈佛教对唐朝的危害，真可谓义正词严。结果把唐宪宗得罪了，韩愈被贬潮州。到潮州之后，韩愈立刻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反复陈说自己被贬潮州之后 日暮途穷的惨状，大倒苦水，说此间环境如何恶劣，自己的身体如何孱弱。并大肆吹捧唐宪宗，认为他是唐朝最伟大的君主，以此来博得宪宗的欢心与同情，希望能 够早日返回长安。欧阳修对此很不以为然。他非常推崇韩愈的思想与文章，认为韩愈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大诗人、大文章家。但他对韩愈的这种近乎摇尾乞怜的做派却很瞧不上眼，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
常 常看见前代的名人，当他们谈论朝政的时候，慷慨激昂，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子来，好像真的有铁肩担道义的勇气。可是一旦被贬远地，就悲悲戚戚，哀哀怨怨，尽 写一些哀叹穷愁不堪的文字，那种患得患失、不堪痛苦的内心，与一般庸俗的家伙也没有什么区别。别人不说，现在看来即便是像韩愈这样的贤人也不过如此。我当 然会以此为戒，绝对不会写这种自怨自艾的文字。在欧阳修看来，做人应该前后一致，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情，你就要有担当这件事情的胆量，要有这样的心胸。
所 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保证：第一，自己绝对不会自暴自弃，整日借酒买醉，大放狂言，撒酒疯，虽然被贬了，却故意吹牛说老子如何如何天下第一，实际是在发超 级牢骚，这个事儿，我不会做。第二，我虽然被贬到夷陵这么个小县城，但是你放心，我自己会好好做官，勤于政事，绝对不会怠工。第三，我自己会“日知进 道”，保持良好的进取的心态，既不会因为受了委屈就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傲之心，也不会因为被贬就破罐子破摔，而是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积极准备迎接更大 的风浪，积极准备再一次为朝廷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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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个人被贬之后，一般有两种姿态：一种是彻底趴下了，趴下以后要想再站起来站直了，可不太容易。还有一种姿 态就是蹲下。趴下的就是彻底认输了，灰了心了。但是蹲着的人却是在蓄势待发，是在积蓄力量，是在时刻准备站起来往前跑。欧阳修就是这蹲着的人。被贬夷陵对 他而言与其说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还不如说是他再次起跑前的一次休整，一次预备。换句话说，欧阳修对待这次被贬，其心态是非常积极、非常健康的。
大 家也许会问，欧阳修为什么就这么乐观，这么阳光呢？难道就是因为他比柳宗元和韩愈的人生境界高？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当然是由于欧阳修正是年轻气盛 之时，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欧阳修年轻、志高、才雄，所以对未来充满信心，不会因为一时之得失而丧失政治意志。
其次，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欧阳修此次被贬的起因并非触犯了朝廷与皇帝的核心利益。恰恰相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符合朝廷和皇帝的核心利益的。当 时的宋仁宗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是他有着强烈的革新朝政的愿望，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是他所倚重的革新力量。应当说，当时朝廷的大环境依然是推行朝政改 革，只不过范仲淹等人出手太猛太快，触犯了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当时宋仁宗亲自执政不过三年时间，还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朝廷各方势力，为了平衡朝廷 政局，他只能先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贬出朝廷，以便缓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持政治大局的稳定。
当两个拳头开始发生冲突的时 候，让另外一个拳头暂时先撤退，剩下这个拳头没有了目标，就会慢慢地停歇下来，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欧阳修等人被贬并不等于说政治革新就此完全失败。相 反，宋仁宗本人依然要执着地推进政治改革，朝廷上下革新朝政的愿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这一次范仲淹等人的被贬变得更加迫切了。革新朝政的方向不仅没有 逆转，反而也因为这一次被贬事件而更加坚定了。
可见，欧阳修的被贬与柳宗元、韩愈被贬的原因有根本的不同。柳宗元根本就是上错了船，站错了队，被贬没商量。韩愈本来是边骂佛道边劝皇上的，结果可能骂得太兴奋了，劝得太用力了，结果是劝着劝着就让人感觉开始骂皇上了，属于骂过界了。欧阳修跟他俩都不同。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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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本人对他这次被贬的前前后后眼明心亮，他之所以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贬谪，主要是因为他能够看到革新朝政依然是朝廷政治生活的 大趋势、总方向。认清了这一点，也就认清了当时政治活动的本质；而认清了形势的本质，自然也就没有了烦恼与困顿。所以，一个人面对困难与挫折时，不仅要有 开朗的个性与豁达的心胸，更要对整个事态发展的前途与形势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长久地保持乐观、积极、进取的心态与信心。这样的人，是永 远不会陷入迷茫彷徨之中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欧阳修被贬夷陵三四年之后，他再次接到朝廷的诏命，官复原职，继续 担任馆阁校勘。那么，饱尝贬谪之苦的欧阳修是否会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那么金刚怒目、锐气十足了呢？非也，事实证明，欧阳修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开始以更大 的政治勇气上书论政。如果说之前欧阳修写给高若讷的信，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现在的欧阳修就不只是敲山震虎了，而是要虎口拔牙 了，要从虎口里掏出肉来，要动一动虎口中的奶酪了。那么，对欧阳修来说，究竟谁是老虎，奶酪又是什么呢？
先来看看当时朝廷的形势：宋朝与 西夏战事不断，同时还不得不向辽国进贡财物。国家财政赤字巨大，百姓赋税沉重，官员徇私舞弊，民生陷入疾苦，兵变民变接踵而起。在这样四面起火的乱局下， 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宋仁宗不得不号召大臣们针对时弊，上书言事，为拯救国家群策群力。欧阳修抓住这个时机，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 一，做君王的一定要有主见，不要被身边的人左右。所谓“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专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沮之，此力行 之果断也。知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做君王的，应当将具体事务交给大臣去办，自己要抓住大事，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君主还要有乾纲独断的气魄，只要拿 定主意，就要坚持到底，即便耳朵边有再多的不同意见，都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耳朵要硬不能软！这就是为人君的气魄。换句话说，不要总是被身边的宰相所左右， 皇上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主意。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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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做君王的一定要学会用人。用人要做到“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成事”。既然任用了他，就得信任他，做到人尽其 才。但同时又不能“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什么意思呢？ 任用一个人，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有问题，不能用，你却偏偏一意孤行，就是要用这个人，那不仅会失去大多数的人心，而且还会招致难以预测的祸患，长此以往，必 然会出大乱子，会惹大麻烦。显然，欧阳修笔锋所指的就是当时保守派的领袖人物吕夷简。在欧阳修看来，当时朝廷里的大老虎就是以吕夷简为首 的保守官僚势力，而所谓的奶酪就是把持在这些官僚手中的既得利益。因此，你要不打倒这些大老虎，老虎口中的奶酪就拿不出来，你也就不可能重新分配奶酪，那 么革新朝政也就是一句空话。
但是你知道吗？在欧阳修的奏章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吕夷简。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做法，好比将弓弦拉满，却引而不发， 话里话外都是弦外之音，可见此时的欧阳修在复杂的政治局面面前已经成熟多了，顽强的政治生命与鲜明的政治立场并不意味着不顾一切的盲目蠢动，那样反而达不 到目的。
欧阳修的奏章好似投入湖中的石头，搅动了朝廷上下看似平静的湖面；他的奏章又好似锋利的刀叉，不仅叉到了老虎的脑袋上，而且也准 备将老虎嘴边的奶酪叉走一大块；这奏章更好似一杆旗帜，旗帜挥动之际，一批锐意改革的大臣纷纷上书，干脆捅破窗户纸，明火执仗地开始弹劾宰相吕夷简，认为 吕夷简最大的罪责就是蛊惑皇上、涂炭生灵。具体来说，第一，吕夷简只选拔不如自己的人，不选拔比自己强的人，以此向皇上表明宰相之职非自己莫属。第二，吕 夷简执政，将苟且偷安当作稳定，以回避、诽谤作为智慧。他的罪过，罄竹难书！
其实，吕夷简这个人倒也并不像大家说的这么糟糕。从宋仁宗登 基开始，吕夷简一直做了二十多年的宰相，在稳定国内局势、巩固边防、任用官员等方面还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有时候，对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吕夷简会惩戒他 们一下，但只要他们有才干，往往还会再提拔使用。宋仁宗对吕夷简很信任，也很敬重。吕夷简病重的时候，宋仁宗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做药引，希望他能早日痊 愈。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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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评价吕夷简“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意思是他做宰相期间，天下大事尽在掌控之中，收放自如。欧阳修则批评吕夷简“二 十余年间，坏乱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这也正是吕夷简在位既久的坏处：二十多年来大权在 手，关系网错综复杂，任何一点小小的革新都会遭到强大的阻力，朝廷上下笼罩在一种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氛围当中，那种冗官、冗费的弊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 地步了！所以，在范仲淹、欧阳修这些锐意革新的先锋看来，要革新，吕夷简必须退出政治舞台、历史舞台，这与吕夷简的个人品行、道德操守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吕夷简的存在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标志，只有将他搬走，朝政的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终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仁宗庆历三年三月，六十六岁的吕夷简称病告退，仁宗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
这 应该是革新派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阶段性胜利。这期间，欧阳修撰写的《准诏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等一系列奏疏，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思想武器，欧阳 修本人也因此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代言人，为庆历三年拉开序幕的“庆历新政”做好了积极而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推动吕夷简罢相，只是改革朝政的第一步，接下 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换句话说，你赶跑了大老虎，但是朝廷上下还有不少的小老虎呢，他们还盘踞在自己的奶酪跟前一动不动。赶走一个吕夷简，并不能改变 官场的体制与风气，因此不仅要赶走老虎，还要改变分配奶酪的原则，也就是说，不仅要将那些无德无才无能的人从他们的位置上赶走，更重要的是要刷新吏治，建 立新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干部人事制度。
这就需要年轻的欧阳修们拿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俗话说不破不立，你不能总是打破却不立呀，更重要的 是要建设，你把旧的规矩破坏了，新的规矩是什么？你得拿出来，这恰恰是体现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核心素质、核心水平的地方。其实宋仁宗对吕夷简是非常倚重、 非常欣赏的，现在为了给改革派让路，为了革新朝政，他毅然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之职，但是他接下来也要看看范仲淹、欧阳修们究竟会给他拿出什么像样的革新举 措来。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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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了。欧阳修可不是浪得虚名的人。他不仅要动吕夷简势力范围内的奶酪，他还要进一步告诉天下人，官场这块奶酪究竟应该怎样来分 配。在欧阳修看来，朝政弊端的核心是吏治，如何改呢，先从人改起。欧阳修认为，现在朝政混乱，内忧外患，全都是因为官场中四类人太多，第一类是年老昏庸 者，第二类是体弱多病者，第三类是贪赃枉法者，第四类是碌碌无为者。欧阳修上书朝廷，要求朝廷对现任官员进行全面的考察。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看来，当时 的官员“能政者十无二三，谬政者十有七八”（范仲淹《奏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真正有能力的官员十个里面没有两三个，而没有能力的官员十个里面倒有 七八个。而在这四类官员中，只有贪赃枉法者容易自行败露，其他几类官员的弊端很难自行败露，这样的官员一旦在州县担任职位，天下州县十之八九都治理不好。所 以，欧阳修向皇帝建议：在朝廷中选拔一批廉洁奉公精明强干的官员担任按察使，专门负责纠察考核各州县的官员。按察使拿着花名册，到了哪个地方，凡是碰上年 老多病、没有才能、明显政绩差的官员，就用红笔在他的姓名之下做个标记；那些才智中等的官员，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但也没有沦落到荒废败落的地步，就 用墨笔在他们的姓名之下做个标记；还有一种，虽是平常才能，却尚有做好一件事情的专长，就也用红笔做个标记。等按察使返回朝廷，将察访情况上奏朝廷，那么 皇上就能够稳坐宫廷而知道天下官吏的贤愚善恶了。然后再以此为依据，讨论制定罢黜和升迁官员的办法。只要坚持这样做，那么天下风气便会清明，一年之内可望 治理得井井有条，只劳顿朝廷精选二十几个人充当按察使，一点都不难办！这就是欧阳修重新分配奶酪的方案。举手之劳！其实事实哪有这么简单？几十年来官场的 奶酪格局岂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要真正变革官场风气，必须要有锋利无比的刀叉方能奏效，这样的刀叉是什么？就是按察使的人选！
但恰恰就 是在这个问题上朝廷却打了折扣。欧阳修要求设置按察使考核纠察官员的政绩，然而，宰相府下达的命令却是：让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对所管 辖的官员进行考核纠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欧阳修提出的从朝廷中重新单独选拔按察使的办法。宰相府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各种考虑，比如，不再重复设置机构， 考虑到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对下属的情况比较熟悉，便于考核等等。但是总的来说，这样做却不利于真正考核出官员的真实水平，也不利于深入考察官员，其深层的原 因还是在于并没有改革吏治的勇气，依然抱着一种得过且过、因循苟且的态度。如果这样的话，与欧阳修的初衷显然是相背离的，对此，欧阳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立刻上书朝廷说：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8）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其间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贪赃失职者有之。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更令按察？其间纵有材能之 吏，又以干运材赋有米盐之繁，供给军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县，专心察视，则稽迟卤莽，不得无之。故臣谓转运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举职，材者又不 暇尽心，徒见空文，恐无实效。在于事体，不若专遣使人。（《论按察官吏第二状》）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让各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兼任按察使非常 的不妥当。为什么？因为这些转运使当中，有很多人本来就是需要被考核纠察的家伙，他们自己尚且不合格，又如何来考核下属官员？即便是精明强干廉洁奉公的转 运使，他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会忙于自己所属的政务，哪里会专心致志地去做考察考核官员的事情呢？这样一来，庸才没有能力做好这件事，干才又没有时间精 力做好这件事，到头来又是一场空。
欧阳修坚持，还是应该在朝廷中精选几十位专任按察使，并且将按察使这个工作制度化经常化。他指出，朝廷 历来不是没有人指出朝政的弊端，只是因为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但著空文，不责实效”，所以导致“上下因循，了无所益”。现在要改革朝政，就一定要“须在 力行，方能济务”。一切事情都要落实到行动中，落实在实践中，真正落在实处，方能收到实效。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心动不如行动。朝廷缺大思想家，更缺 大实践家，而要实践，要行动，就会触碰现实利益，触碰既得利益者。欧阳修之所以一再强调必须从中央直接选派按察使考察朝廷与地方官员，其主要用意就在于要 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体制的风气，做到不留情面、一抓到底、绝不姑息、抓出实效。这些选派的按察使就是改变奶酪分配格局的锋利刀叉，而欧阳修自己就是这第一柄 锋利的刀叉。他自己首先就向陈陈相因的官场发起了攻击！
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官场中的不材之人。
欧阳修强调指出，当今官 场的那四类人当中，最可恶、潜在危害最大的就是不材之人，朝廷应当更加提防。欧阳修说，年老多病的人，显而易见，容易甄别，容易淘汰；那些贪赃枉法的官 员，多是狡诈之人，一经败露，就可以绳之以法；但是对于那些不材之人，就难办了！欧阳修甚至认为，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赃吏！原因在于：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9）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第一，他们是潜伏的危害。这种人能力不大，个性不强，好处没有，坏的有限，既不冒头，也不落后，不思进取，一味守成，所以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让这样的人做了知州，一州的百姓跟着倒霉，做了知县，一县的民生跟着窝囊。其潜在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第二，他们的无能危害更大。这一类庸才，他们自己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去贪赃枉法，但是也同样没有能力去遏制下属贪赃枉法，所以这种庸才的危害与贪官污吏一样大。
公 开抨击不材之人，显然就得罪了官场的大多数人。因为很多做官的人，就是靠着不材之材才在官场上立住了脚跟。你太有才华了，太优秀了，人家嫉妒死你，团结起 来把你轰下去。你太平庸了，没有眼力见儿，没有能力，连个场面上的事情也做不来，人家会团结起来踢死你。所以只能是有点儿材，可又没什么大材，刚好平平稳 稳地过日子，维持着局面最好，这种明哲保身的不材之材就是官场最好的材料，多少官员就是靠着这不材的哲学才混到现在的位置，你现在公开跟这大多数人的哲学 叫板，能有好果子吃吗？
欧阳修不怕。他不仅指出四类人中不材之人最可恶，而且在奏章中公开点名抨击现任官员中的不材之人。地方官当中，他 公开点名的有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州王茂先，顺阳（今河南顺阳）县令李正己，认为他们就是这种典型的不材之人，他们的不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何以见得 呢？
当时有一支反叛政府的军队，宋代官员当然叫他们乱贼、贼兵了。他们在鄂豫陕一带活动，首领叫张海。当这支军队运动到金州城附近的时 候，金州知州王茂先年老昏聩，丝毫没有防备，居然将他们放入城中，任由他们大肆抢掠。张海而后转战至邓州顺阳县，顺阳县令李正己更是年老昏庸，居然敲锣打 鼓欢迎张海的队伍进入县城，并且大摆筵席款待他们，还让他们留宿在县城的衙门里，当然又是一番抢掠。这就好比说，张海起兵造官府的反，官府不仅不缉拿他 们，反而对他们热烈欢迎，招待他们好吃好喝，让他们想抢什么就抢什么，这不仅是无能，简直就是可恶。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10）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欧阳修指出，像王茂先、李正己这样的昏官早就应该撤换，可是他们的上级主管官员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昇却置若罔闻，朝廷早就下达诏书要 求纠察考核下属官员，可是长达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居然就发生了这样可笑滑稽又耻辱的事件，如果陈洎等人早早将这两个昏官撤换下来，还会发生这样可耻的事情 吗？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可是这的确是北宋官场的现状。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实行文人政治，对 文臣采取极为宽宥的政策，这样一方面巩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导致对官员的放纵，贪污腐化、因循懈怠逐渐成为官场主流，欧阳修所提到的“不材之人”正是 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看来，地方上的“不材之人”要铲除，中央的“不材之人”更是要拉下马。除恶务尽的欧阳修，这次将会对谁开火呢？
宰 相吕夷简有一个心腹亲信，名叫李淑，几十年来依附于吕夷简，为人阴险邪恶，臭名远扬，很多人都非常怕他。这样的一个人，宋仁宗不知为什么居然将他提拔为翰 林侍读学士。这个官是专门负责给皇帝讲读书史，讲解经义的，算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欧阳修知道这个消息后，头都大了，他果断地给皇帝上书，坚决反对这个 任命。
他说，第一，李淑这样的人属于奸佞之臣，天下之人都知道，可是这样一个奸邪之人却要在皇帝身边工作，真是匪夷所思，不知道皇上用这 样的人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要说是需要李淑的文采，我觉得更没有必要。一个大臣最重要的根本是德行，文采不过是一种装饰，有没有都无所谓；第三，退一万 步讲，天下就算都没有文采了，皇帝的诏书照样下达，诏书的语言纯朴直率，没什么不好；第四，李淑这样的人不能重用，他担任地方官，乃是一方之害，如果再在 皇帝身边做官，那就是天下之害。皇上您还是早做决断，早早将他打发到外地去做官吧！
宋仁宗脑子倒还清楚，他听从了欧阳修的意见，立刻决定 改派李淑去安徽寿州任知州。可是这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外放李淑寿州知州的任命迟迟下不来！当时中央最高的行政决策机构叫做中书门下。朝廷规定，不 论是谁的意见，都必须通过中书门下商议之后，才能颁发诏书。一般不允许皇帝直接从宫内发出圣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平衡君权与相权，特别是限制君主过分集 权。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1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当宋仁宗的意见到了中书门下后，没想到宰相们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外放李淑去寿州，必须得李淑本人提出申请，方才可以下发这样的诏书。你看，这岂非咄咄怪事？欧阳修听到后，怒不可遏，愤而上书皇帝，他说：第 一，皇上已经下旨外放李淑为寿州知州，天下人都知道是陛下作出决断，驱逐奸佞小人，今后小人就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可是现在中书门下却提出这样奇怪的方 案。那么天下人会怎么看您呢？他们会认为皇上您甚至都没有黜退小人的权力，皇上甚至任由宰相左右。那么，以后天子要想驱逐奸臣，只要中书门下不肯执行，奸 臣也不肯自我放逐，那还真的就拿小人没办法了！
第二，引进贤人、屏退小人本来就是宰相的职责，可是现在执政大臣左顾右盼，态度暧昧，回避 矛盾，无非是明哲保身，不愿意得罪人。现在他们这样做，固然能不得罪李淑，可是皇上却因此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信誉，也从此得罪了天下之人！我恳请皇上直接 降下圣旨，将李淑外放寿州，以正视听。
在欧阳修的一再督促下，十多天后，李淑终于被外放到寿州去了。
你看，主张淘汰无德 无才的官员，这本来就是要得罪人的，欧阳修不但提建议，还落实在行动上，公开点名某某不合格，某某应该被贬黜，甚至对李淑这样背景深厚的老油条穷追猛打， 怎么能不招致官场的仇视呢？可以说，欧阳修与守旧势力的斗争是针锋相对，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范仲淹的手段也同样厉害，范仲淹时任参知政 事，副宰相。他对官员的考核也非常之严格。他曾经审阅各个地方的转运使名单，凡是看到不合格的平庸之徒，就将这人的名字从名单中一笔勾掉，另一位大臣看到 这情景非常惊讶，就劝他说，你这样一笔勾掉很容易，可是你要知道这一笔勾掉之后他一家人都会放声痛哭的呀！范仲淹回答说：宁可让他一家人痛哭，也不能让那 一个地方一个州县的人痛哭啊！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之所以甘冒得罪无数人的风险，以如此严厉手段整顿吏治，甚至达到了寸步不让、斤斤计较的程度，无非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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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皇上派出的使者考察各州县的工作，考核政绩，淘汰不合格的官员。从而改变陈陈相因、死气沉沉的官场风气。二、经过考察，果断罢免不合格的官员，提拔优秀官员，让那些混日子的不材之人感觉到这日子不是好混的，混不下去了。
三、彻底整顿吏治，革除朝廷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严重弊端，让国家政权重新焕发生机，让百姓民生重新充满活力。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打老虎，动奶酪！
这 个打老虎动奶酪的力度如此之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仁宗的坚决支持。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三年，仅仅一年的时间，支持改革的一批官员得到迅速的提拔，范 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欧阳修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朝廷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和改革举措的推出，昭示着宋仁宗奋然求治的革新意愿，朝野上下一大批关心国运、 富有社会政治热情的士大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宋仁宗曾当面对欧阳修等人说：“你们都是我亲自选拔的得力人才，有什么意见建议只管当面提 出，不必有所避讳！”他反复催促范仲淹尽快拿出系统的革新朝政的方案来。范仲淹久历官场，经验丰富，言行也比较慎重，他说：“皇上对我可以说是极力重用。 但是做事情总有个先后次序，要循序渐进。更何况在因循苟且已久的局面下改革时弊，就不是一朝一夕马上能够奏效的。”可是宋仁宗年方三十三岁，年少气盛，他 并不这么认为，他亲自召见范仲淹等人，下达手诏给他们说：“我之所以破格提拔你们，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心尽力地为国效命，希望你们不要有所顾忌，有什么于 国于民中肯的意见建议就尽快呈递上来。”在这样的形势下，范仲淹等人终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是范仲淹等人提出的全面改革朝政的纲领性 文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改革朝廷的十条意见，或者干脆就叫做“范十条”。
第三讲 他动了谁的奶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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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十条”一出台，立刻引起了朝野的轰动，“天下翘首以望太平”。改革派的官员们深受鼓舞，热血澎湃。欧阳修有一位好朋友，当时担任 国子监直讲，叫石介，他个性耿介，颇有文采，目睹如此大好的政治形势，不仅大喜过望，还说，这是时代的盛事，我应当作诗一首极力地歌颂鼓吹它才对啊！于是 写了一首四言长诗《庆历圣德颂》，凡一百九十句，七百六十字。在这首长诗中，石介首先大大歌颂了宋仁宗的英明伟大，接着颂扬赞美了范仲 淹、韩琦、富弼、蔡襄、欧阳修、余靖等革新派人物，将阻碍革新的保守派大臣形容为“昆虫”“妖怪”“妖魃”“大奸”“邪孽”。这首诗在当时影响很大，彼时 苏轼方才八岁，远在四川眉山，他通过老师读到了这首《庆历圣德颂》，从此记住了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一代名臣的名字。在舆论的鼓舞下，欧阳修等人 斗志更加旺盛了，他们认为像石介这样坚定拥护革新的猛将理应得到重用，因此决定联名上书推荐石介担任谏官，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范仲淹的坚决反对。他在 看到石介的这首诗之后，不无忧虑地对同为宰辅的韩琦说：“为此怪鬼辈坏之也。”（宋·袁褧《枫窗小牍》卷上）我们的大事就要坏在这种奇奇怪怪、鬼鬼神神的 人手上了！韩琦也深有同感，说：国家大事哪有这么简单？怎能如此草莽行事？这样下去是要坏事的！
你看，真是奇怪，在石介眼里，那些保守派们是妖魔鬼怪，可是在范仲淹的眼中，石介却反而变成了鬼怪之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在他们改革派内部也开始产生分歧，有所谓的圣人，也有所谓的妖怪吗？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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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欧阳修的文章独步当代，名垂千古；他的个性耿介刚直、毫不妥协，这些都使他成为北宋最具特 色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政治家之一。然而他的这种性格有时候也会得罪朋友，有时候甚至会做一些费力、出力却不讨好的事。他多年志同道合的挚友尹洙、范仲淹 去世后，他受逝者亲属嘱托，费尽心力为朋友撰写墓志铭、神道碑文，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文章写成了，换来的不是逝者亲属的感谢，反而是愤愤不平的指责 与埋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北宋政坛、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关系非同寻 常，一方面，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另一方面，两个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的友谊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浪的考验。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范纯仁 邀请父亲的朋友、战友富弼为父亲撰写墓志铭，邀请欧阳修为父亲撰写神道碑文。
墓志铭与神道碑文的区别是什么？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 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迹；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墓志铭写好后刻在石碑上，放置于墓穴之中。神道碑上 的内容与墓志铭大同小异，也是记载逝者生前事迹的，所不同的是，墓志铭放置在墓穴中，而神道碑则立在墓道旁。前者陪伴逝者，后者便于生者观览。
为 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文，这个任务对于欧阳修来说，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无法也不应该推托，所以欧阳修慨然允诺。但是当真正动起笔来写，又感到非常地困难，非 常地为难。为什么？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几十年来的功过是非，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来北宋政坛、文坛的风风雨雨，就要臧否过去几十年来形形色色的人物。毫 不夸张地说，范仲淹的个人历史，是与北宋几十年来的历史息息相关的，所以看上去是在评价范仲淹这个人，实际上是要评价这个王朝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这对欧 阳修来说真是一件太艰难、太为难的事情！尤其是当年反对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反对派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还都在世，对范仲淹的评价稍有不慎，都会掀 起又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这对死者是一种不敬，对生者也是一种痛苦。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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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朋友的信中，欧阳修表达了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范公人之云亡，天下叹息。昨其家以铭见责，虽在哀苦，义所难辞，然极难为文也。（《与韩忠献王书》）
范公去世，天下人都很伤心。范公的家人让我写神道碑文，虽然说义不容辞，但是也很为难，这文章真的很难写！
修亦续后为他作神道碑，中怀亦自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只是劣性刚褊，平生吃人一句言语不得，居丧犯礼，名教所重，况更有纤毫。（《与姚编礼辟书》）
想要写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写不出来，有顾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太过刚直，平生得罪的人也多。说话没有遮拦也不想遮拦，有什么说什么。可是现在正是范公丧礼期间，唯恐因为我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弄得不好看啊！
那怎么办呢？总得写呀？总得想个周全的写法吧？欧阳修说：
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彻头须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过当，方得恰好。……本要言语无屈，准备仇家争理尔。如此，须先自执道理也。（《与姚编礼辟书》）
我想这篇文章写出来，要能够抵抗得住奸邪之人的诽谤之语。文章要站得住脚，要经得起大家的推敲琢磨才好。说白了，主要是要经得起那些范公对立势力的攻击与诽谤，这文章得写得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立得住脚跟。
范公之德之才，岂易称述？至于辨谗谤，判忠邪，上不损朝廷事体，下不避怨仇侧目，如此下笔，抑又艰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奖最深，适此哀迷，别无展力，将此文字，是其职业，当勉力为之。更须诸公共力商榷，须要稳当。（《与孙威敏公书》）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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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的生平德操，不容易评价啊！特别是这样的神道碑文写出来，要能够让世人辨明什么是奸邪什么是忠良。我评价范公的生平，对上不能有 损于国家的尊严，对下经得起仇怨之人的挑战。每下一笔，都感到非常艰难！我这一辈子孤苦而拙于谋生，范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最重，我没别的本事，写文章还算所 长，所以一定要奋力为之，将这篇文章写好！我一定会与诸位反复商榷，这篇文章的第一要义便是立论要稳当！所谓稳当，在这里主要就是指神道 碑文的内容立足公道、公正，尽量符合历史的真实。总之，不管有多么为难，欧阳修总归想好了撰写的原则，也就开始了漫长的写作过程。富弼的那篇墓志铭写得很 快，不过半年时间便交付范纯仁，刻石入墓了。而欧阳修的这篇两千多字的神道碑文居然写了整整十五个月！写完他还是不大放心，又将文章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同在 中枢之地共事多年的韩琦过目，韩琦的意见反馈给他之后，方才最终定稿。
我们看到了，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这篇神道碑文，真可谓千般小心、万种 留神。还算好，文章写出来后，那些反对革新的保守势力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这说明这篇文章的观点大体是公允的，写得公道、稳当。可是欧阳修没想到，对立 面没有不满的声音，革新势力这边儿却反而有人不高兴了，谁呢？就是负责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为何不高兴？他自己并没有明说，只说自己是如何来写墓志铭的， 他说：
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从善如流，除恶务尽，所以文章一定要说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孔圣人写《春秋》，为了顾及官老爷们的面子， 曲里拐弯的，故意不说清事情的是非曲直。等过了几千年，后人再看《春秋》，谁能弄清楚其中真善丑恶的真相呢？这样说来，这文章还有什么用处！
现 在人写文章也有这毛病，凡事总写得模棱两可，没个透亮的说法。现在要做件好事多不容易，弄得不好，不仅会遭受诋毁、贬斥，甚至还会株连九族。如果我们只为 自己着想，不如实写他们的事迹，这跟罪犯有什么分别？至于那些做坏事的家伙，他们诡计多端，结党营私，千方百计逃避惩罚，反而子孙满堂，享福不尽。如果大 家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如实记录他们的罪过，长此以往，为恶之人只会更加嚣张，而从善之人就越来越少了！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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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写文章就该让善人受人尊敬，恶人遭人唾弃，就该让善人长生，让恶人短命，决不能模模糊糊、畏首畏尾。我给范仲淹写墓志铭就坚持 这个原则，尽力彰显范仲淹的光辉事迹，极力暴露坏人的丑恶嘴脸，我只恨自己写得还不够透彻！我这次给范公写的墓志铭，痛斥奸恶之人的事实都是天下人众所周 知的，绝无胡编乱造之词，那些奸恶之人的徒子徒孙现在也大都身居高位，他们一定会对我横加诽谤，我是不怕的！欧阳公曾说：写文章就要直抒胸臆，就要无所避讳，爽爽快快地写出忠义的精神，正所谓快意恩仇！看来他是赞同我的观点的。
这 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在提醒欧阳修：你写的神道碑文立场不鲜明、不坚定，含糊其辞，只做老好人，不说明白话！欧阳修原来最大的顾虑本是政治对立方会找神 道碑文的茬儿，没想到自己的朋友富弼反而先跳起来指责自己写得不够透亮，在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和稀泥，不够胆气！自己的文章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
以欧阳修的个性，对此当然不会保持沉默。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 记述吕夷简的事情，对范公而言，可以看出他有包容宇宙的胸怀气度，抛却私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先；对吕公而言，我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事实的本来面目，为的是 让后人看到一段真实可信的历史罢了。如果非写两个人仇雠相向，大打口水仗，那本来就与事实不符，后来人是不会相信的。总之，我的神道碑文，没什么感情色 彩，有的是公道精神。而富弼的墓志铭，嫉恶如仇，求胜心切。请你们转告富弼，如果觉得我的神道碑文不行，可以另请高明。
看起来，富弼所纠缠较真儿的所谓善恶之事，就是欧阳修所提出的吕公之事。那么，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富弼与欧阳修的分歧如此之大呢？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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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还记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书宋仁宗，抨击时弊。他作了一幅《百官图》，痛陈官场的腐败，其主要批评对象 就是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后来双方唇枪舌剑，打得不亦乐乎。结果是范仲淹被贬饶州。两三年后，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事。宰相吕夷简出人意料地将范仲淹调回朝廷， 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全权负责对西夏作战。在这个关键时刻，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欧阳修是这样记录这个变化的：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吕 夷简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两个人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都因此高度评价两位国家重臣的作为。换句话说，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吕夷简与 范仲淹这一对水火不容的昔日政敌，握手言和，演出了一场北宋时代的“将相和”。富弼认为，这不是事实，范吕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原则问题，他们不可能握 手言和。欧阳修写这出“将相和”，无非是要息事宁人，无非是害怕得罪吕夷简的徒子徒孙，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欧阳修和稀泥是完全错误的。
其 实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对欧阳修这样的写法也完全不同意。范纯仁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我老爸到死都跟吕夷简没完，都没有跟吕夷简和解过， 我没听说过他老人家跟吕夷简相约戮力平贼这档子事，没有的事。富弼虽然只是强调评价一个人要善恶分明，要有原则，但意思也是一样的。其潜台词是：你欧阳修 怎么能胡乱写呢？吕夷简是我们的政敌、仇人，你现在说范仲淹与吕夷简相约共力杀贼，那岂不是丧失了我们的起码原则？你这样写不就是怕得罪人吗？
欧阳修是一代文学大家，但是他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从来就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的原则性非常强。关于吕公与范公握手言和戮力平贼之事，富弼说了不算，范纯仁说了不算，欧阳修说了也不算，只有事实说了才算！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这件事有如实记载：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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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吕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 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涑水纪闻》卷八）吕 夷简对宋仁宗讲，范仲淹是国家的贤能之士，朝廷要重用这个人，不能仅仅官复原职。于是提拔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西夏战事。仁宗认为吕夷简的做法有长 者之风，天下人也都认为吕公不记旧恶。范仲淹当面向吕公答谢说：以前因为朝政之事对您多有得罪，没想到您今天还能如此提携我！吕夷简回答说：我怎么可能老 记得过去那些陈年旧事呢？事情再大也大不过国家的事情啊！意思是说，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可能斤斤计较过去个人的私怨呢？
无独有偶，欧阳修的学生苏辙也曾记载了范吕二人的这一段经历：
范 文正初排吕许公，勇于立事，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其后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已老居郑，相遇于途。文 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悔过之语。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许公曰：“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文 正为之愕然。故欧公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龙川别志》）
范仲淹离京奔赴陕西负责西夏战 事，唯恐走后吕夷简又生事端，便致信一封给吕公，对过去的事情引咎自责，缓解了与吕公的矛盾。后来范仲淹担任了参知政事，位居中枢，才知道国家大事的难 处，有了悔过的意思。后来他以参知政事之职巡视陕西，吕公已经退休在家，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洽。吕公问范公为何离开朝廷，范公回答为了处理西部边境事务。吕 公提醒他：身居朝廷，处理西部边境事务反而更加有利啊！范公如梦方醒。所以欧阳修的神道碑文说他们两人晚年关系甚为融洽。后生晚辈哪里知道这些事情？所以 纷纷指责欧阳公。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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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范纯仁就是不认，他只是一味坚持：你们这些说法都是道听途说，我很清楚我老爸没有跟吕夷简和解过，没有这回事 儿！他请求欧阳修改写范吕和解这一段文字。欧阳修这一下真的怒了：我所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当时才多大？你能知道些什么？改写，没门！范 纯仁也是个倔脾气，好，你不改我给你改。小范自作主张，将欧阳修所写的这一段范吕二人和解的文字统统删去，然后将删改后的碑文刻上石碑，并将碑文拓本送给 欧阳修。欧阳修收到拓本后也不客气，公开声明这一篇神道碑文：“非吾文也。”这篇碑文不是我写的，我没写过这样的碑文！真实原版的范仲淹神道碑文，已经收 入我自己编辑的文集中了，要读就到我家里来读罢！
两人杠上了！
看来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于吕夷简与范仲淹到底有没有和解。小范死活认为他老爸没有跟吕夷简和解过，即便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证词”也不认，那么，总得拿出点铁证来吧！铁证是有的，这就是苏辙所说范仲淹离开京城前给吕夷简写的那封信。
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当然应该在范仲淹的文集中，但是到了南宋时代，范仲淹文集中已经不见这封信，也许是被范公的家人删去了。但是不要紧，这封信丢不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编辑的《皇朝文鉴》第一百一十三卷中收录了这封《上吕相公书》。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伏 蒙台慈，叠赐钧谕，而褒许之意，重如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仲淹于搢绅中独如妖言，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 之威。……昔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言，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夙 夜尽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
您对我的奖掖之恩、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对此，我真是诚惶诚恐啊！回想过去，我在朝廷的时候，做事不知轻 重缓急，说话不知天高地厚，对您这样的国之重臣多有冒犯！唐朝的时候，名将郭子仪与李光弼关系不好，互相不搭话。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们二人执手立志，共戮 国贼。现在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则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所以担心有负国家重托，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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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管范纯仁承认与否，范仲淹给吕夷简的这封信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但是话虽这样说，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 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现在却要将两人握手言欢的那一幕刻到神道碑上去，无论从情感还是理 智上都很难接受。换言之，即便这一幕真的是事实，难道就非得写入神道碑文不可吗？甚至为此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欧阳修坚持把这一幕写入神道碑文，其用意 到底何在呢？简单说，就是为了树立全新的政治风气。
我们知道，在唐代历史上有所谓的“牛李党争”，这是典型的朋党之争， 说白了就是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他们斗争争什么？争政治权力，争政治利益，为此打得不亦乐乎、头破血流，反正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而当初范仲淹与吕夷 简之间的争论是所谓的“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争的是政见，而不是权力。也就是说，大家对朝政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以争论，谁对我们就服从谁。这就是为 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虽然是朋党，但是我们是君子之朋党，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君子之间争的是见解、见识，小人之间争 的是利益、权力。以此来看，当初范仲淹与吕夷简争论的根本起因并不是权力，而是治国方略的不同，所以属于君子之争。
但是君子之争也很难把 握界限。你来我往不免就会有意气之争，就会意气用事。而一党一派为了凝聚共识，笼络一党一派之人心，不免要极力维护本派本党之政见与人事关系。天长日久， 本来是一党一派之见解、之政见，却渐渐演变成为一党一派之团体利益、政治利益。于是，为国家利益而争论渐次演变成为派别利益、党派利益而争论。随着争论日 趋深化，必然牵涉朝政之得失、人事之调整、利益之冲突，于是本来平易的政见之争最终蜕变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格局也简化为：只要是你拥护的我就反对， 只要你反对的我就拥护。如此一来，便将派别、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了！
大家都还记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范仲淹因抨击吕夷简、高若讷而先后被贬，蔡襄便赋诗一首《四贤一不肖》褒贬这件事。四贤者，被贬的革新派官员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便是饱受欧阳修指责的谏官高若讷。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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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贤一不肖》这首诗所写的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那四个人被贬获得了舆论的普遍同情，而高若讷身为谏官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 大家对《四贤一不肖》的认同度很高。但是后来那位石介，为了歌颂庆历新政所写的《庆历圣德颂》认同度就很低，连新政领袖范仲淹对这首诗也很反感，为什么？ 一方面是担心刺激保守势力，引发不必要的政治风浪，另一方面，石介在诗中对保守派人物恶语相向，有人身攻击之嫌，范仲淹等人对此比较反感。石介这首诗就不 是君子之争，而有派别斗争之嫌。欧阳修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过激做法。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在给朝廷的《论吕夷简札子》中，说吕夷简：
为 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 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吕夷简任宰 相，招致外敌入侵，民生凋敝，朝纲紊乱，人心涣散。二十四年来坏了天下大事！他享尽了位极人臣的富贵就要拂袖而去了，却将天下之忧患留给了陛下。吕夷简罪 大恶极、臭名昭著，之所以位居宰相如此之久，无非是因为他专擅朝政，大权独揽，人人畏惧。现在他病倒了，天下之人都喜气洋洋，认为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报应！
这 一段话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主要就是愤怒的谴责与用力的诅咒。这种人身攻击不仅无助于革新派推进革新，而且有损革新派的形象。这种语言就不是为国家利益 而争的语言，而是为派性、派别利益而争的语言。况且，对吕夷简的这个评价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前面说过，吕夷简对宋仁宗以来的内外朝政还是做出了很多贡 献的。
那么，为什么对吕夷简的评价会出现偏颇呢？就是因为将派别利益置于国家与公共利益之上，所以评价的标准就变成了是否有利于派别利 益，而不是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是否有利于国家与公共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本来是君子之争，但是像《论吕夷简札子》、《庆历圣德颂》中的语言，散发着 暴力与邪恶的气息，哪里还有点君子风范？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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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人与君子之贼才有的语言风格。简单说吧，小人用暴力与邪恶的手段来对付君子，来维护自己的派别利益；而君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也用暴力与邪恶的手段来还击他，并且也是为维护自己的派别利益，而将国家利益弃之一旁。那么，你这个君子与小人也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你也就是小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些做法，并有意识地进行改正。比如，好友蔡襄去世后，欧阳修在为蔡襄写的《端明殿学士蔡 公墓志铭》中，就绝口不提蔡襄的那首《四贤一不肖》诗。按理说，这首诗在蔡襄生平中是一件大事，与欧阳修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不提此诗肯定是有意为之。在编 辑自己的诗文总集《居士集》时，欧阳修也没有收录那篇大名鼎鼎的《与高司谏书》。所有这些都透露出欧阳修思想的一些微妙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与反思才形成了 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文问题上与富弼、范纯仁等人的不同态度。
欧阳修为什么非得将吕夷简、范仲淹握手言和、戮力平贼这一段事实写进神道碑 文当中呢？很简单，冤冤相报何时了？欧阳修这样写的主要意图就是要释放一个明确的信息：应当尽快结束党争政治，大宋王朝的政治需要有不同的意见，需要争 论，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与争论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应当结束任何有损国家与公共利益的党争与政治斗争，应当确立以国家与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端 正公道的国家政治。
而范仲淹与吕夷简这一对政治宿敌，为了不同的政见，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曾经上演了唇枪舌剑、水火不容、有 你没我的一幕，却又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演出了这场尽弃前嫌、握手言和、相约戮力平贼的“将相和”，这不正是欧阳修所期待 的全新大宋政治与政治风气的最好榜样吗？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与期待，欧阳修自然要冒着得罪范纯仁与富弼的风险，将吕夷简、范仲淹二人的这一幕“将相和”写 入神道碑文，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幕不仅仅是吕、范二公的历史，更是大宋王朝政治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对于未来的政治与政治家们会有长远的意义。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1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南宋大哲学家朱熹对欧阳修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吕夷简之前贬谪范仲淹，的确可罪，而后来又提拔起用范仲淹，的确可书，可谓前 过后功。对他的功与过都如实记载，不隐瞒也不忽略，欧阳修这样做很对，看上去似乎没有顾及革新派的派别利益，但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好处，是符合国家的根 本利益的！至于范仲淹本人，即便在九泉之下，断断不会因为欧阳修写了这一幕“将相和”而迁怒于他。朱熹说得好，因为范仲淹的心“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 惓之义，实在国家”（《答周益公（第二书）》）。可见，对于伟大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客观、公正，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才会有利于国家 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短短一篇神道碑文，却关乎到大宋王朝长远的政治利益，欧阳公深邃的历史眼光不能不令人钦佩。欧阳修这辈子不止做了这一 件出力不讨好的事，还有一件事，也让他够郁闷的。前面我们讲欧阳修抨击高若讷，讲蔡襄所作《四贤一不肖》诗，曾提到一个人叫尹洙。此人不仅在宦海之中与欧 阳修相濡以沫，同进共退，而且是欧阳修倡导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总之，与欧阳修等人既是政治的同道者，也是文章事业的同路人。欧阳修与他有着非常深 厚的友谊。尹洙去世后，他的家人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结果，墓志铭写好之后，尹洙的夫人不干了，为什么？你欧阳修对我们家老尹评价太低了，何以见得？ 在尹夫人以及尹洙的门生们看来，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大家，可是墓志铭对尹洙古文的成就却只以“简而有法”四个字给予概括，太简单了！其次，当时文坛盛行 骈文，尹洙以散文创作打破骈文一统天下的格局，对这一点，欧阳修也肯定不足。还有，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欧阳修也没有特别强调。总之，对尹 洙评价不够高，把尹洙的分量掂轻了，要重新评价！
怎么办？欧阳修当然不会重写改写墓志铭，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逐一回答尹夫人以及尹洙门生们提出的质疑。
针对第一条，欧阳修认为，“简而有法”的意思是写文章善于取舍剪裁，善于把握轻重褒贬，善于含蓄简练的表达思想。在欧阳修看来，只有孔子的《春秋》这部书才够得上“简而有法”这四个字，因此，“简而有法”是对尹洙极高的评价，并不是贬低。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12）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针对第二条，欧阳修认为，仅就一种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很好，但骈俪之文也并不错，骈与散本无优劣之分，它们之间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彼此互补的关系。有鉴于此，就不再特别强调尹洙以散文打破骈文格局这一点了。针对第三条，欧阳修认为，宋初以来，在尹洙之前，倡导古文运动的还有柳开、穆修等人，说古文运动是从尹洙倡导开端的，这不符合事实。
最后，针对自己这篇墓志铭何以写得如此简短简练，欧阳修不禁大发议论：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当 年韩愈与孟郊联句作诗，其诗的风格便与孟郊很相似；后来韩愈为樊宗师做墓志铭，文风又与樊宗师很近似。因为仰慕韩愈为文的这种风格，所以我给尹洙作墓志 铭，就模仿尹洙语言简练而内涵深远的文章风格，写成的墓志铭也就是文简而意深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尹洙在世的时候，每次见到我写的文章，无不快快地展卷阅 读，不过刚刚读了四五行字，便已经知道全文的意思了！他真是我的文章知己，尹洙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我给他写的这篇墓志铭的！我写这篇墓志铭，为的是 悼念我逝去的朋友，难道会在乎你们这些晚辈小子（指尹洙门生）说些什么吗？
看来指望欧阳修改墓志铭是没戏了，于是尹洙的子女与门生只好去 找尹洙的另一位朋友韩琦。他们为什么找韩琦呢？原来，尹洙临终之时，范仲淹曾安慰他说：我会安排韩琦、欧阳修撰文评价你的一生，会令你的英名永垂不朽的！ 尹洙对此非常感激。后来范仲淹就做了明确分工，欧阳修负责墓志，韩琦负责墓表，也就是墓碑上的评价文字。
第六讲 吃力反而不讨好（13）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现在尹洙的家属对欧阳修撰写的墓志不满意，转而求告韩琦，希望能够在墓表中弥补墓志中出现的“遗憾”。这可真令人为难呐！为此范仲淹亲笔给韩琦写了一封信：近 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 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与韩魏公》)
范仲淹一方面充分肯定 欧阳修的墓志铭“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但又说这墓志铭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实也就是不尽如尹洙家人门生之意之处)。但欧阳修这个人不好说话，他 一般不许别人改他写好的文章。可要是换了别人来写，影响力又远远不及欧阳修，写成了也很难流传后世。所以范仲淹希望韩琦能够补充补充。具体做法就是：将墓 志中没有写完善写充分的内容，在墓表中多写点，多做些补充，算是个弥补。可是——范仲淹又提醒韩琦——你也不能为了照顾尹夫人及其子女的情绪就片面拔高尹 洙，这样一来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反而有损于尹洙身后之名。
这个处理意见，兼顾了欧阳修与尹洙家属的意见，表现出范仲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政治智慧。而韩琦后来的墓表之文也的确比欧阳修撰写的墓志多出二三倍文字。
总之，从这件事，我们就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在他眼中，真理虽然有时候很难看很难听，但是只要它是真理，就是再难看再得罪人，也必须坚持，没商量。正因为如此，欧阳修的人格便成为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典范人格：刚直耿介、宁折不弯。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固然是个大大的忠臣，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来的日子里，欧阳修这个忠臣的忠诚就害了另一位忠诚的大忠臣。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1）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为人耿介刚直，对于国事尽心尽力，总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 并勇于承担责任。刚毅不屈、坚持原则是欧阳修的政治性格。但好心也未必总能办好事，忠臣有时候也会办错事，欧阳修的一片爱国之心，却让另一个大忠臣蒙受了 不白之冤，成为宋史上一段难解的公案。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夏，首都东京汴梁暴雨连绵，雨水淤积，下水排不出去，于是京城里水患 成灾。欧阳修时任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重要的诏书、朝廷文件，是皇帝最亲重的政治顾问。他的家里也被大水冲得一塌糊涂。怎么办呢？白天只好躲在屋檐 下，晚上只好露宿在竹筏之上。一般的人，家里遭了水患，还不得赶紧料理收拾家务？可是欧阳修遭了灾，他的关注点不是自己家里，而是朝廷如何。也许是在屋檐 下，也许是在竹筏上，他起草了两封奏章，呈给宋仁宗，一封叫做《论水灾疏》，第二封叫做《再论水灾状》。这两道奏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首 先，是对这次水灾的认识。欧阳修说，这一次京城发大水，情况非常严重。自古以来水灾也不少，但是像这一次大河小川纷纷暴涨漫溢，或堵塞城门，或席卷集市， 或冲决河堤，毁坏道路，扫荡良田，无论京畿郊野，无一幸免，真是世所罕见！大水冲入首都后，堂堂京城都邑，转眼间就变成了湖泊沼泽之地，冲得大臣们哭天叫 地，躲都没处躲，老百姓家里的人员家畜伤亡不知有多少！由于屋宇倒塌，幸存者无处安身，只好在竹筏上露宿，头顶上是倾盆大雨，脚底下是汪洋大水，男女老幼 在天地之间的浩浩波涛中战栗不已。而郊外的坟地，被大水浸泡冲刷，致使棺椁飘零、尸骨遍野，真是惨不忍睹！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2）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灾害如此惨烈，说明了什么？欧阳修的结论是：按照天人感应的道理，上天有变，世间必有所应之事。天下的灾害都是有原因的，没有空穴来 风，也没有无根之木。灾害如此严重，肯定是朝政出了问题。譬如老天爷风调雨顺，那么，就证明朝廷的各项政策深入人心，老天爷很满意。如果老天爷一会儿地震 一会儿火山爆发，那就说明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天怒人怨，要赶紧改改啦！欧阳修替宋仁宗盘点了一下，说根据我的观察，这一次水灾主要印证了三件事：第一，您在位三十多年了，没有立太子。
宋 仁宗曾经有过三个儿子，可都早夭了，后来一生一个姑娘，一生一个千金，一生一个公主。女儿无法继承皇位，可宋仁宗又实在不愿意将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儿们。现 在大臣们多次给皇上建议，早日立太子，这是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为什么？早立太子，就可以早早开始培养接班人，让太子早早介入治理国家，可以让他尽早成长 成熟起来。早立太子，还可以让朝政稳定，以免奸佞之臣挑拨离间后宫，觊觎皇位。可是宋仁宗总还是想着再等等，如果能生一个儿子，就不会这么纠结困扰了，可 就是生不出来。迟迟不立太子，三十多年了，老天爷不满意了，要告诫一下宋仁宗了，所以就发了大水。
第二，朝中缺贤明能干之臣。老天爷为什 么发大水？因为朝廷的纲纪不正，执政者为政有失误，国家管理上有问题。所以这个水灾是天谴，所以我要给你推荐一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充实干部队伍，给干 部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他推荐了四个人，并一一进行了点评。头一个就是著名的包拯，包拯当时任池州知州，欧阳修说包拯此人有气节，行为端正，出身贫贱但才华 卓著，敢说真话，是个干才！现在天灾人祸的，正是需要包拯的时候。第二个推荐襄州知州张镶，此人个性沉静，外柔内刚，学问通达，看似不爱说话，关键时刻一 定能够挺身而出，这样的人适合在中央工作。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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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推荐的是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说他清静寡欲，虽然出身富贵但是淡泊名利，见识深远，擅长文学，皇上可以安排他常随左右，以备顾 问。最后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欧阳修认为他学问与文章都是当代第一流的，原则性很强，洁身自好，是朝廷难得的实用人才，让他担任什么工作都会非常合 适。欧阳修的总结论是：这四个人，都是所谓的难得之士，用了他们，或者可以减缓一些灾情，算是给老天爷一个交代。第三，你就想不到了。欧 阳修说，下这么大的雨，闹这么大的水灾，我告诉您皇上，您必须罢免一个人的官职，只有罢免了他，这场水灾才能平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 当朝最高军事首长枢密使狄青。欧阳修说狄青出身职业军人，开始担任枢密副使的时候，大臣们就认为不大合适，这三四年来他担任枢密使，虽然没有什么过失，但 是他以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份而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机密，对国家不利！我之前曾经上书《论狄青札子》，说狄青算不上是军事奇才，只不过在当朝将军中较为出众而 已。狄青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但是他统兵既久，深得将士们的爱戴，我担心他担任枢密使时间久了，会受到将士们的蛊惑而生出不测之事。所以我建议罢免 其枢密使职务，让他在地方担任一个知州之职也就罢了。这样做既可以保全狄青本人，也可以为国家防患于未然。其实这几年，朝廷上下给皇上说这事的人很多了， 只是没有引起您的重视而已。
古人讲究“天人感应”，面对无奈的天灾，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向宋仁宗提出自己的治国策略，既是真心诉求， 更是顺势而为。前面两条建议合情合理，可惟独这罢免狄青官职一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这位狄青是何许人也？为何老天下场大雨，欧阳修却提议要罢他的官 呢？
狄青乃山西汾阳人。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士兵走向将军，从将军走向死亡。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4）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国，对宋朝西北边境构成巨大的威胁。宋朝从京城卫戍部队中选派 精兵开赴边境，狄青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对西夏的战斗中，他作为指挥使，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了金汤城、宥州等 地，烧毁大批西夏粮草，俘虏士兵两千余人，缴获牲口五千七百多头。狄青还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堡，扼守要害之地，使败退之敌无力反击。狄 青作战勇猛，每次上阵之时，他便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所向披靡。在对西夏的四年战争中，他参加大小战役二十五次，身中八箭却从不畏 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一听说敌寇前来，立刻披挂上马，疾驰而出，冲锋陷阵，击退来敌。
狄青的军事才能深得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鼓励狄青读《春秋左氏传》，并勉励他要做一代之名将，必须通晓古今之事，否则只不过是一介匹夫。狄青非常聪明，他在战斗之余发愤读书，博览秦汉以来名将兵法战略，从此成为北宋最著名的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
由 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朝廷对他非常器重，提拔他的速度很快。仁宗宝元元年，狄青对西夏作战时，还只是一个指挥使，相当于一个营长。十四年后，一 身军功的狄青便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被提升为枢密副使，担任北宋最高军事副首长。这一年狄青才不过四十五岁。
狄青担任枢密副使 刚刚几个月，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他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直指广东，震动朝野。朝廷几番派兵围剿，奈何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就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枢密副使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战。宋仁宗十分高兴，立刻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等职，全权负责平定侬智高之乱。 狄青毕竟是狄青，他受命之后，对内一面整肃军纪，重振军威，一面调拨粮草，积极备战，对外则作出疲惫怯战的样子，令侬智高放松警惕。狄青瞅准时机，乘敌不 备，突然火速出击，一举抢占有利地形，令宋军一部从正面进攻，其余各部左右前后夹击，结果一战而胜！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5）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狄青率军班师还朝，论功行赏，被任命为枢密使，成为北宋最高军事首长。在短短十几年的战争生涯里，狄青就由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枢 密使，最高军事首长，狄青不愧为北宋最优秀的军人。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最杰出最优秀的军人成为枢密使之后，还会为北宋培养选拔出更多更优秀的狄青 来，那对于壮大北宋军威，增强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然而，这都是我们这些当代读者的良好愿望，对北宋朝廷来说，狄青当上 枢密使非但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反而有了重大疑问。狄青班师回朝之后，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其实早在狄青担任枢密副使以来，朝廷大臣就曾向皇上上书，认为狄 青出身行伍，乃是一介武夫，现在因战功而位居宰相之职，不合北宋王朝的政治传统。狄青平定了侬智高，朝廷在高兴之余，仍然念念不忘要牵制狄青，派宦官担任 狄青军队的监军。现在狄青更是破天荒地做了枢密使，朝廷对狄青的疑忌和不安情绪就达到了顶点。
欧阳修就是这种情绪的突出代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宋仁宗，奏章的名称就是《论狄青札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说狄青的事儿！《札子》云：
我听说但凡是忠臣，说给皇上的话都比较难听。善于驾驭大臣的皇帝，都能听得进去难听的话。这样一来，上通下达，君臣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国家就不会出乱子了。
欧阳修这个话很厉害，为什么？一则，我给您今天要说的话不很好听，不是忠臣说不出口，不是圣君也听不进去，那么，既然我说得出口，我就是忠臣，您要是听得进去，您就是圣君，听不进去，那就不好说了，反正不管您是否能听得进去，我都是忠臣，对忠臣的话还是要听的呀！
欧阳修接着说，自古以来有个现象，对于国家的隐患，一般人很难看清楚，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慧眼看透，如果他告诉了君主，君主也听从了，那么就可以防患于未然。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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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国家的隐患，连天下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只有皇上看不透，那麻烦可就大了！我今天要说的事情就是天下人都知道了，就陛下 一个人还蒙在鼓里，那为什么没有人告诉陛下呢？很简单，因为这种祸患是隐患，它现在还没有爆发出来，至于什么时候爆发没人知道准确时间，所以上至王公大 臣，下至贩夫走卒，大家都只是在议论这件事，可没人敢说出来，如果说了，没有爆发，那算什么？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可是我为什么敢跟您说呢？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从来都是敢直言的。所以我今天必须得跟您专门谈谈狄青的事情。我告诉您，狄青不能坐在枢密使这个位置上。为什么？
第 一，狄青担任枢密使对他本人不利，对国家更是不利。欧阳修说，狄青本来出身行伍，只不过在西夏战事中获取军功，后来平定广西又立大功。但是因此而担任枢密 副使、枢密使，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非常不妥当。虽然这三四年间，狄青没有什么过失，但是以一介武夫而执掌国家军机要政，对他本人对国家都很危险。为什么？ 欧阳修分析道：狄青本是士兵出身，身份非常低贱。那些与狄青同样出身的将士，看到同辈中有人如此大富大贵，不免仰慕艳羡。 狄青见识过人、军事才干出众，天下将士对他是心服口服。
宋王朝一直都缺少真正的将帅之才，统军常用文臣，他们并不熟悉军情，如何能够带军 队？而狄青统兵以来，不仅自身军事素质过硬，更精通练兵、带兵方略，所以深得军心。那些将士看到狄青不仅谙熟军情，而且善待兵士，便对他感恩戴德。其实狄 青的恩德岂能遍及军队所有人等？不过是这些兵士鼓吹煽动所致，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只狗叫是因为发现目标，一百只狗跟着叫，那不过是听到了第 一声狗叫跟着叫罢了。我想，狄青自己未必喜欢将士们对他如此顶礼膜拜、感恩戴德，但是他现在又能如何呢？自己处在如此之高的位置，很多事情已经由不得他自 己的好恶了。
第二，既然狄青自己已经无法左右别人对他的好恶，那么他也将无法左右别人会给他带来的祸患。所以我认为，狄青应当急流勇退，辞去枢密使这一职务，这样就可以防止别人对他的猜疑。可是狄青本来是军人出身，哪里懂得为人进退之道？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7）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狄青的流言蜚语可不少，有人说他的身上可能应验了某种对朝廷不利的谶语，有人说他的家宅之中常有火光等等，街谈巷议甚多，这些陛下又哪里听得到呢？有人可能会说狄青本人忠于朝廷，并无谋反之意。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记得当初，唐代将军朱泚反叛朝廷，那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只是在仓促之间，被手下兵士胁迫拥戴所致。他做坏事，本不是自己所愿，只是日积月累以至于此，加之君主不能防患于未然，终于酿成大祸。这就是为什么我甘冒死罪说出这些难听之语，无非是想让皇上早早提防。
第 三，那么该怎么办呢？欧阳修给仁宗出主意说：狄青以职业军人身份执掌最高军事首长这一中枢大权，同时深得军中将士拥戴，这本身就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讳，这与 狄青本人是否居心叵测已经毫无关系了。现在，不管狄青到底会有怎样的用心，您都应当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果断罢免狄青枢密使职务，派他到地方上去做官。 同时认真观察狄青在去留之际的心理变化，注意社会舆论对此事的反应，以便相机行事。况且宰相府与枢密院的人事变动也是经常有的事。狄青如果忠孝如一，那么 随着他的兵权被解除，那些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也自然就烟消云散，狄青的忠贞品格自然昭然天下，永葆始终。世间之事就是如此，祸患未起之时，说得再多也难以置 信；可是要等到祸患已经爆发，那么再说多少也来不及了。我身为翰林学士，理应为陛下社稷安危着想，听到外面有关狄青的议论，所以不敢保持沉默，还是跟您进 一言吧。
狄青打了那么多仗，负了那么多伤，立了那么多功，现在，就因为做了枢密使，却被欧阳修等人怀疑对朝廷有不臣之心。你看冤枉不冤 枉？可我们也知道欧阳修与狄青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就算两人有什么过节，欧阳修也不是那种睚眦必报的小人，但是这次他为什么如此三番五次地要求皇上务必罢免 狄青呢？难道是狄青果然有什么图谋不轨之举吗？
还真是没有，非但没有，所有的证据反而都证明狄青是个大大的忠臣，他与宋仁宗的关系特别好，宋仁宗对他非常之信任。
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8）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狄青是个非常有见识的人。北宋士兵是职业军人，所以拥有朝廷固定配给的军饷、甲胄、兵器、粮草，但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从被征入伍那 天起，脸上会被刺字，狄青也不例外，他就是顶着这个字一直做到了枢密使。宋仁宗也许觉得狄青身为枢密使，脸上有这么一块刺字有碍观瞻，曾劝狄青用药水洗 去。狄青谢绝了仁宗的好意，他要继续保留脸上这个刺字。狄青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论功行赏，破格提拔我，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脸上的刺字，我想留 着它激励军中将士。本来这脸上的刺字对行伍出身的军人来说是个不光彩的标志，狄青却宁可保留着它，这一方面说明狄青不同凡响的见识，同时也能看出狄青对朝 廷、对宋仁宗的一片忠诚。狄青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平定了广西的叛乱，但是叛军首领侬智高却逃跑了。将士们打扫战场时发现一具穿着金龙袍 的尸体，有的人为了邀功，就给狄青建议说：谁也不知道侬智高长得什么样子，这具尸体穿着金龙袍，我们给皇上说这就是自封为皇帝的叛军首领侬智高，肯定能够 获得更多的奖赏。狄青说：我宁可一辈子抓不到这个人，也不会因此欺骗当今圣上。
狄青是个非常本色的人。他出身本来很贫贱，可是有些阿谀奉 承之徒就吹捧他是大唐名臣狄仁杰的后代。狄青对此很是反感，他表示自己并不会因为现在发达了就改换门庭冒认祖先，他说自己不过“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 公”。我不过是机遇好，才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敢贸然高攀狄仁杰呢？
狄青为人忠诚本色，缜密寡言，在军中赏罚分明，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宋仁宗对他分外器重。
每 次狄青要出战的时候，宋仁宗都很忧虑，不是忧虑狄青会不会造反，而是忧虑他的安全。宋仁宗说：“狄青威名所至，敌军闻风丧胆，畏惧非常。所以一定要告诫狄 青：身边的护卫随从，必须保证是自己的亲信；饮食起居都要有专人负责，防止敌军捣鬼。”于是派出使者飞驰入狄青军中告知仁宗的这些话。每次听说狄青破敌归 来，仁宗都立刻对宰相说：快速商议重赏狄青事宜，商量慢了不足以激励将士。
当初，狄青平定广西之乱，立了大功，宋仁宗想要任命狄青为枢密 使，宰相庞籍不同意。他说：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手下有个大将曹彬，生擒了南唐后主李煜，立下大功。曹彬想要做宰相，太祖对他说，现在天下尚未平定，让你做了 宰相，哪里还肯为我卖力作战呀？于是只是赏赐给他三十万贯钱而已。宋太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宰相、枢密使等国家职位非常重要，而钱财不过如粪土一 般。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9）
作者：康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现在任命狄青为枢密使，他的职位就已经登峰造极了，如果以后狄青再立大功，还拿什么官职来奖励他呢？难道奖励他两倍的枢密使？我们宋 朝的宰相多为文官，或任或免问题不大，可是武将做了枢密使，除非有大罪，一般不可轻易罢免。我不同意任命狄青为枢密使，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要保全狄青的 一世功名，狄青以一介武夫而迅速提拔为枢密副使，本来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现在他再立大功，议论他的声音还没有平息，又任命他为枢密使，只会招来更多的 议论。宋仁宗听了这番话，也没办法。可是没过几天，可能宋仁宗回过味儿来了，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庞籍说：不行不行，狄青平定南方叛乱，功劳 实在大，前几天对他的赏赐实在太少了，我想了想，还是要任命他为枢密使！庞籍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神情愕然，只好对仁宗说：总得让我们几个回到中书门下办公 室商量商量，明天再给您我们的意见。哪知道仁宗根本不耐烦，说：你们就别回中书门下办公室了，就在这宫殿的阁子里商量一下，我就坐在这儿等你们的意见。庞 籍等人没办法，只好在殿门阁子里议了议，那还能怎么样，只能同意了！于是仁宗的脸色才有所缓和。
宋仁宗的这种做法是不合北宋朝廷规矩的。 北宋时期，皇帝的旨意必须通过中书门下形成正式的诏书才能正式传达，皇帝不能随随便便一个人说了算。只有极少数的紧急情况，由皇帝亲自出手诏，这个才叫做 圣旨。宋仁宗任命狄青为枢密使可以说是特事特办，由他本人直接吩咐宰相现场办公，即刻发布任命书，连皇帝的手诏都免了，你们商量，我等着，商量好了直接报 上来，画勾、批准。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宋仁宗对狄青器重、信任到何种程度。
狄青既然如此忠诚，宋仁宗对他也如此器重，为什么欧阳修等人还如此信不过他呢？
归 结起来，历史的根子就在于宋太祖赵匡胤这皇帝做得不光彩，抢了人家孤儿寡母的位子。想当年，赵匡胤身为周世宗手下大将，任殿前都指挥使，乃是禁军的最高统 帅。周世宗死后，七岁的儿子继位，是为周恭帝。当时听说辽国派兵南下侵袭后周，皇太后与众大臣莫辨真假，派遣赵匡胤前去抵御，结果赵匡胤行军至陈桥驿，发 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除周恭帝，自己做了皇帝。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杯酒释兵权”。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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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宋太祖宴请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酒酣之际，宋太祖对众将说：“要不是靠大家拥立我做不了皇帝，但是做 了天子我天天睡不着觉。”石守信等人问道：“陛下如今贵为天子，还有什么担心的？”宋太祖说：“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人连忙表白说：“如今 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苦笑着说：“你们虽然不会有异心，但是假如有朝一日部下将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做皇帝，恐怕也不行吧！”石守信 等人一听，慌忙跪下说：“我们生性愚钝，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为我们指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图的是什么？无非是享受荣华富贵 罢了。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份家业，自己也可以饮酒作乐。这样，我们君臣之间没有了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 当然不傻，第二天就纷纷交出兵权了。“杯酒释兵权”当然只是个开头，要将“杯酒释兵权”制度化，赵匡胤还立了三条规矩：
第一，建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只有发兵、调兵之权。设置三衙统领负责掌管禁军，但只有领兵之权，却无调、发兵力之权。这样一来，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统治。
第二，将全国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京城驻军的数量与外地驻军数量总和大体相当，以此做到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没有力量发生变乱，这样皇帝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无论是京城还是驻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轮流驻防。用这种方式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军队叛乱的可能。
针对地方节度使势力，则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
第一，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三年一更换，这些官员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各地节度使。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造成通判与知州相互制约的格局。
第二，各地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从而将地方财权完全收归中央。
第三，各州长官将地方军队最骁勇强壮的军士选送到京城禁军中去。这样中央禁军就集中了全国的精兵，地方军队就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抗衡了。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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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北宋时期对于军事力量的控制多么严格！而现在，宋仁宗居然任命狄青这样一个身经百战、深受将士爱戴的职业军人做了全国最高军事首长，这在欧阳修等人看来，简直就是头脑发昏！他们怎么能不三番五次地上书宋仁宗，要求罢免狄青的枢密使职务呢？显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狄青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狄青是伟大的战士，是时代的英雄。京城里的贩夫走卒，军队里的普通士兵，都热衷于传扬有关狄青由贫贱而骤然富贵的传奇经历，反复称颂狄青的神威与武功。狄青每次上街的时候，都会引来大批的“粉丝”围观，以至于造成交通拥堵。这些都引起了朝廷大臣们的猜忌与不满。
这 一次京城发大水，遭了洪灾，狄青家里也不能幸免，可是关于狄青的流言蜚语反而更多了。原来狄青他们家为了躲避洪水，搬到大相国寺去住。别人就看见狄青身着 官服在大相国寺的宝殿上走来走去，不久就有谣言传出来，有人猜疑狄青住在大相国寺里恐怕心怀异志。不久，又有人说，狄青家养的狗生出了角，狄青的家中常常 发出奇怪的光芒。所有这些奇怪的现象，都说明狄青有图谋不轨之嫌。
嘉祐元年（1056年），宋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有的大臣就上书说，天下有最值得忧患的事情，也有最值得怀疑的事情，现在皇上病好了，最忧患的事情不存在了，可是最令人怀疑的事情还存在着。其锋芒分明直指狄青。
这 一连串的事件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智子疑邻”的故事。只要我先入为主，觉得就是你偷了我们家的斧头，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小偷。狄青本来是个清清白白的忠 臣，但是在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之下，在北宋的文官大臣们的眼中，狄青这位出身士兵的职业军人，这位最高军事首长，怎么看怎么做都像是要谋反要兵变的安禄 山。
也许是为了彻底说服宋仁宗，欧阳修甚至给宋仁宗上起了天人感应的课程：
凡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见也。……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推类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论水灾疏》）
阴阳五行灾异之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有一条是要信的。那就是水者，属于阴性之物，兵者，主生死之事，也属于阴性之物，以此类推，武将武官大体也是属于阴性的吧？所以发大水必定是上天警告皇上要警惕朝廷的武将了！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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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欧阳修已经在事实上将狄青看做是威胁朝廷安危的潜在力量。在欧阳修以及众位文官的心目中，只要是一介武夫做了枢密使，就是危害 国家安全。欧阳修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谏皇帝，就是基于对朝廷安危的考虑，而且他反复讲自己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全狄青的名节。所以他是一个忠臣，狄青也是 一个忠臣，他们俩都没有错，那么到底错在哪儿呢？你能说错在体制吗？也不行，因为严格来说体制也没有错。赵匡胤确定的体制就是为了维持北宋王朝的长治久 安。在当时，这样的体制就能确保朝廷不发生内乱。因此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没有对也没有错，狄青杀敌有功，被提升为枢密使，没有错，欧阳修要求罢免狄青也有道 理。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有时候无法也很难对历史的真相做出判断，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存在的都有可能是合理的，而任何合理的也都有可能存在。如果说，欧阳修这一系列激烈的劝谏之语是有效的前锋突击，那么宰相文彦博的言论就是关键的临门一脚，这一脚便将狄青的性命最终断送掉了。
文 彦博说，狄青应该尽快离开枢密使这个位置，这样对他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文彦博向宋仁宗建议，让狄青出京担任两镇的节度使。宋仁宗向狄青转达了文彦博 的建议，可是狄青不同意，他有两个依据：第一，我没有立新功，有什么资格去领两镇节度使；第二，我又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离开枢密使的位置，去地方做官？ 宋仁宗听了后觉得也有道理，就向文彦博转述了狄青的意见，宋仁宗一再对文彦博说：你们放心吧，狄青绝对是忠臣。文彦博没客气，直接对仁宗说：“想当年，我 朝的太祖皇帝赵匡胤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是因为获得了军队将士的拥戴，就发生了陈桥之变。”这一闷棍将仁宗彻底打晕了，打沉默了。狄青还不知道仁宗 与文彦博见过面说过话了，他径直来到中书门下办公地，要讨个说法。文彦博直勾勾地看着他，说：“没啥说法，一句话，朝廷就是不放心你，对你存有疑心！”
狄青终于被外放至陈州担任知州。朝廷依然对他很不放心，每个月两次派宦官去探望他，实际上是在观察他的言行与变化。狄青后来一听到宦官要来看望他，就会一整天惊疑不定。狄青最终在抑郁与惊慌中死去，年仅五十岁。
第七讲 忠臣反被忠臣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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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事情的结果。一代名将狄青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没有血染疆 场，马革裹尸，却死在了自己国家大臣们的猜忌、排斥与打击之中。这样一个结果，使狄青的死有了悲剧的色彩，也使欧阳修这一系列言论有了逼人致死的嫌疑。清代著名学者汪懋麟对狄青之死有精彩的评论。他认为：
狄 青虽然出身行伍，十余年间便荣膺枢密使之职。其领受皇恩最多，官位已登峰造极，又值国家承平之际，没有谋反的理由。狄青虽然是个职业军人，却熟读《春秋左 氏传》与各家兵法，再从他不奉诏除去面部刺字等一系列事情都可看出，他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不可能做背叛国家之事。
汪懋麟进一步指出：
即便当时有关狄青的流言蜚语甚多，欧阳修等人也应该直接劝诫狄青自己主动辞去枢密使职务，而不应该向皇帝上书，导致皇帝怀疑狄青。而正是这种莫须有的怀疑，最终导致狄青郁郁而终。得亏宋仁宗比较宽容大度，要是换了一个猜忌心很重的皇帝，狄青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汪懋麟感叹：狄青勇敢无畏，功勋卓著，深明大义，欧阳修尚且如此怀疑他，那么可以想象，继之而起的将士们，谁还肯为宋王朝出生入死捍卫社稷江山呢？宋朝末年边防空虚，士卒疲惫，败仗连连，未尝与此没有关系啊！
汪 懋麟讲得确实不错。两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使其自食其果，在后来的与少数民族政权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 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宋神宗亲自撰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亡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白费精神啊！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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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曾巩，字子固，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生于江西南丰，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病逝 于江苏南京，享年六十五岁。曾巩是北宋著名散文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 对他非常器重，但是我们当代人对他却不太了解。很多人都感到不解：曾巩名气这么小，凭什么入选“唐宋八大家”？
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给我们的感觉有点像“七加一”——那七位大家比较容易记住，一般最后才会想起他来。为什么呢？细细想来，那七大家除了散文成就之外，多多少少还有些别的成就或者原因，能够让我们记得住。
比 如韩愈，他的散文名篇《师说》很多人都非常熟悉。韩愈的诗写得也不错。如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你只要想起这首诗，也能马上说出韩愈的名字。比如柳宗元，他的《捕蛇者说》、《黔之驴》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散文名篇，他的“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你也很熟悉。《醉翁亭记》当然是欧阳修最知名的作品，但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 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的词句也多少次打动过你，让你永远记得欧阳修也是词中的名家。
苏轼自然不必说了，从哪方面都不可能忘记他，而且只能是“叫我如何不想他”。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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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有一点难度，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但也不要紧，他有个好兄长，足以帮他这个忙。每到中秋，你必会记起苏辙，因为苏轼《水调歌 头·中秋》中有一句著名表白：“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我整夜喝酒喝到大天亮，大醉，写了这首 词给我兄弟苏辙苏子由，我想他。以后你一看到中秋月，就自然会想起苏子瞻的弟弟苏子由。苏洵也有点难。虽然他是苏轼的父亲，但很遗憾，苏轼没有再写一首《水调歌头》给他。那也没关系，只要你背过《三字经》就行。《三字经》里说得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洵。
还有王安石。关于王安石，你即便忘记了他的一切，也不会忘记他是中国古代知名度最高的改革家之一。更不用说他还写了那首著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只 有这个曾巩，既没有流传千古的名诗、名词、名文，也没有名气大得震天响的父母兄弟姐妹，更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功勋。要说政绩，我们似乎还会吃惊：曾巩 做过官吗？要说个性，我们同样会感到陌生，因为他的生活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根本谈不上关注。那么，既然是文学家，诗词总是写过的，虽然不至于大名垂宇 宙，至少也有几首佳作吧？然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却说他根本就不擅长此道。譬如曾巩的门生秦观就曾说：“曾子固文章绝妙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宋·孙觌 《与曾伯端书》引秦观语）他写文章的确写得好，但是这个人不擅长写诗词、骈文这一类合辙押韵的文学作品。同为曾巩门生的陈师道也说：“世语云：‘苏明允不 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后山诗话》）李清照则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 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词论》）核心意思就是一个：曾巩并不擅长写诗词。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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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个个性怪异的读书人，名叫刘渊材。他跟别人讲，我平生所遗恨者只有五件事。别人问他是哪五件事，他却闭目不答。过了好久才 讲：我不能说，我说话总是不合时宜，恐怕说出来你们会笑话我，轻视我。问他的人更加好奇，就一个劲儿鼓动他说出来，并保证决不笑话他。于是，刘渊材就说： 第一，遗恨鲥鱼刺太多；第二，遗恨金橘味道太酸；第三，遗恨莼菜菜性过冷；第四，遗恨海棠花没有香气；第五，遗恨著名散文家曾巩不会写诗。周围人一听他平 生遗恨的原是这么几件互不搭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刘渊材立刻瞪大眼睛说：你看你看，我说你们会笑话我、轻视我，果然如此！刘渊材说话固然有点儿不靠谱，但是却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他眼里，曾巩不擅长写诗词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果没有这个遗憾，曾巩在他心目中就很完美了。
曾 巩到底会不会写诗词呢？当然会。曾巩现存诗作四百多首，风格大都比较质朴，词则仅存一首。与苏轼、欧阳修这样的诗词大家相比，曾巩的诗词当然谈不上有多大 成就，但也不至于像秦观、陈师道说的那么严重。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觉得曾巩作为一个文学家，无论才气还是名气都与“唐宋八大家”的总体名气不相称，这么一 个默默无闻的人，茅坤怎么会将他选入其中呢？在对曾巩的评价上，难道我们与茅坤真的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吗？曾巩的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要想了解这一点，就必 须回到北宋时代，回到曾巩的时代，回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对曾巩的评价中去。
首先来看欧阳修的评价。
欧阳修对曾巩的评价很高。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的文章，就称赞他说：
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送曾巩秀才序》）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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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曾巩的文章从思想立意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从艺术上，从文章的章法来看，也已经比较成熟了。在赠给朋友的一首诗中，欧阳修记述了自己对曾巩的印象：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送杨辟秀才》）
我第一次见到曾巩，心里就暗暗称奇，他是如此的独特轩昂，仿佛众鸟中的大雕一样杰出。他甚至忍不住直截了当地告诉曾巩，在我的门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他 对曾巩是如此偏爱，以致凡是好事都想到是曾巩做的，并因此闹过几次不大不小的误会。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他看到一份非常出 色的试卷，便一眼认定这是曾巩的卷子。他有心将这份试卷点为第一名，却担心公布之后，别人会说他徇私舞弊，照顾自己最喜欢的学生兼小老乡。思之再三终于忍 痛点为第二名，结果试卷公布之后并非曾巩，而是苏轼。
王安石是北宋散文大家。他曾受邀为许子春撰写家谱，许子春收到家谱后又寄给欧阳修， 请他审订，却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欧阳修一直没来得及看，后来晾晒书籍的时候，看到了，觉得写得很不错。最初怀疑是王安石所做，后来思来想去，觉得王安石 不够水平，“曰：‘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明·何良俊《何氏语林》）王安石怎么能写得这么好？不可能，一定是曾巩所做！结果弄出了笑话。
王安石对曾巩也是备加推崇。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与曾巩在京城第一次见面，互相倾慕，结为至交。当时有人诽谤曾巩，王安石为曾巩辩护。在赠给曾巩的诗中，他说：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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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的文章无人能比，他就好比是天上的星斗，陆地上的江海一样。王安石紧接着打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比方，他说：曾巩就是死了，也会成为班固和扬雄那样不朽的人物，流传千古。王安石比较曾巩与自己的其他朋友，认为：“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答段缝书》）在我的朋友中，若论文学水平、议论文章的水平，无人能与之匹敌。在给王景山的信中，他纠正对方的偏见：
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答王景山书》）
您认为江南士大夫会写文章的人不多，可是在我交往的人当中，江西人李觏、曾巩都是豪杰之士。江南士大夫太多了，您未必个个都认识吧？
在给曾巩的诗中，他称赞曾巩学问渊博，乃是当世豪杰，认为自己的水平太低，无法与曾巩相比肩：“爱子所守卓，忧予不能攀。”（《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文学大家，后来还身居宰相高位，他推崇的人物，应该够杰出了。
苏 轼比曾巩小十几岁，却是同年进士，都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对曾巩也非常尊崇。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苏轼在四川为母亲守丧期间，特意推荐两位四川 学子带着自己的文章去京城拜访曾巩。后来，苏轼又专门给曾巩写信，请曾巩为自己的伯父撰写墓志铭，这说明苏轼对曾巩的道德文章是极为钦佩的。在一首诗中， 苏轼这样称赞曾巩：
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欧阳修门下的才子太多了，只有你曾巩才华超逸，技压群芳。换句话说，欧阳公门下的花朵太多了，只有您这一朵花开得最鲜艳最芬芳，没人能跟您相比。
苏辙也曾称赞曾巩：“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巩舍人挽词》)儒学修养堪比战国时代的孟子、荀子，文章可与两汉时代相比肩。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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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了。曾巩年届不惑方才考中进士，大半生穷困潦倒，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是北宋文坛、 政坛上极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用不着阿谀奉承曾巩这个穷书生。结论只有一个：曾巩是北宋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成就不仅赢得了同时代精英阶层的认同， 而且在社会与民间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曾巩去世后，人们是这样评价他的：
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韩维《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
自从唐朝衰落以来，数百年间文章之道越来越偏离正确的方向。欧阳修开始确立文章之正道，恢复古文的风雅体式。紧随其后的，便是曾巩与王安石，他们的文章为天下读书人所宗法。于是大宋王朝的文章，与汉唐之文遥相辉映。
可见，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曾巩的成就与贡献仅次于欧阳修，与王安石并驾齐驱。
曾巩的弟弟曾肇则是这样评价兄长的：
是 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 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 《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子固先生行状》）
宋朝建立八十多年了，天下无事，英才辈出。先有欧阳修卓然独立，成为学者们的榜 样，后有曾巩出世，与欧阳公齐名。上自朝廷，下至街头巷尾、天涯海角，连女人小孩子都能说出曾巩的名字。他写的文章，不到一个月就会流布天下。文人士大 夫、学者们争相传抄口诵，唯恐得到得太晚。人们都说他的文章与汉代的司马迁、唐朝的韩愈非常相近，其文章的核心就是倡导仁义道德，即便是《诗经》《尚书》 作者的境界也未必能超得过他。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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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神奇的还是陈师道，苏门六君子之一。他是宋代的大诗人，年轻的时候曾拿着十余万言的文章拜谒曾巩，态度非常狂傲，但曾巩并不介意， 开始动手删减这篇十万多字的大文章。结果文章变短了，内容却更充实了。曾巩告诫这位年轻作家要“持之以厚”，做人要厚道。陈师道因此对曾巩佩服得五体投 地。曾巩去世之后，陈师道十分悲痛，写了两首诗寄托哀思，这两首诗的名字很奇特，叫做《妾薄命》，意思就是：奴家的命好苦啊！其一云：
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
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
其二云：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捐世不待老，惠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
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
翻译成现代白话散文诗就是：
夫君你生前对我万般爱宠，谁知奴家我红颜薄命，未能陪伴你一同走完生命旅程。我正在翩翩起舞为你祝寿，谁知转眼间你就离开人世，我只能在阴森的墓地为你送行。
我强忍悲痛穿上你喜爱的衣裳，可我如何能够与别人同欢共衾？我的哭声直达青天之上，我的泪水流到黄泉之中。你就这样走了，无知无觉，只留下我一人在这里暗自伤神！
你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从此再也感受不到你的温存，死亡的痛苦尚可承受，在无穷的思念中苟活却实难隐忍！我之所以痛苦，并非没有出路，而是因为早早将一切都交付给你。你若在天有灵，我愿意就这样随你而去，谁肯在这熟识的歌舞之地，聆听夜雨中的寒蝉哀鸣！
这完全是妻子献给亡夫的哀歌、祭歌。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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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薄命》本是一曲乐府古题，其主题大多是女子哭诉自己红颜薄命，不能享受爱情或家庭生活的幸福。在这里，陈师道将自己比作薄命的妻 子，将老师曾巩比作亡故的丈夫。诗中模拟妻子的口吻，尽情倾诉对曾巩的爱戴与思念之情。两首诗写得如泣如诉，可悲可叹。以这样的文学方式来诉说自己对老师 的崇敬、思念之情，也可算得上是古今奇观了！大家也许会说，既然曾巩如此才华横溢，当时文坛对曾巩评价如此之高，欧阳修又对他如此器重， 认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那欧阳修为什么将领袖未来文坛的重任交给了苏轼，并没有交给曾巩呢？同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与曾巩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而 曾巩的文章究竟又有那些特点呢？
首先应当确认的是，曾巩与苏轼一样，都已经达到北宋时期第一流的文学水平，也都具有领袖文坛的潜在素质。 而且从个人才性品质而言，曾巩似乎更接近欧阳修，更得欧阳修的喜爱。但领袖文坛、蔚为一代文宗的历史使命，绝不会如此简单的就由某某人承担起来，这其中有 太多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欧阳修的选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苏轼的文章率性自然，出入佛道，杂糅百家， 既有纵横之士的雄辩，又有孟荀文章的气派，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博则博矣，但也不免过于驳杂。与苏轼相比，曾巩文章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保持极其纯正的儒学品 质。曾巩的文章，不蔓不枝，严格维护原始儒学的正统与纯洁，绝不沾染一点点佛道之类的异端色彩。他的文章密切关注现实，严谨周密，不浮夸不空谈，脚踏实 地，注重实效。
至于当时文坛上其他几位大作家，则各有各的特色。譬如苏洵的文章汪洋恣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文章奇崛峭拔，斩截有力；欧 阳修的文章从容平易，舒缓自然；苏辙的文章则汪洋淡泊、醇厚秀杰。总之，与他们相比，曾巩的文章树立了一种新的典范，这就是纯正的思想，端正的姿态，典雅 的语言，严谨的布局，踏实的作风，实用的目的。这也是一种文章之美，是一种美学的风格与标准。北宋文坛的那些大腕儿们之所以那么推崇曾巩，其主要原因就在 于此，他们推崇曾巩，就是在推崇这种新的文章风范、文章之美，这就是曾巩之为曾巩，能够立足于北宋文坛的主要原因。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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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文章之美固然纯正端庄，却也因此缺乏一种冲决时弊、廓清暮气的朝气，缺乏苏轼文章特有的磅礴通脱、敏锐灵秀 与博大睿智，而这恰恰是当时文坛所亟需的一股革新力量，只有这样强健的力量，方能革除因循，开辟新局。再加之苏轼后来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多方面成 就与影响力，遂造成他继承欧阳修衣钵，领袖时代群伦，推动宋代文学达到新高潮的天下文宗地位。有了这一番比较，我们对曾巩的文章特点大体 有了一些基本的感觉。形象一点说，曾巩的文章好比一池清水，非常纯净，没有一点渣滓。然而我们知道水至清则无鱼，水太干净了就没有营养了，话太纯正了也就 不活泼不精彩了。曾巩的文章真可谓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庄重有余，活泼不足；思考有余，趣味不足。
我们来看看曾巩的《墨池记》。文章说：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
江 西临川城的东面，有一块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之上，有一口长方形的水池，人们称之为王羲之墨池。据说王羲之早年练习书法，曾在这池中洗笔，池水 因此都变黑了。想当初王羲之不愿出来做官，遍游吴越之地，泛舟江湖，寄情山水。当他尽情遨游的时候，也许曾在这里休息过吧！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日臻化境，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书法造诣，也是因为刻苦用功的结果，并非天才所致。后人的书法之所以达不到王羲之的水平，恐怕没有王羲之那么用功。看来学习还是不能偷懒，要多用功。更何况想要取得很高的道德造诣呢？那就更得多用功了。
墨 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 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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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墨池旁边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担心墨池的故事会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他对我说：“希望您 写篇文章纪念一下。”我想王盛的心思，无非是担心后人忘记王羲之的事迹与遗迹。并且也想宣传王羲之临池苦练书法的事迹，来勉励学生好好学习。王羲之不过有 书法这一技之长，后人对他尚且推崇至此，仁人君子们的高尚道德，对后人的影响岂不是更大！文章本是写墨池的，由墨池引至王羲之苦练书法， 又说书法本非天成实由苦练所致，由此引发学习亦当苦练、道德更需勤修的感慨。接着说人们既能推崇一技之长，更会推崇仁义道德，因此为学者当勤修道德，而仁 义道德也一定会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源远流长。整篇文章没有多余的废话，来来回回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要刻苦学习，要勤修道德。语言简朴，内涵纯正，结构也很 简单。这就是曾巩文章的特点：纯真、规范、端正。
假设由欧阳修来写这篇《墨池记》，也许由高地、新城、溪水写起，也许从辨析墨池之真假说 起，然后层层点染写开来。不仅要大发议论，更要铺叙景物，还要纵横说理，必然将这一篇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方才罢手。如果是苏轼来写就更加精彩。仅仅就王 羲之隐而不仕，遨游吴越，泛舟山水这一层意思，苏轼便会大发奇想，旁征博引，使出那从心所欲、无往而不至的天才手段，将这篇墨池之记铺排得上天入地。又会 剔抉出王羲之那些逸闻趣事，将佛道、阴阳、纵横、隐逸之说一并打入墨池之中，融会贯通，一口气道出古今演义、人事兴亡的一番大道理，又将时光无限、人生有 命的慨叹寄寓其中，岂不快哉？可是快则快矣，才气横溢，却也显得过于驳杂，略有些浮夸之气，不如曾巩的文章纯净、端正。换言之，苏轼的文章是没有章法可循 的，他的文章以无法而胜；曾巩的文章是依靠章法而行的。
现在我们对曾巩的文章大体有些概念了。那么，曾巩的文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格呢？
曾 巩的一生比较简单，从十几岁开始念书，到三十九岁中科举进士之前，一直在家乡半耕半读，“宅”了二十多年。后来出去又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既没有像欧阳 修、王安石那样参与或经历过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像韩愈、苏轼那样一生都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他的生活阅历不很丰富，也比较单纯，遂逐渐养成沉静内敛的个 性。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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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又长期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负责整理、编校古代典籍。他在遍览群籍、编校典籍之余，撰写了不少目录序文，如《〈战国策〉 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这类文章不仅阐明古籍的存佚流传，而且借叙说朝代兴亡而标举儒家的义理学说。其文风自然是议论多于 抒情，说理多于谐趣，端正有余而灵动不足。这也正是曾巩的风格，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前面我们曾说这类文章也是一种美，什么美呢？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中 和之美，一种敦厚端庄的平和之美，一种沉静充实的祥和之美。曾巩的文章不够生动不够有趣，但他的文章是最规范的。对于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 来说，如何学习走路？你天天带他到田径场，看世界短跑冠军跑步，能学好吗？不可能，学走路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先从站稳脚跟学起，要先学好规矩，打好基 础，以后才谈得上快步如飞。写文章也一样。对于一个初学文章的人来说，一开始就学写庄子的文章、李白的文章、苏轼的文章，不仅学不像，反而会落得个邯郸学 步的下场——走不像走，跑不像跑，爬不像爬。那么，对初学者而言，谁的文章最具有典范价值呢？就是曾巩的文章。学习曾巩的文章最容易入手。曾巩的文章语言 简洁、典雅，布局端正、严谨，思想单一、纯净。虽然不免有点保守呆板，但是从学习的角度而言，是最实用的典范之文。
曾巩的文章、道德在北 宋备受大家们的推崇。到了南宋时期，大哲学家朱熹非常欣赏曾巩，他读曾文手不释卷，并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认为曾巩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家，认为他的文章 是孟子、韩愈以来写得最好的，明代人茅坤甚至认为朱熹文章的规矩就是从曾巩处学来的。朱熹如此盛赞曾巩，自然与南宋理学家撰文多倾向思辨说理有关，但是朱 熹的尺度把握得很好，他并没打算将曾巩索性变成一个理学家、哲学家。在南宋理学家中，朱熹的文采是最好的。在他眼里，曾巩主要还是一个文学家、散文家。朱 熹虽然不喜欢三苏，不喜欢苏轼的议论，但未必不欣赏苏轼的词采；朱熹固然喜欢曾巩，喜欢他的议论，却未必欣赏曾巩的词采。这便是朱熹对曾巩的态度。
应 当说，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很重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朱熹在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曾巩的充分肯定，有助于提升曾巩在后世的知名 度。可是，朱熹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在他身后，曾巩的名气与地位会像火箭一样直线蹿升，一些人甚至将曾巩捧上了天，认为他是可与孔孟、程朱相比肩的大哲学 家。曾巩的身份也就此摇身一变，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哲学家、理学家，甚至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人了。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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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南宋孝宗时期，曾巩的老乡、江西南丰人陈宗礼对曾巩非常崇拜。他认为，苏轼兄弟的文章非常奇 妙，曾巩文章非常端正。奇妙的文章变化多端，如天马行空，如云中游龙，但并非日常生活必需之用；端正的文章则如黄金美玉，如同棉被可以保暖，粟米可以充 饥，一日都不可缺少，但是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这就是曾巩文章对我们的重要性。因此，陈宗礼认为，曾巩实在太重要了，他不仅是位古文大家，而且 是一位大大的理学家。在他的推动下，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南丰郡守杨 亲自主持建造了曾文定公祠，将曾巩当作理学家来祭祀，让曾巩年年岁岁接 受子孙后辈的供奉。给曾巩增添理学家的头衔，也符合南宋时期尊崇理学家甚于文学家的风尚，迎合了当时人褒扬道德甚于文章的传统。
宋元之 际，江西南丰人、著名学者刘埙将曾巩的地位抬得更高。他认为，曾巩最大的贡献在于：“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隐居通议》）也就是说曾巩对古代儒家思 想的贡献在于上承孟子之学，下开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学派。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曾巩的族孙曾元翊又发起族人新建曾文定公祠堂，更加 隆重地祭祀曾巩。这样一来，前有陈宗礼提升曾巩为理学家，后有刘埙进一步提升曾巩成为孔孟至周程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家，再加上南丰曾氏后裔对曾巩的祭奠与 尊奉，曾巩的身份较之在北宋时期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被神化成为一个远离人群远离人间的圣人。
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开始发生转变。
明代的时候，文坛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流派叫做唐宋派。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叫做茅坤。茅坤倡导人们学习唐宋古文，并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曾巩从此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进入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散文家行列，从此流传后世数百年不衰。
那 么，茅坤为什么要选曾巩呢？难道就是因为曾巩在宋元之际被提升为理学家的缘故吗？不是。是因为曾巩是一位优秀的文章家、散文家。唐宋派的文学家们认为，学 习文章不可盲目模仿古人，学习先秦两汉时代的文章固然很好，但比较起来首先要学习唐宋文章，因为先秦两汉的文章乃是古代散文的发轫初期，尚无刻意的章法可 循，而唐宋文章则已经具有了一些规范的章法。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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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文章里又特别强调要学习宋代的文章，因为宋代的文章自然平易，较之唐代文章更加成熟，更适合学习。在宋代文章中，又以曾巩的文 章最值得学习。因为曾巩的文章中，既有儒家的义理，又有文章的规矩。当时有一种说法：要想学习司马迁的文章，就先学习班固的文章，要想学习班固的文章，就 先学习欧阳修的文章，而要想学习欧阳修的文章，就得先学习曾巩的文章。这就叫做循序渐进。为什么先从曾巩的文章学起呢？
前 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曾巩的文章与北宋其他几位散文大家的差异。苏轼的文章没有章法，思想博通无涯，根本不适合初学者学习。苏洵的文章取法战国策士之文，纵横 捭阖、气势如虹。王安石的文章如刀砍斧凿。苏辙的文章则过于文弱。欧阳修的文章倒是很平易，可是他的文章除了平易之外，还有一种摇曳多姿、波光潋滟的情 韵，实在是初学者难以体会的精神。数来数去，就是曾巩的文章最为纯正，最为规范，最适合初学者学习。学习者可以由曾巩这里入手，学到作文的基本规矩，再进 一步深入其中，或者学老苏，或者学东坡，或者学醉翁，或者学荆公，根据性情学问，各取所需，岂不善哉？
这便是茅坤选曾巩入唐宋八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 代人对曾巩更是情有独钟。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明代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选韩愈文352篇、柳宗元文120篇、欧阳修文286篇、苏 洵文60篇、苏轼文251篇、苏辙文172篇、曾巩文87篇、王安石文219篇。曾巩的文章数量倒数第二，仅仅高于苏洵。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张伯行重 新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选韩愈文60篇、柳宗元文18篇、欧阳修文38篇、苏洵文2篇、苏轼文26篇、苏辙文27篇、曾巩文128篇、王安石文 17篇。曾巩的文章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七个人，独居榜首。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张伯行在评论曾巩文章时说：曾巩的文章，源自 儒家的“六经”，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文章传统，苏氏父子三人远不如他，甚至快要超过欧阳修的文章成就，只不过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朱熹喜欢曾巩的文 章，认为比欧阳修写得好。曾巩的文章深得儒家经典的精髓，所以理论纯正；深得《史记》、《汉书》的章法，所以语言纯净、章法精炼。文章写到这个程度，真可 以说是千古不朽了！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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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思想纯正、内容充实、语言纯净、章法科学、便于入手，这就是曾巩的好处。于是，曾巩再一次被高高地供了起 来。清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主张：写文章要遵守道统、治统、文统。所谓道统就是儒家的思想体系，治统就是现实统治秩序，文统就是符合前两者利益与 规范的文章之道。说白了，就是写文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遵守现实秩序，要用文章来表现道统、治统。道统、治统、文统三合一，表现出清代中后期文学家、政治 家、思想家三者利益的趋同与集合，这种文学主张当然深得康熙王朝的垂青与关注。而纵观历朝历代之文章家，谁与这个三合一的主张最为契合？桐城派认为，就是 曾巩。
可是很快，曾巩的好日子就结束了。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启蒙学者与救亡青年联合起来打倒“孔家店”，对中国传统文 化、传统思想包括传统文学进行全面的清算与批评。他们将唐宋以来流行的文选学目为妖孽，将清代以来的桐城派视作谬种，认为这都不是文学，是误国误民的坏思 想坏文学，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思想与文学。加之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学东渐，西方的散文观念也慢慢开始渗入人们的心中，逐渐改变了人们心中散文 的概念。大体说来，西方的散文概念主要是指美文，也就是记叙、抒情、写景之文，是所谓纯文学的文章。而中国古代的散文概念则较为宽泛，政论文、说理文、应 用文甚至说明文，只要写得条理清晰、文字通脱精炼，内容充实，有一定的艺术性，也都算是文学领域中的散文。简言之，许多在我们当代人看来比较枯燥、沉闷的 古代政论、说理之文，在那个时代都属于文学的范围。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曾巩以及他的文章，就觉得他的文章不大吸引人，也没有多少美感、趣味感，就怀 疑这样的文章家怎么能够入选八大家呢？殊不知在唐宋时代，这样的文章、文章家却是第一流的。
总之，一场“五四运动”，让曾巩倒了大霉。宋 元明清几百年来，曾巩一直备受推崇，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他的儒家思想纯净端正，文章符合道统、治统的要求，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好榜样。现在孔圣人都被批倒 批臭了，曾巩又怎么能有好果子吃呢？既然你们这些妖孽、谬种主张写古文先从曾巩入手，那么我们打倒孔家店也就从曾巩开始吧！于是近一百年来，曾巩一直默默 无闻，沉寂无声，仿佛又回到了当初他在乡间务农读书的时候。
第一讲 非常七加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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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曾巩到底还是不是七加一呢？如果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中进士算起，一直到1919年为 止。在这八百多年的时间里，曾巩不但不是七加一，恰恰相反，他的名声与地位正如芝麻开花，是节节高。如果按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选文的数量排序， 曾巩的选文数量遥遥领先其他七大家，说他是一加七还差不多。然而，从1919年到现在，这九十多年的时间里，曾巩不但是七加一，有时候连这个一的位置都快 保不住了。
与韩、柳、欧、苏、王等散文大家相比，曾巩的一生可谓平淡无奇，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永远都是不温不火的样子。但是他去世之后， 其名誉地位的变化真可谓一波三折。他一会儿是著名的散文家，一会儿是著名的理学家，一会儿是文章写作的楷模，一会儿又是承前启后的圣人，一会儿被捧上天 堂，一会儿被抛入地狱，一会儿是宗族祠堂里的神像，一会儿又是“孔家店”里的孽障。
那么，21世纪的我们，究竟该如何看曾巩呢？晚上回 家，坐在躺椅上，一灯作伴，翻开飘着书香的《墨池记》，静静地读，静静地看，你会感觉到曾巩的善良，曾巩的温情，他并不想强迫你接受什么，只是娓娓道来一 段想法，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对这个善良端正的读书人，我们可以保持应有的尊重与敬意。
面对曾巩，我们不再去想什么七加一、七加二。曾巩就是曾巩，他有自己的价值，他“这一个”的光从来都不需要借助“那七个”的光，他本身就是一颗巨大的恒星，一颗能发出无穷光与热的恒星。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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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唐宋八大家中，不乏多才多艺之人。欧阳修既会弹琴又能书法，还是著名藏书家、文物收藏家。苏 轼更不消说了。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曾巩似乎除了讲道理、写文章，领悟人生，与多才多艺没有什么关系。殊不知，在众人眼中默默无闻的曾巩，居然也是一位杰 出的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在《墨池记》中，曾巩对于王羲之的墨池遗迹推崇备至，从王羲之当年习书法的遗迹引申出：学习自当刻苦方能有所成，书法不过一技之 能，尚能流传如此之盛，何况儒学的风尚与美德呢？看来他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深有心得的。其实，曾巩不仅深谙书法之道，他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大家。有一个爆炸性 新闻可以证明这一点。
2009年11月间，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当曾巩的书法作品《局事多暇帖》出示在竞拍者 面前时，竞拍者纷纷举牌竞价，最终以1.08亿元天价成交。《局事多暇帖》为水墨纸本，尺寸仅29×38.2厘米。据考证，该帖为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十年 （1077年）五十八岁之前留下的墨迹，书法笔划清劲，字体修长，为曾巩存世罕见的墨宝。这幅《局事多暇帖》原本被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收藏，从不示 人。此次经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竭力动员，尤伦斯夫妇才将此帖拿出来拍卖。这次书法作品拍卖的最新天价，无疑在书法史上是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也让我们 对曾巩禁不住刮目相看！从“五四”以来，默默无闻将近一百年的曾巩，突然爆出如此之大的一个新闻，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曾巩那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惊人之举。
想 当初，曾巩自己因为家事所迫，不得不久居江西南丰乡里，谋求生计。在长达几十年的乡间生活中，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一介书生能有什么惊人之举。殊不知，这样一 个尚且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个默默读书的人，却三番五次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而他所推荐的人才，大家可能想都想不到，居然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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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曾巩入京城太学，结识了王安石。他们对彼此都很欣赏。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王安石对曾巩评价非常高，用了一个不大恰当的例子，说曾巩即便死了，也是班固、扬雄那样的人，会永垂不朽。王安石曾作《同学一别子固》一文，文曰：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江 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境 界才肯罢休。这个所谓的中庸境界，就是坚持原则，不偏不倚；善于折中，追求稳定、和谐；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王安石说，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能达到中庸的境 地，但我愿意跟在他左右，在他的帮助下前进，也许能够达到目的吧。
曾巩对王安石则是慧眼独具，早早看出他在政治上的卓越潜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二十六岁的曾巩极力向朝廷推荐二十四岁的王安石。在给翰林学士蔡襄的推荐信中，他说：
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庶知巩之非妄也。（《上蔡学士书》）
我 的朋友王安石，文章合乎古人的圣贤之道，虽然已经中了进士，但是世人对他还是不太了解。他也是一个非常自重自爱的人，不愿意轻易将自己推荐给别人。但是这 样的人，古今都不多见。如果您能将王安石推荐给朝廷，对天下会有大大的好处。我将王安石所写的文章寄给您，您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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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不是古今难得的人才，暂且不说。这个推荐王安石的举动倒真是古今少有的奇观。为什么？此时的曾巩只是一个身处江西乡野的落榜 生，而王安石则是春风得意的中榜进士，并且已经在扬州开始做官。这只能说明曾巩这个人，眼里只有国家，没有自己，没有私心。这种人格的力量怎么能不令人肃 然起敬呢？可能是觉得举荐的力度还不够，时隔不久，他又给时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欧阳修写信，再次举荐王安石，信曰：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上欧阳舍人书》）
你 注意到了没有？这封信与上一封给蔡襄的信几乎一字不差，简直像是直接复制过来的一样。不错，也许就是直接复制过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曾巩对王安石的评价 非常稳定，或者说，在曾巩看来，这个评价就是对王安石最准确最经典的评价。这两封信就一个核心意思：王安石是天下难得的栋梁之才，朝廷亟需这样的人才，这 样的人不用太可惜了。
时隔两年之后，庆历六年，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信中，再一次极力推荐王安石，其基本的评价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与欧阳舍人书》）
又写道：
信寄出去了，但是您出使河北，所以没有收到您的复信。但是我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我与王安石彼此非常信任，乃是知己之交，我对他是很了解的。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并不会妄求虚名。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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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还特别强调，自己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王安石，并不是在为王安石个人前途着想。我看到他是天下难得之才，可以担当圣人之道， 所以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我本人无德无才，先生您尚且对我恩遇有加，我总觉得不配，所以就想将天下真正有才华的贤能之士举荐到您的门下，请您将他们推荐给朝 廷。后来曾巩到金陵，特意从宣化渡江到了滁州，亲自拜见欧阳修，并在那里住了将近二十天，期间自然再次谈到王安石。辞别欧阳修后，曾巩立刻写信给王安石，通报了自己与欧阳修见面的情况，并将欧阳修对王安石的评价转告给他，希望王安石能够尽快与欧阳修建立联系：
欧 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 矣。……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 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与王介甫第一书》）
欧阳公看了你的文章，大加赞赏，说你的文章世所少有，这样的好文章不为世人所知，是我们这 些人的耻辱。欧阳公对你器重到如此程度。欧阳公正在编纂一个当代文学家的作品选，名曰《文林》，收录了不少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你的文章大多也编入其中 了。欧阳公很想见你一面，你看看能不能抽时间去一趟？你有什么话最好当面讲，写信是说不清楚的。
你说曾巩这样的举荐人上哪儿找去？就差把 会面的时间、地点给你安排好了。但是曾巩并不是一个和事佬，我们见识过他的原则性。他告诉王安石，别以为在欧阳公眼里你没有缺点，相反，你的毛病还不少。 我就先告诉你一点，欧阳公让我转告你，你的文章还不够开阔，遣词造句还是喜欢模拟别人的口气。欧阳公说了：别老学孟子、韩愈的文章，文章写作还是应该取法 自然，自然是最高的境界。
这就是曾巩，我热情地推荐你，但我也坦诚相告你的毛病。这就是公心，古人说“公生明”，只要有一颗公心，就会襟怀坦荡，坦诚相见。中国古代往往是文人相轻，像曾巩这样对待朋友的实在太少见了。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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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曾巩的文章端正纯净，说曾巩的为人淳朴仁厚，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曾 巩的惊人之举还不止于此。在南丰乡里居住期间，曾巩已经表现出了一位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唐宋时期，儒学与佛教、道教一直处在既互相斗争又彼此融合的状态。 很多儒家学者都是坚决反对佛道二教的。曾巩也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儒家学者，他写了一系列反对佛教、道教的文章。但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反对佛道二教的方式 与别人大为不同，起码与唐代韩愈反对佛教的方式方法不同。
在《原道》这篇文章中，韩愈这样批评佛道二教：
道家说：“为什么不实行远古无为而治的政策呢？”这就好像怪人们在冬天穿皮衣：“为什么你不穿简便凉快的衣服呢？”或者责怪人们饿了要吃饭：“饿了为什么不喝水，这样岂不更加简单？”
依照韩愈的做法，禁绝佛道二教的方法很简单，也很粗暴：
强令和尚、道士都还俗为普通百姓，然后将佛教的经卷道教的典籍统统烧掉，将佛寺、道观重新装修，改造成普通民房。
在《论佛骨表》中，韩愈甚至破口大骂：
佛 教不过是外夷的一种法术。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君主们不仅长寿而且在位时间长久，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君王不仅短命而且在位时 间短。佛本来就是不开化的夷狄之人，不懂君臣仁义、父子之情。假如他还活着，来到京城，皇上不过招待他吃顿饭，赐给他一套衣服也就打发走了。何况他已经死 了很久，现在却在皇宫里供奉他的遗骨。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现在皇上这样做实在不应该。我请求将这佛骨扔进火里水里，让这骗人的东西永远灭绝，使天 下人知道您才是天下的大圣人。
曾巩的做法则完全不同。
曾巩曾多次接受道士与僧人的邀请，为道观与佛寺撰写记文。本来接受别人的邀请而作的文章，一般都是多说好话，多说奉承的话才对。曾巩恰恰相反，每次都借着写这样的文字而反对佛教、道教，着力宣传儒学，但是他与韩愈不同，他的文章写得比较巧妙。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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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鹅湖院佛殿记》中，他主要是从佛殿花费巨资角度，对佛教直接提出批评。他说：江西信州铅山县的鹅湖院佛殿建成之后，寺主绍元和尚 请我为这佛殿写篇记文。我想说的是：现在朝廷正在西部边境用兵，全国上下都在紧缩银根，用省吃俭用的钱来支持国防。只有僧人们不用费心不用出力，也不用上 交赋税，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他们建造佛殿用的不也是国家的钱吗？费的不也是百姓的力吗？可是天下之人不以为怪反而习以为常。我看这座佛殿的花费不止十万 百万，恐怕有上千万甚至更多。花了这么多钱，不写一篇记文怎么可以？也难怪曾巩如是说。北宋时期，国家为了维持边境的安宁，除了战争以 外，花费确实不少。西夏名义上向宋朝称臣，可是为了满足这个所谓的“臣”的欲望，宋朝每年要给西夏十三万匹绢，五万两白银，二万斤茶叶；北宋还与辽国订立 合约，规定每年向辽国送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宋与西夏战事紧张的时候，辽国趁火打劫，要求每年再赠送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都加在 老百姓身上，而佛教徒们则安坐禅院，一边花费巨额钱财，一边面对国家负担不出钱也不出力，曾巩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江西分宁县（今属江西修水）寺僧省怀法师建成兜率院后，特请曾巩写一篇记文，曾巩写道：
佛 教发展到今天，一个数百里的县，佛教徒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佛寺建筑高大巍峨，亭台楼阁应有尽有。寺僧们锦衣玉食，比古代的贵族还要豪奢。古代一个数百里 的小国，供养国君的能力尚且不足，现在数百里的县里，生活奢华的僧侣何止成百上千，这样算来，老百姓的负担该有多么重？
可是很奇怪，官府 只对百姓极尽搜刮之能事，对于佛教徒们的奢华生活却视而不见，甚至还在他们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这样的事情我真是想不通！现在分宁县城内外，佛寺就有百八 十所，兜率院尤其奢华，其中殿宇、住宅、庖厨、马厩、仓库等建筑，功能齐全，无所不有。佛教的传播日益兴盛，我没有能力阻止它，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担心 的。只能写下我的忧虑，让佛教的徒子徒孙们知道，自己享受了多少利益，而老百姓受害无穷。希望官府了解这些情况，看看到底该怎么办呢？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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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通篇指斥佛教悖逆虚妄的种种罪状，悲叹僧侣的奢靡之风导致民风浇薄，更埋怨官府鱼肉百姓有余，善待佛祖却有加。曾巩接受佛教徒之邀约撰写此文，却并不曲意逢迎，实话实说，的确不失真君子的风采。宋仁宗庆历六年（1406年），曾巩的同乡、道士凌齐晔在江西南城县麻姑山上兴建仙都观，特请曾巩写一篇记文。曾巩也没客气，他劈头写道：
古 人盖房子都是有规矩的。凡是国君的宫殿，每面城墙开三个大门，每个门设三条车道，四个门一共十二条车道。现在“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视天子或过焉，其门亦 三之”（《仙都观三门记》）。你仙都观一面墙也开了三个门，跟皇宫一样，你这不是乱了规矩吗？唉！道教的势力越来越大，没办法呀！我看这仙都观的安家之地 真是个好地方，土地平整肥沃，盖房子种庄稼都合适，收成肯定比别处多出一倍，而且不会遭受水旱之灾。这大概是老天爷要赏给凌齐晔他们的吧？
这 个仙都观的门最初比较矮小，凌齐晔为了扩大道观的影响力，就扩张了大门，一面墙开了三个门。然后请我写一篇记文。凌齐晔是我的老乡，这是人情，不能不写。 可是你这道观盖得比皇宫还宏伟，这就违背了天下之公理。照顾你的人情，我写，可是你违背了天下公理，对不起，我只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可不能用人情来换 公理呀！凌道长你自己回家看看我这文章，合不合你的心意？你觉得我说得到底过分不过分？
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纯正儒者，曾巩对一些僧人、道 士的做法进行了巧妙的批评。然而，作为思想家的曾巩，当然不会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对于另外一些僧人、道士，他也进行了赞美和褒扬。那么，在赞扬之 外，曾巩还要表达什么样的独特看法？曾巩不停地抨击佛道二教，为什么僧人道士还反复请他撰写寺观记文呢？
曾巩也看到了这些僧人和道士的可 贵之处，文章写得非常巧妙。在《菜园院佛殿记》中，他说这个佛殿的住持可栖非常了得。他刚刚来到这个地方时，此地草木丛生，牛羊践踏，没有人居住。可栖很 高兴，认为“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菜园院佛殿记》）。别人看不上，我正好可以拿来做佛事。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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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开始给大家看病，一边看病，一边筹钱，用行医所得钱财慢慢建造佛殿，今天建一座寝室，明天建一座讲堂，后天建一座厨房等 等。现在其他建筑都大体齐备了，只有这个最大的大殿实在太贵，盖不起来。怎么办？就一点点募捐，今天一分钱，明天两分钱，后天三分钱，不管多少都接受。终 于募齐了所需款项，大殿居然建起来了！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年了。这一次，曾巩没有责怪僧人花钱太多，而是由衷地赞叹这位可栖和尚坚忍不拔的意志：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菜园院佛殿记》）
我 看佛教徒做事情实在太厉害了，他们不仅勤奋用力，而且有一种刚毅不可夺其志的决心，还有持之以恒的恒心。他们做事从不草率而成，从来不求速成，都从一点一 滴做起，从小到大，从易到难，所以从来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佛教难道仅仅是依靠他们的佛法感动世人吗？我看不是，他们的身上还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与无上的智 慧，可栖就是这样的人。
曾巩由此反思儒家的学者。他说：按理说，儒家的学说也是源远流长，儒者们也自以为造诣深厚，可是当他们做事的时 候，却没有佛教徒那样辛勤持久的意志力。看看现在庆历新政推行不过一两年，儒者们就纷纷攻击它，指责它不过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造福万世。所以儒家的学说虽 然流传千年，也有不少圣贤的经典著作，但终究很难发扬光大，其影响力反而远远不如佛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持之以恒的勤勉精神。
所以曾巩的意思是，今天看了这菜园院佛殿，写了这篇记文，就觉得应该学习人家佛教的长处。我们儒者不会建造如此奢靡的佛殿，但是可以学习他们建造佛殿的锲而不舍的精神。那他到底是在称赞这位可栖呢？还是在宣扬儒家的学说呢？应该说都有，这样的写法真是意味深长。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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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分宁县和尚道常主持修建了云峰院，又来请曾巩写记文。这一回曾巩没有责备儒者不够勤勉，而是夸奖 分宁县的百姓都很勤勉。文章说此地的人都很勤劳，全家只留一人看门送饭，其余的人都下地干活。男人种地，女人织布，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自食其力。但是这地 方的百姓有个致命的毛病：勤生而啬施，薄义而喜争。（《分宁县云峰院记》）
勤劳倒是非常勤劳，但是生性特别吝啬，而且薄 情寡义，喜欢争斗。曾巩说：当地人非常有钱，但是你要让他捐一分钱出来，等于要了他的命，要命有一条，要钱一个子儿也没有。非但如此，当地人彼此关系僵硬 缺少人情。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之间讲的是博弈不是人情，一言不合就立刻翻脸，彼此告发，甚至不惜伪造官印，仿造官文，瞒天过海，欺骗官府，满嘴谎话，就是衙 门打得半死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认罪。当地官员为此头疼得要命。
与当地人相比，云峰院的主持道常长老一样又不一样。
一样的 是，道常长老也非常勤劳。他费尽心力建起这座云峰院，殿宇楼阁、浮图法器一应俱全。但不一样的是，道常长老如果略有余粮或者余财，便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 绝对不会因此而斤斤计较。道常学佛尚且能够如此通达知理，如果他学习的是儒学先王之道，那么，以他的境界，谁又能保证他不是乡里一代人杰？
曾 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明确，他称赞这个住持不但勤勉，而且乐善好施。其实是在警诫世俗之人，虽则勤劳致富，但是太过斤斤计较，便失去了做人的境界。曾巩 说，道常请我来写一篇记文，目的就是想让这云峰院的历史能代代流传下去。曾巩很有感慨，世俗之人流传的总不能都是勤勉与悭吝。佛教徒尚且能做到，我们怎么 做不到呢？这篇文章崇尚和赞扬的是宽容与谦和的人道精神。
在《金山寺水陆堂记》中，曾巩借着重建金山寺水陆堂这个事由，说明任何事物都有兴废的过程，儒家的学说也是如此。如果儒学之道能够像金山寺水陆堂一样由废而兴，那就好了。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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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失火被焚。第二年，瑞新和尚筹款一百三十万重建了金山寺。曾巩感慨 金山寺据山望海，宏伟盛大，吸引众多信众。然而这世上毁于一时的人事多矣，大多难以恢复振兴。就好像儒家学说一样，委顿抑郁不振以至千年了。金山寺之所以 能够重建，得力于瑞新和尚的能力，而儒学要想重新振兴，也必须要有像瑞新这样的才杰之士。曾巩受僧道主持邀请为其寺观撰写记文，却反而借 题发挥，为儒学张目，委婉地批评佛道，这本来就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他如此来写，僧道们居然也并不介意，反而一再邀请他撰写此类记文。这说明，一方面，曾 巩的记文确实写得好，能够为寺观增辉；另一方面，在北宋时期，儒者与僧人道士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们虽然各执己见，但是也能够 彼此理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唐代，韩愈等人反对佛教，主要的立足点就是：它是外来宗教，是夷狄之人的落后文明，必将会给中华文明造成巨大伤害，中华文明必须对此予以坚决反对、拒绝。这反映了佛教在唐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境遇。
而 在宋代，曾巩等人反对佛教，主要的立足点就是：佛教不再是夷狄之文化，外来之文化，而是与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小说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并列 的一种文化。儒家也已经不再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它与佛道二教之间的争论，和与其他各家学说之间的争论没有本质的区别。
唐代韩愈等人对佛教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偏激，甚至将之视为夷狄外邦之落后文明，主要是由于安史之乱对盛唐王朝的毁灭性打击。在知识分子们看来，佛教已经成为毁灭大唐王朝的一股现实政治力量，它的存在给一代盛世造成巨大的伤害与难忘的警戒。
而在宋代，虽然佛教依然在士人与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对知识分子而言，它的危险级别远远没有成为威胁到宋王朝的外患与政治势力。更何况儒学在宋朝已经完全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儒学与佛道之学争论的主要领域不在政治，而在于学术、思想。
第四讲 风景这边独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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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唐宋以来，儒学在发展中，已经开始逐步吸取佛教思辨哲学的养分来充实自己，而佛教也开始渐渐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逐步改造 自己，使自己逐步由原始佛教转换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这方面，禅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简言之，儒释道三教融汇融通，这是宋代思想发展的主流，也正因此，曾 巩看待僧人道士，自然就透露出“都是自己人”的眼光，与韩愈有本质的不同；而僧人道士们看待曾巩的这一篇篇“奇怪”之文，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宽容理解。当 然，韩愈与曾巩对待佛教徒的不同态度，也与他们的个性差异有关。韩愈为人狂傲奔放，刚健弘毅。这位叱咤文坛的领袖不仅面对叛军毫无惧色，在朝堂上更是慷慨 激昂。他好为人师，招收后学“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无视“群怪聚骂，指目牵引”（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于佛老之学，他不遗余力乃至奋不顾身 地坚决反对，采取了绝不宽容的态度。
曾巩则不同。他个性淡泊沉稳，清贞自持，除了科举与仕途的挫折困顿之外，一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 浪。他评人论事一向中正平和，以理为据，不走极端，颇有儒者风范。其文如人，风格婉转平易，委曲详尽，从容不迫。所以对待佛教，既能坚守儒家立场，对佛教 的种种弊端予以坚决抨击，同时又能站在一个较为公平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佛教的优长之处，并明确指出应当学习佛教的长处与优点。曾巩反佛却不固执偏激， 排佛而不流于意气用事，始终抱着宽容与理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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